胡宗南是戴笠青年时代就拜把子的铁杆兄弟。两人交往密切，经常秉烛夜谈，通宵达旦地谋划国家大事。可以说两个人是一个阵营里的盟友。戴笠死后，毛人凤自认为是戴笠的继承人，自然也就继承了他各方的人际资源。这在毛人凤看来，是比戴笠留给他10万家产还要重要。
但是毛人凤心里也明白，自己跟戴笠比，毕竟矮了一头，不可能在胡宗南那里得到平起平坐的尊重。他应该要像戴笠过去那样对待胡宗南，时时将南京方面的政治动向，悄悄与之通报，让胡宗南觉得，戴笠虽死，耳目犹在。
毛人凤的存心示好让胡宗南感受到了他的诚意，两个人也有了更多的接触。不久，毛人凤就抓住机会帮了胡宗南一个大忙，这让胡宗南感激了他一辈子。
1947年，胡宗南对革命圣地延安发动了猖狂进攻。4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城，却把这吹嘘为重大胜利，并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而知道内情的人却相互通告，耻笑国民党的自欺欺人。
此刻的毛人凤因为在反共方面屡屡受到蒋介石的褒奖，正在得意之中。就在这时，一个人推开他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
“齐五兄，在思考什么军国大事啊？”
毛人凤抬头一看，原来来人是唐纵。他连忙站起来，一脸笑容地迎上去说：“乃建兄，今天有空来我这里看看了？快请坐吧。”
自从争夺保密局局长的斗争尘埃落定后，毛人凤和唐纵失去了共同利益，就又从冤家变成了一对挚友。尤其是在反共反人民的问题上，他们两个却团结得好像一个人。唐纵刚任警察署长时，昆明发生了“李闻血案”，这暴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多次呼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夫人外出，10时许回家路经青云街学院坡，被刺身负重伤，于次日凌晨5时逝世，临终时大骂“无耻”，高呼“我为民主而死！”
7月15日上午，闻一多赴云南大学致公堂参加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家门便被特务跟踪。会上，闻一多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下午，又往《民主周刊》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了反独裁、反内战的严正态度。会后，与长子闻立鹤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距家门不远处，被暗藏的特务枪杀，当场殉难。闻立鹤身中数枪，抢救脱险。
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延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均举行追悼大会，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暴行。蒋介石迫于压力，下令唐纵彻底调查“李闻血案”。可是唐纵刚当警察署长，还是光杆司令一个，没办法，只好去找毛人凤。没想到毛人凤十分慷慨地说：“乃建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西南站的大小特务，想用谁都可以。”在毛人凤的帮助下，唐纵迅速破案，把责任推到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身上，给了蒋介石洗白自己的借口。
唐纵迅速破案，深得蒋介石赏识，他对毛人凤日渐感激涕零起来，两人的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现在简直可以说是比较亲密了。
唐纵说：“我来有事告诉你。昨天胡宗南给我打电话，说是攻下延安，他要跟心爱的叶霞娣女士结婚，同时也是为满足故友戴雨农的心愿。”
当初给胡宗南和叶霞娣做媒，毛人凤也是其中的见证人。他立即同意出席胡宗南的婚礼。1947年3月28日，唐纵、毛人凤同机飞往延安。
延安已经被装饰一新，到处插满了青天白日旗。原先朴素的市容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浮华和铺张。唐纵和毛人凤一下飞机，就见胡宗南身穿陆军上将军服，胸佩“河图大勋章”，派头十足地站在飞机舷窗旁边。见飞机降落，他就快步走上来，仰着头跟他们二人打招呼。胡宗南个子矮小，但是十分有将军的派头。特别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的腰杆挺得更是非常直。
这时，一个英俊潇洒、颇有儒雅文人气质的人走过来低声对胡宗南说：“胡将军，饭局已经准备好，请客人直接去饭店吧。”
胡宗南忙拉住那人对唐纵和毛人凤说：“我忘记跟两位介绍了，这是我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他是熊希龄的孩子，非常能干。”唐纵一听是熊希龄之子，一时兴趣大增，他握住熊向晖的手说：“这样说来我们还是老乡呢！熊希龄先生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他当过内阁总理，兴实业、办教育，在民初可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啊！”
熊向晖说：“家父为救国救民做了一些事情，但民初政局混乱，军阀当道，实在是有所为而不能为啊！”
一时没说话的毛人凤盯着熊向晖说：“近世湖南人才辈出，自曾国藩以下，人才不可胜数，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熊向晖爽朗地笑着说：“毛先生过奖了。浙江省历来人文荟萃，科甲富于全国。近代也是开风气之先，像胡将军和毛局长都是浙江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党国重臣。”
熊向晖落落大方，给唐纵和毛人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两位特务头子都走了眼。熊向晖是共产党长期隐蔽在敌人核心的秘密英雄，直接受周恩来指挥，在血雨腥风的时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周恩来根据胡宗南爱附庸风雅的个性，特地派清末民初著名社会活动家熊希龄的儿子熊向晖潜入胡宗南部。当时由于胡宗南在抗日之初较为积极的抗战态度，中国共产党对其采取了温和的态度。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胡宗南开始追随蒋介石，对中共采取封锁、“围剿”等反动政策。为掌握胡宗南的军事调动及部署情况，周恩来决定起动熊向晖这条线，派王石坚到西安，跟熊向晖建立联系。而这时熊向晖也已巧妙地赢得胡宗南的信任，于是胡部的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延安，使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掌握之中。
1943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对延安进行闪电战，准备一举消灭陕甘宁边区政府。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发动闪击战的日期为7月9日。情况万分紧急，熊向晖迅速告诉王石坚，王即刻用电台告之延安。延安得知情报后，十分着急。这一天正好是周恩来、林彪等100多名中共干部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日子，大家决定跟胡宗南唱一唱空城计。7月4日，朱德给胡宗南发了一份电报，警告胡宗南不要轻开战衅，挑起内战。胡宗南以为陕北已经察觉他的动向，偷袭已毫无意义，于是把情况告诉蒋介石，取消了原定计划。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早已确定，只是完成军事部署，要等待一段时间，所以大放和平烟幕，实际上则密令胡宗南对威胁最大的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试图将中原解放军围歼之。熊向晖及时将情报告诉中央，周恩来又及时让李先念部署突围，蒋介石的计划再成泡影。
1947年初，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定于3月10日进攻延安。3月3日，熊向晖随胡宗南乘飞机回西安，当晚即将情报通知给王石坚，中央知道胡宗南进攻部署后，紧急做了安排。3月10日，胡宗南挺兵延安，发现延安竟然是一座空城，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见桌子上压着纸条，拿起来一看，上面写道：“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隐约觉得自己内部出现问题，所以让两位特工专家前来分析局势。
正当毛人凤和唐纵在陕西寻欢作乐的时候，北平方面却传来消息，根据截获的情报，叶翔之认为胡宗南的司令部也有共谍活动，但他一时弄不清共谍身份。他跟南京联系，才得知毛人凤已飞往延安。而且胡宗南的手下全部在喝喜酒，竟没有人接他的电报。叶翔之连忙安排飞机，亲自前往西安和毛人凤会合。刚好毛人凤一行也从延安返回西安，叶翔之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报告毛局长，您又有立功的机会了！经过昨天我们彻夜审查，终于发现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共产党！”
毛人凤一听，脸色立刻刷白。叶翔之缺乏察言观色的能力，还在接着说：“局座，这可是一个大案，您赶快通知胡将军，把熊向晖拘留起来吧。”
毛人凤一下就顺手把杯子砸过去，厉声说：“拘留什么？昨晚他就失踪了！”
叶翔之愣愣地看着他。毛人凤气呼呼地说：“我们昨天白天还在一起喝酒，可是到晚上，胡将军几次找他，都不见踪影，还以为他是喝醉了，休息去了。我估计，他应该是得到情报，早就溜走了。”
叶翔之惊讶地张开嘴，毛人凤心情极其烦躁。一想到共产党能够深入到国民党最核心的地方，而国民党的特务历次渗透、潜伏都遭到失败，这让他不由得十分憎恨，恨自己的无能和愚蠢。
“局座，还是报告委员长吧。”叶翔之急欲请功。
毛人凤气得破口大骂：“你就知道在蒋委员长面前邀功，你不会动动脑子想想，我们没有抓到熊向晖，肯定要被委员长责备办事不力。这个责任是你担还是我担？”
叶翔之连忙说：“那不是便宜了熊向晖？”
毛人凤说：“就算如此，我们也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替胡宗南隐瞒这件事，就等于让他欠了我们天大的一个人情。以后他这个西北王自然也会对保密局鼎力相助。”
说干就干。毛人凤很快就找到胡宗南，把实情告诉给他。
毛人凤话还没说完，胡宗南已惊成花皮老虎，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很不自在。他低声说：“难怪前一段我一败于青化砭，二败于羊马河，三败于蟠龙镇，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一败涂地。那时我就怀疑有内奸，但怎么也没怀疑到熊向晖头上。现在看来，战局的逆转，全因为泄密之过啊。”
毛人凤微笑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胡将军不用太放在心上。”
胡宗南连忙说：“这件事能不能先别告诉蒋委员长？如果委员长知道我胡宗南眼皮底下有个共产党，10多年没有发觉，那么一定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毛人凤假装为难地说：“蒋委员长现在盯我们保密局盯得很紧，我不敢保证能瞒得过去。”
胡宗南叹口气，低声下气地求道：“人凤兄，希望你高抬贵手，这件事情我们内部解决，以后保密局在西北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尽管说。”
毛人凤思考一会儿说：“胡长官，你和戴笠亲如兄弟，看在戴笠的分上，我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委员长的。如果蒋委员长问起，我就替你担着，这个你放心。”
胡宗南叹口气说：“多谢毛老弟了。”
胡宗南果然说到做到。从此之后，他在蒋委员长面前说毛人凤的好话，不足筐挑，也够箩装。毛人凤又搞定了保密局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护航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