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基地云南已眼看不保，毛人凤手头的事情也越来越繁杂。要杀那些抓到的拒不变节的共产党员已经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而对于其他共产党的叛徒和保密局的庞大特务群体，他也不得不挨个应付，让他们稳定人心，不要在这个危急时刻添乱，破坏了全局的行动。
彼时，他最大的心病就是那些被捕叛变的共产党员。从前国民党强盛的时期，一些留俄学生和被捕叛变的共产党员，有些是为了保全性命而不得已投敌，还有些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所以肯真心诚意卖气力。但是现在解放的红旗插遍了大陆，原先叛变的人此时只是为了求得不死，而没有诚意，也没有信心要替国民党干到底。他们甚至还心存一丝希望，渴望共产党能够不计前嫌，给他们悔过的机会，让他们回到正途上重新做人。所以此时人心更加涣散。
而毛人凤独有的狠毒心肠，使他认为不能给那些人走回头路的机会，把他们尽力运用到可以运用的地方，断绝他们再被共产党接纳的机会。其中从他对待张国焘的例子中可见一斑。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经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之后又不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不久就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他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出发，寻找出能够说服共产党员放弃信仰的漏洞，劝说被捕的共产党人转而参加国民党。一开始，蒋介石对他的工作还非常重视，从经费、人力等各方面给予照顾。但是时间一长，他慢慢发现大多数的共产党人十分忠贞和坚强，用这个办法劝降的共产党人少之又少。所以蒋介石认为张国焘不是诚心投靠自己，也并没有发生多大作用，逐渐地也就把他打入冷宫。
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前，叮嘱过毛人凤，把张国焘留在大陆还有些作用。毛人凤受主子之命，亲自把张国焘叫到家里设便宴招待，要沈醉做陪。
性子急躁的张国焘看到毛人凤，马上说：“毛局长，我想要去台湾定居，请你帮我替蒋委员长说一声。”
毛人凤委婉地对他说：“张先生不要着急，蒋委员长已经亲自决定了，希望你留在大陆暂不要走。你别求我，这不是我的意思，‘老头子’金口玉言下的命令，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张国焘满面愁容回答说：“我已考虑过了，我现在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再也干不了什么，我只希望到台湾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当普通老百姓，写一点东西。希望你们念在我过去为蒋委员长卖命了那么长时间的分上，就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要求吧。”
毛人凤一边给张国焘斟酒，一边问：“你不用这么想，其实你留在大陆一样可以过老百姓的日子。经过多方研究、分析，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决不会杀害你的。留下来，反而能在共产党内找到知己和同盟，得到更多的情报。这比你去台湾作用要大，效果更佳。”
毛人凤一边说，一边观察张国焘的神情。张国焘低头沉思良久不语，然后抬起头来，脸色十分难看。可以猜定，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痛苦的。他知道，毛人凤的话虽不是命令，但也不是好拒绝的。
张国焘心中抱定主意，无论如何决不能留下来。他鼓足了勇气，用低沉的声音对毛人凤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毛泽东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是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批评，我还可接受，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会给我面子吗？”
毛人凤冷笑一声说：“你怕没有面子，怕不怕经受皮肉之苦？现在台湾也是面临重新的整顿，人员上也要进行清洗。你就不担心以你共产党叛徒的身份，会受到你更不愿意面对的待遇？”
张国焘和毛人凤一个要走，一个不答应，两人僵持很久，最终不欢而散。临分手时，毛人凤向他示意：“我可以直言相告。如你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你去的。”张国焘没有回话，夺门而去。
他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道：“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什么呢？”
毛人凤一一分析给沈醉听：“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丢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毛人凤说到兴起，弯着指头，一件件数给沈醉听：“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把他们杀掉。这时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我们还要好得多。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第四，这些人在替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我们。”
毛人凤扬扬得意，沈醉却知道在毛人凤冷酷的手段下，许多人一听不让他们去台湾，都跪下去哭了。当时许多大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干了多年的老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可以说是连自己人，毛人凤都不放他们一条生路。
沈醉心里突然冒出个疑问，他看毛人凤心情正好，于是大着胆子问：“那我的姐夫余乐醒，你怎么又逼他去台湾？”
毛人凤听到这句话，神情立刻就从狂喜转为冷静。他想到，沈醉和余乐醒关系如此亲近，很可能会串通一气，自己不能在沈醉面前说太多，以免发生意外。
于是毛人凤支吾两句：“余乐醒的能力很强，人际关系又很广，是保密局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他能够多帮帮我，去台湾能发挥他更大的作用。”
沈醉明知这不是毛人凤的心里话，却也只得假装相信。
其实毛人凤对一些他认为可能回到人民行列去的叛徒和脱党分子，却又坚决要他们去台湾，害怕这些人将来对军统工作不利，在军统中主持过多年训练工作的余乐醒便是其中一个。
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留学苏联。毛人凤知道他与一些留法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认识，怕他不肯走，便一再强迫他去台湾。余乐醒只好把老婆孩子等先送去台湾，自己留在上海。
之前，余乐醒一直是在戴笠组织的特训班中工作，他是所有学生最信任的教官。曾经有一度，戴笠电令让陶一珊代替余乐醒出任副主任的位置。但是后来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再调回余乐醒。在毕业之后，余乐醒每次到重庆，还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是戴笠就是非常讨厌他，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
后来放出来了，毛人凤对他也不放心，派沈醉去上海监视他，设法找到余乐醒和共产党联络的证据，哪怕是几句话都行。沈醉在上海就住在余乐醒的家里。因为沈醉是经余乐醒介绍参加军统组织的，两人多年来可说无话不谈。但是余乐醒十分警惕，他知道沈醉在不到10年时间中在军统的地位便爬到和他一样，一直比他更加得到特务头子的信任。这次他来上海，一定暗藏心机。所以他很少正面跟沈醉谈前途问题。
沈醉没有得到余乐醒联共的情报，于是回去向毛人凤复命，建议让他先去台湾。毛人凤原本不同意，还派人去逮捕他。但是余乐醒因得到在稽查处工作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他，及时逃跑了。因为余乐醒在军统中工作的亲戚即达40余人之多，学生更是数以千计。这些人得到情报，联合起来找毛人凤请命，不要杀余乐醒。毛人凤不敢贸然下手，于是改变思路，想要把他带到台湾之后再解决。
但是余乐醒十分聪明，他总是打马虎眼，一拖再拖，终于拖到了解放。他原先在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解放后在上海一工厂任工程师。
每当毛人凤想起余乐醒的时候，还感到非常遗憾。极其懊恼自己没有抓住杀他的机会。毛人凤认为余乐醒如果被捕杀了，可以拿他做一个典型的例子，使许多想要走回头路的叛徒和脱党分子看一看下场。
1949年，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终于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面前土崩瓦解。南京总统府插上了五星红旗。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为了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一面通过“外交”手段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一面忙着收拾残局，安定地方，并为“反攻大陆”做一切准备，再也没有想起张国焘的事。进退两难的张国焘这时才真正感到被人唾弃的滋味。他只好厚着脸皮向蒋介石求情，蒋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
张国焘到台北后，国民党政府既未给他安排工作，也未过问他的生活，根本忽视了他的存在。
垂头丧气的张国焘只好自己支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整天为生计而忙碌。他一家先是住在南阳街的一个招待所内，后来发现住招待所多有不便。为了生计，张国焘有了办一家杂志的打算，便在北投一家温泉旅馆的附近弄了一栋房子。正当张国焘买好材料，请来工匠准备将房子装缮时，忽然有一天来了两个自称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找到张国焘，告诉他这栋房子他们早就租赁了，命令立即停工。
张国焘本想以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压一压来人的霸气，不料这两个人并不吃这一套，反而态度强硬地说：“不管你是国民党中委，房子我们要定了！”被逼无路的张国焘，顿时老泪纵横，一时气得如牛吼一般。
据毛人凤说，张国焘因这次受气而大病一场。从此，曾是中共要人的张国焘便日落西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