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来到台湾之后，对于政坛的成员也进行了重新的洗牌。其中一个让他头疼的人物就是吴国桢。
早在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虎”的时候，吴国桢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因为蒋经国年轻气盛，又选择了铁腕手段坚决打击不法投机商人，引起了外界许多非议和上海商界的反弹。对蒋经国的做法，市长吴国桢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需要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上的高压于事无补。两个月后，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事后却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吴的不合作。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权力机关迁往台北。12月15日，蒋介石任命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但他发现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就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吴国桢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因为吴国桢在美国留过学，蒋介石需要利用吴国桢跟美方拉关系，所以对吴国桢十分包容。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台关系越来越近，美方开始全力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并给予美援。这时吴国桢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地位也因此下降。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
而此时吴国桢依然不肯服软。他跟蒋经国与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决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7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介石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国桢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如果蒋介石不准许他辞职，他就不下山。
蒋介石又是痛恨又是气愤，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1952年复活节，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蒋介石派来一辆小轿车接他们夫妇。
途中，吴国桢的夫人因为腹痛，要求在路边的小饭店稍作休息，但当他们再回到车上的时候，却发现司机面色苍白地坐在座椅上。原来，他刚才检查了一下车子，发现车前轮与主轴连接的地方，螺丝被人为地拧开了。如果不是因为中途停下来休息，要直接跑下山的话，很可能在半路就翻车，造成不可挽回的惨剧。
吴国桢考虑之后，认为这件事一定来自蒋介石的命令。他知道台湾不再是久留之地，于是开始处处防备。1953年4月，吴国桢辞去省主席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1953年5月24日，吴与妻子前往美国，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
吴国桢来美不久，就应芝加哥WCN电视和合众通讯社之请，先后两次发表自己的政见。他声明：因为目前台湾的“政府”过于趋向专权，而且当时使我请辞“省主席”的政治情况，如今依然存在，所以我并没有马上回台湾的决定。他还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以后，吴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
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13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请求，但遭美国拒绝。
蒋介石十分紧张，于是便招来蒋经国道：
“这个人不比旁人，讨厌之极！他知道的东西不少，参加的会议又多，最好让他别乱说！”
蒋经国心领神会，立即把毛人凤叫到自己的“官邸”，传达了蒋介石的“口谕”。
毛人凤领命而去，思忖了一阵后派人召来军统老特工金乃我，说：“我这次派你赴美执行的是一项绝密使命，直接对我负责。因此，不和本局在美工作的同志发生横向关系，人手不够，可以从台湾带去。”
金乃我于是和两个都是美国华侨出身的助手段某、沈某密议暗杀吴国桢的方案。方案议定后，毛人凤给他们把护照也办好了，三人便由台北直飞纽约。
此时，吴国桢已经迁居乔治亚萨凡纳市，任州立阿姆斯壮大学史学教授。金乃我三人便从纽约赶往萨凡纳市，在阿姆斯壮大学附近租了房子住下来。
段某、沈某整整跟踪了18天，对吴国桢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吴国桢住在他所执教的阿姆斯壮大学校园后面的教授公寓内，这所公寓的百余米外有一个警察署，公寓看门人有私人手枪和猎枪。在寓所内显然不适宜下手，因为下手后很难遁身。
吴国桢除了授课外，平时不出门。每天早晨和傍晚，他总是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在公寓的花园里悠闲地散步。这样，连想在他出门时行刺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无奈之下，金乃我只得自己飞回台北去见毛人凤报告情况。
次日，毛人凤召来几个行动特工专家，几个人在机关的小餐厅里，边吃边讨论如何实施这项行动。议来议去，竟没个头绪。
一个原是军统局台湾站行动科长的特工在别人提问之后，也提了一个问题：“吴国桢每天早晚散步的花园和外面的马路是用什么分隔的？”
金乃我想了一想，说：“花园周围是绿色的大栅栏，大约有一人高。”
“花园里栽种了什么植物？”
“有树木、草坪和一些叫不出名称的花。”
“花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的。”
“教授公寓的建筑物的外部是什么颜色的？”
“屋顶是蓝色琉璃瓦，外墙是白色的。”
那家伙点点头，对毛人凤说：“局座，如此，我倒有一个主意可以一试。”
这个特工曾在抗战时期奉派潜伏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在台湾待过几年，很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曾在一个高山族人办的杂耍班子里混了两个年头，因此知道高山族人会配制一种药，给猴子灌下后，猴子就会在短时间内处于癫狂状态，看见红色就疯狂扑咬。杂耍班当时据此设计于一个“猴子斗马”的节目。让服了这种药的猴子跟火红色的大洋马打架，极具刺激性。据此那特工便说出了一个主意：物色一头凶猛的大猩猩，让它服药后去扑咬穿红色羊毛衫的吴国桢，那就能把吴氏置于死地。毛人凤听后，喜上眉梢道：“就地取材，在美国购买一头大猩猩，再物色一名高山族艺人，带了他去美国负责实施。”
于是，当即付诸实施。
金乃我带着高山族艺人直抵萨凡纳市，并吩咐一个助手陪艺人去乔治亚州州立动物园买了一头大猩猩。
大猩猩运到萨凡纳市台湾特工租下的临时寓所后，先进行训练。只花了10来天时间就把这头大猩猩训练得可以拴着链子牵着在街头散步。金乃我说：“行了，可以下手了。”
次日傍晚，一切照预定方案进行。当段某见吴国桢来到花园里后，马上传报沈某。沈某朝高山族艺人点点头，小声道：“老兄，看你的了！”
艺人便一抖铁链牵着已经喂过药、蒙上眼罩的大猩猩下了汽车，沿着人行道往教授公寓走去。行至公寓外面，艺人把大猩猩牵到木栅栏前，摘下了眼罩。大猩猩站在那里，双“手”抓住木栅栏，一双丑陋的眼睛对着花园里东张西望，由于药物反应，鼻腔里喘着粗气，嘴角边溢着白沫。忽然，它的眼睛“定格”了，一动不动地盯着站在草坪上仰望着晚霞默默出神的吴国桢。
吴国桢身上穿着红色羊毛衫和黑色毛料长裤，脚上的皮鞋擦得纤尘不沾，在晚霞的余晖中微微闪光。他不知殒命之险正在逼近，还是从容不迫、气定神闲。
大猩猩朝吴国桢盯了大约5秒钟，倏地，它发出一声嗷嗷刺耳的怪叫，双“手”一用力，竟把一大片木栅栏齐齐扳倒，然后朝花园里窜扑而去。吴国桢听见声响，转脸一看，脸色顿时煞白。他不知道大猩猩是不是想袭击自己，但看这副架势分明是来者不善！他来不及多想，一个急转身，便往草坪的另一侧跑去，想向公寓守门人求救。
大猩猩怒气冲冲地追了几步，忽然改变了方向，朝公寓楼门口那里扑去。原来，这时正巧从里面走出一个高个子美国青年女子。这是阿姆斯壮大学文学系一位教授的夫人，还不到30岁，身穿一件大红色的连衫裙，脚上的皮鞋也是红的。这鲜艳的色彩强烈地吸引了大猩猩，它就放弃吴国桢而扑向洋女郎。教授夫人还来不及作出反应，甚至连叫都没叫一声，就已被大猩猩扑翻在地。接下来的动作就像闪电一般，仅仅几秒钟，教授夫人的两腮已被啃烂，一只眼睛被挖了出来，金色的长发在空中飘舞！
大猩猩怒未消、意未尽，正待给教授夫人来个开膛剖肚，住在二楼的一个教授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窗上，只一枪便把它打了个仰面朝天，复一枪打碎了脑袋。
但是，受害者已经停止了呼吸！
却说那个高山族艺人见大猩猩发作，按照预先金乃我所关照的拔腿便逃。不料因他先前状态诡谲蹊跷，公寓大门口的看门人已经注意他了。见他放出大猩猩后逃跑，立刻喝令止步。这人不懂英语，即便懂也不会站下，于是看门人从怀里拔出手枪就是一枪，击中腿部，他扑地倒下，被生擒活捉。
在场察看效果的金乃我见状不妙，匆匆离开，和两个助手会合后，立即逃离萨凡纳，次日从纽约机场离境，飞回台湾。
那个高山族艺人被捕后，警方从护照知道他来自台湾。报纸一登，起初还蒙在鼓里的吴国桢顿时恍然大悟，一个电话打到警察局。警方听说是这么一回事，便把人移押联邦调查局，政治案子该由那边办。被捕者起初什么也不供，等着台湾营救。而毛人凤为防泄密也真的准备营救，但还没开始实施，那人已经被联邦调查员的严刑撬开了嘴巴，于是真相大白。美国方面自是恼怒，一面将凶手判了25年的重刑，一面向蒋介石提出警告。从此，台湾方面再也不敢动吴国桢的脑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