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有效的管人之道有多种，其中以仁聚人，壮大自己的实力尤为重要。可以做一个对比：曹操管人推崇权力，运用正反等手段，机权诈略，将获取自己的实力作为明确的目标。相比之下，刘备管人推崇仁义，运用忠信礼义等手段，降心服志，名正言顺地获取仁德之政，更加高明。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名声是最大的本钱，也是管人之术中的硬通货。
崇尚仁权管人之术的核心就是提倡仁义道德，通过教化的方式来进行治理。刘备自己曾对庞统说道：“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由此可以看出，曹操与刘备的区别不仅在个人的素质上，也在于他二人实行的不同的统治术上。
刘备为什么要运用仁权之术，而不是采用霸权之术呢？
首先，刘备认为，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两汉的正统，仁义道德思想深入人心，一整套适应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基本形成，忠孝节义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自己要匡扶汉室，隆兴汉家天下，就必须从道义的角度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仁德”之旗号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其次，从刘备的出身及地位来看，也最适合以“仁德”为本。刘备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已破落，从小便沦落在社会的下层，与其母以织席贩鞋为生，深知民间疾苦。然而他却志向远大，从未忘怀他是帝室之胄的血统，少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东汉末年，刘备目睹世事黑暗，宦官专权，皇帝暗懦，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凄怆汉室的倾颓，“欲伸大义于天下”。但他本人手无尺寸之柄，既无权无势，也无钱无人，没有任何可以凭藉的基础。惟有修身养性，以仁德信义号召天下，唤醒正义，以期救黎民于水火，扶汉室于危亡之中。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与曹操完全不同的救世治国之路。
刘备与曹操相比，也是有条件行仁权之术的。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就其血统来讲不能称高贵，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他来匡扶汉室自然就没有刘备名正言顺，所以曹操也就不会去用仁义道德之类的旗号，他就是崇尚实力；刘备有高贵的血统，正统的血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还是颇深的，这样刘备就有了名分上的优势。及至入西蜀而称帝，也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绝不会像曹氏那样被打上“篡权”的印迹。两者行为和目的都是一样，但效果却相差甚远，最关键的还是刘备始终都沾有正统的光。所以，仁义道德对刘备来讲既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工具，又是一把保护伞。
但是，在三国时代，仅仅靠仁权之术是不可能实现雄图大略的。赵蕤在《反经》中说：“由此看来，在争霸的时代实行王者的教化，就不合时宜了。在强国之世，实行霸者的威政，也是行不通的。若时逢人心狡诈，正道不行之世，却要施行先王之道，广泛推行德政教化，就好像是有小孩溺水，急等善泳者拯救，却向其家人报告说赶快去救人一样的荒谬。其本心可能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能说他是‘通于时变’吗？”
可见统治者要取得好的统治效果，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顺应时事的变化，而不能固守一辙。陈寿讲得很明确，刘备正因为不能变通，机权干略不如曹操，所以只能狭守一隅，而不能一申远大宏伟的抱负。
不过刘备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有“机权干略”，在仁权之术下也要行霸权之术，诸如杀吕布、掩真心、取益州、入西川等等方面也运用了权术。就连曹操也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
“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何来赢得人心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这里的人心有民心、军心和将相之心，所以“攻心”是统御术的核心。通过攻心，才能顺民心、抚军心和结将相之心，三心皆备不怕霸业不成。
在攻心的方式上，曹操与刘备具有不同特点。曹操攻心多威逼利用，软硬兼施；而刘备攻心多仁以怀之，德以报之，信以用之。在曹操处，人们一般是迫于其权势，而在刘备处，人们一般是心悦诚服地愿随之驱使。他“携民渡江”、“要投江”，荆襄军民感其德愿誓死相随；“摔阿斗”、“遣众将”以结将心，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三顾茅庐”表现其思贤若渴，以“鱼水关系”待诸葛亮，使其感其心诚，愿随驱使，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夺人之国，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他不纳庞统之策，反对“杀其主夺其国”，趁拒张鲁之机，“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待民心安稳才起兵夺蜀，沿途不扰民，优待俘虏，极得人心。天下最为超群的谋算术五杨坚：虽现在不能，但总有一天顶天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