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手笔，就是盯住自己的大目标而施展出强化实力的大手笔。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可谓大手笔。
八旗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始于女真氏族的狩猎制度生产组织，《满洲实录》记其起源道：
“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
牛录，为满语niru的对音，是箭或大箭的意思；额真，为满语ejen的对音，是主的意思。牛录额真即大箭主，原是狩猎时的十人之长，起源甚早，后演变而成为官名。随着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牛录组织日益扩大。到女真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之后，牛录不仅是狩猎生产组织，而且衍变成奴隶主贵族发动掠夺战争或进行军事防御的工具。
女真的军事组织，早见于《金史·兵志》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军事组织形式，“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建州女真的军事组织，在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时即已有之。时其军队分为左军、右军和中军。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记载：“猛哥帖木儿生时，如有兴兵之事，则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或分兵与凡察，故一部之人，素不贱恶。”但是，这段记述过于简略，也未见牛录额真的记载。到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攻克图伦城，“当是时，兵百人，甲十三副”。这百人军队的组织细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牛录额真成为官名，最早见诸于《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1584年（万历十二年）的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已经一年，他的军队至少发展到五百人：“上率兵五百，征董鄂部主阿海巴颜。”因军队较多，便出现三百人一牛录的军事组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
“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
从此，牛录额真已经不是出师行猎的临时性的十人之长，而成为女真的一种官名。牛录不仅是围猎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
1589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已经进行六年，他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管辖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权的建立，便组织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当时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仅见于《李朝宣祖实录》，现抄录如下：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胁制群胡。”
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降建州卫酋长李亦难等，隶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为四军，练习骑射，严定军纪。四军编制，实即后来四旗、八旗的基础。
建州四军的军队数量，《李朝宣祖实录》记载，1592年（万历二十年），“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但这话出自建州贡民马三非等之口，可能有所夸大。三年后，朝鲜通事河世国到费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着甲，城外十里许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考点矣。”这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上述目测数字较为可靠。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明朝官员余希元到费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骑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随行；又有“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者，到建州城而止”。由上推算，当时建州的步骑兵约有二三万人。这些军队，已按旗编制。《满洲实录》在记述1593年（万历二十-年）古勒山之役时，作如下记载：
“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与赫济格城相对。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
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作了同样记载：
“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
据上可知，努尔哈赤早已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并已是早有军旗。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朝鲜人申忠一到费阿拉，所见建州军旗：
“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
努尔哈赤始设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系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
“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牛录额其。至是，遂以名官。”
实际上，努尔哈赤在这一年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他“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员，或并画一旗色，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这次重要改革，为尔后八旗制度的确立奠下基础。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尔哈赤除建州外，已统一哈达、辉发和乌拉，史载其降俘乌拉卒骑，“不下数万人”；又征抚大量东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员益广，步骑增多，“归附日众，乃析为八”，除原有四旗，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与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独特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通过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管理女真的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达斡尔、蒙古人、汉人等的征附，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包容在旗制之中，加速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初年，已发展到约四百个牛录。除满洲八旗之外，1621年（天启元年，天命六年）始设蒙古牛录，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始设蒙古旗，1635年（崇祯八年，天聪九年），始设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1631年（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汉军初名乌津超哈，为满语山encooha的对音；山en是重的意思，cooha是兵的意思，山encooha意为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称汉军，以黑色为旗帜。1637年（崇祯十年，崇德二年），分设汉军为二旗。1639年（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又增设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1642年（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汉军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从此，实际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统称之为八旗。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以它作纲，把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生产统制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努尔哈赤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使女真社会军事化。因此，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整个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一点，也正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努尔哈赤以八旗作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他崛起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施行社会改革和屡败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天下最为超群的谋算术十三康熙：盯住要害，不可有半点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