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图虚名、不切实际是人性的一大通病。乾隆深知这一点对官吏的严重危害，他提出的警告是：“不可慕虚名而忘实政”。实际上，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慕虚名而忘实政的现象常有发生，因此不可不察。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要从乾隆大帝的才智中学到一点实用的东西。
要解决人口和粮食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有限的土地收到更多的粮食，为此，乾隆采取了“推广经济，充实粮仓”这一措施。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广泛推广于是便成为乾隆时期乾农业上最重大的突破，而乾隆皇帝在这些作物的推广过程中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甘薯和玉米原产于美洲，它们都属于高产作物，它在中国的出现使能养活正在迅速增长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希望。在清朝，尤其是乾隆朝，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因为传统生产工具有了大的改进，而是因经济作物与高产作物的种植、垦田的增加和水利的兴修。在这个时期乾隆皇帝在甘薯和玉米在中国的全面推广，添上了关键的一笔。
甘薯又叫红薯、白薯，在明末传入中国。这种作物耐涝、耐旱、耐碱，能适应多种土壤与环境，并且产量极高，一亩好地可收上万斤，即使地差也可收五六千斤。在乾隆朝之前，甘薯多种植于闽广一带，而北方竟不知有此种作物。
乾隆初年，福建人陈世元首先在山东发起种薯的热潮，他还从福建聘请种薯有经验的老农到山东教种甘薯。山东人发现甘薯，“秋间发掘，子母勾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尝到甜头后，都乐于种植。同时，直隶、河南和北京也有人开始试种甘薯。北方省区的地方官也纷纷“觅种教艺”，种植甘薯。当时，北方人种薯必须从福建购送薯种，路远费多，工本甚大。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必须在技术上解决藤种的收藏和育秧问题。乾隆十七年，山东布政使李谓在陈世元的诱发下，写了《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总结北方种薯经验，让各属县奉文劝种。乾隆四十一年，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叙述种薯之法，此书颁行各地，以广种植。就是这本书在乾隆四十九年被乾隆大帝看到，他亲自发起了全国最大的一次推广甘薯的活动。乾隆大帝命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将《甘薯录》大量刊印传抄，让农民都知道种薯有利可图，以广为栽培。因陆耀推广甘薯有功，乾隆皇帝把他升为湖南巡抚。
随后，乾隆皇帝让福建巡抚雅德将甘薯藤种购运河南。乾隆大帝说：“此物既可充食，又能耐旱。河南、山东二省频岁不登，小民艰食。毕沅（河南巡抚）、明兴（山东巡抚）当即转饬各属，劝谕民人，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此时，由于藤种过冬和育秧的技术难关还未完全解决。所以，乾隆皇帝特别叮嘱雅德：“必须觅带根藤本，用木桶装盛，拥土其中，如法送豫，方能栽种易活。著传谕雅德即行照式妥办，由驿送京。”
这一次，由于乾隆在全国大力推广甘薯种植，收到很大的效果。除薯之外，玉米种植的推广也对解决民食问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玉米，也是在明末传入中国的，它性耐旱涝，还适合在山地种植，因乾隆皇帝号召开垦山头地角，所以，玉米这一适宜于山地种植的植物才显示出了它的优势。在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种植玉米尤为多，为此北方人叫它为玉蜀黍。“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桩，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在乾隆朝中期之后，玉米逐渐已成为与稻谷并列的重要粮食品种。
乾隆皇帝在人们尚未认识玉米价值时，已经了解了该作物。十二年，安徽巡抚潘思榘奏道：“芦粟（玉米）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舂煮为粮，无异米谷，土人称为六谷……臣俱谕令试种。”
乾隆皇帝看后批道：“此可谓留心本计，嘉悦览之。”
在这里，乾隆皇帝把玉米当作民间一种重要的备荒作物。在乾隆皇帝的鼓励下，玉米推广很迅速，在乾隆后期，很多地方“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农民“恃此为终岁之粮”。
在这些高产作物被乾隆皇帝推广种植的同时，乾隆时期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农村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上。经济作物是人民日常穿用及手工业制品的重要原料，它的广泛种植必将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当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就是棉花。棉花在我国种植较早，具体无考。棉花是人们不可缺少的衣被所需。在乾隆时期，棉花种植因其“费力少而获利多”，而被推广种植。还有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桑树，它为丝绸的盛产其功不可没。另外，甘蔗和烟草及茶叶的广泛种植都为乾隆朝经济的繁荣起了巨大作用，特别是茶叶，在乾隆朝即远销国外市场。
总之，这一系列高产及经济作物的推广，都是在乾隆皇帝的正确决策下进行的，这对缓和粮食匮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