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生于 1928年，抗战时期随家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先后入金陵大学和厦门大学读书。后又随家入台湾，就读于台湾大学。 1950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写诗， 1958年又到美国读书。先后在台湾、美国和香港任教职。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而且生活的历史阶段也经历了巨大的波折和动荡，这极大地丰富了作者的人生体验：用自己少年和青春的成长见证了中国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用地处海内外的行踪增长了才情和见识，也为自己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的储备。
能够说明余光中诗歌的现代性特征一个重要事件是他的诗作的音乐传播。被誉为台湾“音乐教父”的罗大佑 1974年最早出道的歌曲就为余光中诗《乡愁四韵》进行谱曲，用现代摇滚的形式来演绎余光中的《乡愁四韵》。用都市流行文化来承载“思乡”这一中国传统的文学母题，歌曲和诗歌一起成功地传递出在台湾民众内心中普遍存在的“乡愁”情绪。这首浓浓地传统韵味的诗以现代音乐的形式随着罗大佑的风靡传遍了台湾和大陆的都市空间，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而余光中诗歌的传统韵味也使得罗大佑的歌曲获得了一种别样的风味，罗大佑歌曲歌词的浓浓的复古风范成为吸引歌迷的一种新流行范式，余光中的这首诗也在这首歌曲的流传中证明了自己适应当代的现代性品性。
余光中诗歌的传统情结和现代感，和诗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学养是分不开的。青年的重要成长阶段都是在变迁流离的中华文化区度过，又在台湾这样一个快速都市化的地方生活，往来于香港、美国，使诗人既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比较好的理性修养，也使诗人在身世的变幻流离中深刻地体悟了活在人们心间的中华文化情结。而台湾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余光中诗歌的传统与现代兼有的特色，台湾文化传统的保留具有延续性，使他诗歌的传统情绪有比较好的生存土壤。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台湾、美国还是香港的工作和学习，也使诗人有充分地接触和面对都市生活新意象的机会，余光中不仅写诗、散文、评论，也搞艺术鉴赏，并且本身的专业是英文，从事英文教学，对西方诗歌诗艺的揣摩和学习也是诗人自觉的追求。
余光中也常自称自己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在《从母亲到外遇》一文中这样表述母体文化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说明了他艺术创作营养来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的后记中余光中坦言：“我觉得影响我的新诗的最大的还是英诗的启发，其次是旧诗的根底，最后才是新诗的观摩。”但他同时也特别自觉地强调自己在创作中的中华母体文化宗源，他在另外的场合也说道：“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扎根在那片厚土，必有一基调是与滚滚长江同一节奏，这汹涌澎湃，从厦门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从未断绝。”（《莲的联想》，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7年版）基本可以说，诗人在诗歌上的开拓，在形式和诗艺上多学习现代英诗，但在意象、母题和情绪上则与中华传统情感同宗，这是他的诗歌读来让人感觉不同，但又能在华文文化圈被广泛传唱的原因。余光中就曾经坦承，自己的诗千余首，乡愁之作占到十分之一，而思乡题材的诗歌从《诗经》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每个时代的思乡之诗都会由于社会变迁和政治动荡具有不一样的社会政治内涵。孟姜女的思念征夫，不同于李白的《静夜思》，白居易的《琵琶行》也不同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而在余光中这里则演化为浓浓的具有台湾文化色彩的“乡愁”情结，作者以中华诗艺精神延续的方式，抒写着这些母题的新篇章。
但诗人的创作题材到艺术的宗源也不是截然明确的。像这首《鱼市场记》，从形象类型的选择来看，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意象选取标准，将日常市井之物入诗，这种操作显现了余光中的现代性和先锋性。但对这鱼儿充满悲悯和对它的无法回乡的凄楚情绪营造，则又体现了余光中在诗歌意蕴追求上的古典情怀。既有先锋性，又具古典性，体现了余光中诗歌艺术构成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就要归结为余光中本人的诗学修养和他的独有的诗艺才情。他虽然是自由诗的写作，但又内在地熔铸了民族审美传统和古典诗歌的意象品味，在诗歌意象和题材现代性掘进的同时，意象设立和营造也自然贴合华人群体的接受心理。这使得他的诗歌在华文创作中独树一帜，集聚了大量的读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