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6日下午6时，当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时，机场上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成了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明星”。这不仅仅是由于几天前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而是在于他有第一流的外交才干，在于他所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非的重要地位。那时，亚非各国颇多分歧，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著名方针。
周恩来在当年漫长的国共谈判之中，在和蒋介石的一次次会谈之中，磨炼了一身难得的谈判功夫。此刻，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深得人心的演讲。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苦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一片赞同。这样，会议达成了关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十项原则，史称“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是一次国际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却也谈起了国内问题，即台湾问题。
周恩来说，对于台湾问题，也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去解决，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美国注意到周恩来的这番话。不过，当时的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外交关系，于是中美双方通过英国进行联络。在英国的联络下，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选择了一个中性的地点——瑞士首都日内瓦，在那里举行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中方首席代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为尤·阿·约翰逊。
王炳南参与策动过西安事变。在重庆谈判时，他担任毛泽东秘书。他在1955年4月，奉派为驻波兰大使。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1955年9月10日达成一份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日内瓦的会谈表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立的关系有了缓和。这理所当然对北京和台湾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自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当即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人们猜测着北京究竟以什么样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其实早在1950年，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遴选从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人物时，首先想及了那位号称“和平大使”的张治中。张治中确实是非常恰当的人选。他曾是国共谈判时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台湾有着他的众多的旧部好友，他和蒋介石也有着颇深的渊源——就连蒋介石下野之后，他还两度赴溪口聆教……
1950年，张治中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3月11日，毛泽东致电张治中，全文如下：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其中，“寅”为代月地支，即3月。“微”、“真”为代日韵目，分别为5日、11日。
毛泽东电报中提及的“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指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张治中在进行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这在当时，是极为机密的。不过，那时国共大决战刚刚结束，尘埃尚未落地，海峡两岸的对立情绪还非常严重，张治中的和平使命难以实行。
当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披露了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见之后，从上海来了一毛遂自荐者，愿赴台湾去见蒋介石。此人名唤袁希洛。
袁希洛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写信，其中附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黄炎培将信交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即邢西萍），请他转交毛泽东。
1955年8月
17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刘、周、陈、邓、彭真、陈毅阅，退毛。
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给以某种名义。
毛泽东
8月17日
“刘、周、陈、邓”，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袁希洛此人，确实颇有点来历，他是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20世纪20年代任江苏启东县县长。
袁希洛到了北京，说是可以去见蒋介石。
为此，毛泽东于10月12日在袁希洛要求去见蒋介石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刘、周、陈毅、彭真阅，退毛。
此人要求之（去）见蒋，我说须得台湾许可才能去，因此他写了一封信，似可听其去。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
毛泽东
10月12日
退徐冰处理。
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不过，袁希洛后来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