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在1936年1月29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一期报纸刊载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红色中华社，即新华社的前身。谈话称：“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
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愿与蒋介石“携手”！
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神秘的牧师，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求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过东北军的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
此人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当然，他深知，光是说自己是牧师，未必能使张少帅答应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证件，那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据云，他要进入红军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知道此人来历不凡，当场没有马上答应。在送走这位牧师之后，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络。
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联络，那里的回电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
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都得到认可，表明此人神通广大。
对于此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多次若隐若现地提到，但写到紧要关头便打住。在跟斯诺交往时，此人不再姓周，却改姓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王牧师”。斯诺写道，他要从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点”：
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入。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位王牧师，人称“红色牧师”，确实非同凡响。他既与蒋介石有交情，又与毛泽东有交往。他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致宋子文的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此信收人《毛泽东书信选集》，编选者在信末对董健吾加了这么一条注释：“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这大抵是迄今为止关于董健吾的官方最详尽的一条注释。
比之一般的中共特科人员，董健吾有着从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他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借助于宋子文的推荐，孔祥熙为他签署了委任状。这样，这位中共特科成员，有了国民党官员的身份。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
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
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而董健吾却不知他的身份，以为他是国民党委派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