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的火花，促使国共重开谈判。
1940年6月，从苏联治疗臂伤归来的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山城重庆，跟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跟蒋介石，已是谈判的老对手了。
周恩来在谈判中，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蒋介石的两面性。周恩来如此说：
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意思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的特点。
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不会马上走汪精卫之路的原因：
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
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
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太苛刻。
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服。
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由于周恩来对蒋介石知之甚深，所以有一整套的办法对付蒋介石。周恩来总结了这么几条：
一、在他困难的时候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
二、诚恳地批评，具体地建议。
三、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
四、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
周恩来精于谈判之术，他还总结了跟蒋介石谈判的若干“技术”，其实也可以说是艺术：
有利的应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地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这一回，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重开谈判，中心问题便是关于国共摩擦。
蒋介石一开始便说了一番带骨头的话：“对于抗战、团结，我看国共两党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
周恩来马上来了个针锋相对：“这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
蒋介石搪塞道：“这是过去的事了。”
为了解决国共摩擦问题，蒋介石让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跟周恩来进行具体谈判。自然，又是一番讨价还价式的舌战：
周恩来“开价”：八路军编三个军九个师，月饷四百四十万元；
国民党“还价”；八路军编三个军六个师，加三个团，月饷六十万元。
周恩来“开价”：新四军编三个师，月饷一百万元；
国民党“还价”；新四军编两个师，月饷八万元。
两“价”之间，相距甚大，相互僵持着。
为了避免摩擦，也就提出了国共“划界”问题。双方划定界线，“楚河汉界”，各占一方。其中主要的焦点，当然是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的划界。另外，也要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防区”。
国民党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归第二战区，因此两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八路军原本在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则必须从皖南北进，渡过黄河。
谈来谈去谈不拢。
蒋介石在7月16日摊牌了。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中央提示案》，共四条：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将冀察战区，即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人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所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备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另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两个师。
显然，对于蒋介石的这四条，周恩来难以马上表态。这需要中共中央研究，才能作出决定。于是，周恩来在7月27日飞返延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很仔细地听了周恩来的谈判策略。周恩来提出，跟蒋介石谈判，应当“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毛泽东颇为赞赏周恩来的这一谈判策略。其实，这一策略是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之后得出的经验！
根据周恩来的这一原则，他提出对蒋介石的《中央提示案》的答复方案。
一、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这属“小问题”，可以接受。但地盘一寸不让，这属“大问题”。
二、八路军、新四军要扩大到九个师、三个师，属“大问题”，不可退让。
三、划分作战区之事，属大的“小问题”，可作为一种退让的条件。
周恩来这一精明的“小让大不让”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许。
于是，周恩来又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穿梭。8月25日，周恩来经兰州来到了重庆。
三天之后，周恩来、蒋介石之间的会谈，再度举行。白崇禧作为蒋介石的副手，也参加了会谈。
完全出乎意料，蒋介石这一回态度变得非常强硬，对《中央提示案》不作半点让步。谈判陷入了僵局。
蒋介石怎么会变得这样强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