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讳。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在他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遭到了非议（晋、进同音），终于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韩愈当然不敢反对避讳，他只能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搞得太淫滥。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说理痛快。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自己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自然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选自《四部丛刊》本《昌黎先生集》
我给李贺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去考进士。李贺应进士试很引人注目，同李贺争名的人出来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还是以不参加进士考试为好，勉励他去考的人是不对的。听到这种议论的人不加分辨，纷纷附和，众口一声。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辩明这件事，您和李贺都会因此获罪。”我回答说：“是的。”
《律》文说：“凡双名不专讳一个字。”解释者说：“孔子的母亲名‘徵在’孔子在说‘徵’的时候不说‘在’，说‘在’的时候不说‘徵’。”《律》文又说：“不讳声音相近的字。”解释者说：“譬如‘禹’之与‘雨’，‘丘’之与之类就是。”现在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去考进士，是违背了二名律呢，还是违背了嫌名律呢？父名晋肃，儿子不可以考进士，那么倘若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试问避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制订礼法制度来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么？而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不避母亲双名中的单独一字，《春秋》中对人名相近不避讳的事例，也没有加以讥刺。周康王钊的孙子，谥号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晳，曾子不避“昔”字。周朝时有一个人叫骐期，汉朝时有一个人叫杜度，象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的儿子如何避讳呢？难道为了要避父名的近音字，就连他们的姓也避了吗？还是就不避近音字了呢？汉代讳武帝名彻，遇到“彻”字就改为“通”字，但没有听说又讳车辙的辙字为别的什么字；讳吕后名雉，遇到“雉”字就改称“野鸡”，但没有听说又讳治天下的治字为别的什么字。现在臣僚上送奏章、皇帝下达诏旨，也没听说要避浒、势、秉、机这些字，只有宦官和宫女，才不敢说谕和机这些字，以为这样是犯忌的。士大夫的言论行动，究竟应该依照什么法度呢？总之，无论是考据经典、质正律文还是查核国家典章，李贺的参加进士考试，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大凡服侍父母能象曾参那样，可以免遭非议了；做人能象周公孔子，也可以达到顶点了。而现在的读书人，不努力学周公、孔子的行事，却要在讳亲人的名字上，去超越周公、孔子，真是太糊涂了。周公、孔子、曾参，毕竟是无法超过的，超越了周公、孔子、曾参，而去向宦官、宫女看齐，那么岂非宦官、宫女对亲人的孝顺，比周公、孔子、曾参还要好得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