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京房面君言治（臣光曰38）
京房这个人在易学史上非常出名，独创了一个门派，叫“京氏易”。坊间影响巨大的金钱摇卦法，即源出于此。能将自然灾害从卦象里找到合理的解释，以推衍人事（灾变），这是“京氏易”的看家本事，京房并以此来干预政事。他的老师焦延寿顿感不妙，曾预言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而京房最后的结局，果不出乃师所料，悲乎。
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京房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清）。”京房借机“数上疏”，对未来的政事作了大胆的预测，近则数月，远则一年。而实际效果是：“所言屡中”。看来确有二下子，并不都是胡扯。于是元帝“说之”，开始信任他。
建昭二年（前37），京房面见元帝，君臣之间有了一番对话。看似漫不经心地一问一答，实则是精心设好的一个局，想以此来开悟汉元帝。
京房问：周幽王、周厉王何以败亡？元帝回答说是君主不明智，信用奸佞小人的缘故。
京房：是明知奸佞而用之，还是真把他们当贤才？
元帝：是真把他们当贤才。
京房：那么，现在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贤人呢？
元帝：从当时政局的混乱和君王所处的险境，可以推知。
京房说：事情确是如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用贤人则国家必治，重用小人则国家必乱，这是必然的道理。
京房又问：齐桓公、秦二世都曾讥笑过历史上那些用邪佞而亡国的君主，可是自己却也因宠用竖刁和赵高，而重蹈覆辙，他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
元帝答：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鉴往知来。
京房紧接着列举了元帝时期的灾异之变，比如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夏霜，秋荣，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现在都有了。然后问元帝：依陛下看，现如今是治世还是乱世？
元帝坦诚是乱世。京房终于端出了他的底牌。他问元帝：陛下所信用的是些什么人呢？
元帝警觉起来：今之灾异与所任之人无关。
京房说：臣恐后世视今犹今之视昔也。
元帝默然，想了一会，问京房，你指的是谁，不妨直说。
京房说，陛下应该知道。
元帝说，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还会重用么？
按理讲，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了。可元帝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京房只好说：“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元帝知道是指石显，也就不愿再谈下去。
司马光很恼火地说（臣光曰38）：君王太过愚蠢，臣属想要尽忠，也没得机会。观京房对元帝的诱导，话说得算是明白切实了，而元帝终是不悟，可悲啊。《诗经·大雅·抑》说：“不但当面告诉他，还提着他的耳朵告诉他；不但提着他的耳朵告诉他，还事实摆给他。”又说，“规劝的人苦口婆心，听的人全当耳边风。”指的正是汉元帝其人了。
台湾的柏杨先生如是评价汉元帝刘奭：“刘奭先生，是一位典型的昏君。昏君最大的特点是，他聪明，心肠不坏。但他没有判断能力，即令有判断能力，也没有执行能力，就象一个智慧永远不能成长的小娃，被野心家或阴谋家团团玩弄，抛上荡下，不但不觉得危险，反而欢天喜地。爱护他的人在旁边淌大汗，却无可奈何。不幸的是，自从刘奭先生开始，一连串的君王，都是这一类型。汉王朝之瓦解，遂连神仙也束手无策”（《现在汉语版＜资治通鉴＞》第八册“万里征战”）。
所以中国古人讲，“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诸葛先生隆中高卧，刘备一请再请，连关、张都生气，其实诸葛先生不是架子大，而是在“择木”，否则不但白忙活，且还会误了卿卿性命。京房提到竖刁、赵高这两个人，元帝理应想到石显才对。可是直到京房把话挑明了，他才懂，依我看，元帝不是装傻，而是真糊涂。碰到这样的糊涂皇帝，换谁都没戏。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古人的另一种精神，“君子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在“见危致命”与“薪火相传”之间，在或去或留之间，其所做的任何选择，我认为都符合良知。
当初京房入仕，并不只是想混个富贵，他是要借此来推行自己的理想——依他的学说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体系。《汉书·京房传》载，京房对元帝如是建议：“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
正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京房搞了个“考功课吏法”。大臣们反对其太过琐碎。石显因为有前面的过节，趁机将京房支出京去，出任魏郡太守，让他亲自试点自己的学说。个把月后，石显成功地将一顶“诽谤朝政，归恶天子”的罪名，安到了京房的头上。于是下狱弃市，死时年四十一。
附：臣光曰38：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通鉴》卷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