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正统和非正统（臣光曰53）
《通鉴》全书294卷，具体分卷情况如下：
周纪（前403－前256）5卷 秦纪（前255－前207）3卷汉纪（前206－219）60卷 魏纪（220－264）10卷晋纪（265－419）40卷 宋纪（420－478）16卷齐纪（479－501）10卷 梁纪（502－556）22卷陈纪（557－588）10卷 隋纪（589－617）8卷唐纪（618－906）81卷 后梁纪（907－922）6卷后唐纪（923－935）8卷 后晋纪（936－946）6卷后汉纪（947－950）4卷 后周纪（951－959）5卷其中三国不见蜀、吴纪年，南北朝不见北魏、北齐、北周纪年，五代不见十国纪年。特别是三国以魏纪年，就引起相当的质疑。晋人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东晋人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南宋朱熹则直接动手编《通鉴纲目》，以蜀接汉之后。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光在《通鉴》卷69，刘备于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即位称帝处，写了一则900多字的“臣光曰”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什么是正统？梁启超如是说：“统的意义是：上天建立，人民尊崇；正的意义是：只有一家是真，其他的都是伪”。他又在《论正统》一文中说：“中国史学家最大的错误，没有比强调正统这件事，更为严重”。而司马光于近千年前，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即提出无所谓正统不正统，只看帝王们功业做得如何，为人民服务做得如何，这就够了，其他都不值一提。这个观点着实前卫，吾辈后人亦要敬服他的勇气。要知道中国古自以中央之国自居，是炎黄之嫡系，边鄙之人则斥为北夷南蛮了。
司马光对汉儒提倡的正闰说大不以为然。所谓正统不正统，历史上也不能自圆其说，“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他提出三点来反驳正统说。如果以上下交替的政权为正统，那么南朝之陈继承谁的？拓跋氏的北魏又继承谁的？如果以居于中原华夏这块地盘为正统，那匈奴刘渊之前赵、羯族石勒之后赵、鲜卑慕容皝之前燕、氐族苻健之前秦、羌族姚苌之后秦、匈奴赫连勃勃之夏，这些政权统治的区域，都是五帝和三王的旧地，那应当是正统了？如果以有道德的政权为正统，则蕞尔小国也会有贤明的君主，夏、商、周三代，难道就没有淫邪的君王吗？
仅此三点，就将正统说批得体无完肤。
司马光认为，纷争之列国，本无从属关系，理当平等看待。他对王国与诸侯国作了如下区分：凡尝混壹九州，政出天子的，虽然子孙后代出了笨蛋，不能善守祖业，致使国家动荡。但出来纷争的那些人，也都是王朝旧臣，也都有臣事天子的名份，“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比如周、秦、汉、晋、隋、唐。但凡天下无主，群雄并逐，势均力敌的，彼此之间也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即以列国之制处之。大家平起平坐，共为地主，这样才公平。“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而北宋当时的情形是，北有辽，西北有西夏。这无疑是承认辽与西夏的国际地位，与我大宋平起平坐，大宋亦不以中央之国自居。司马光全然不顾华夷之辨，也不关照皇帝老子的虚荣心，全以实力论英雄，他的识见就是置之当下也要称开明。尽管欧阳修曾作《正统论》，刘恕也对司马光的正闰观提出质疑，但也没见宋神宗就龙颜震怒，要唯我独尊。看来神宗对形势是有一个理性的判定的，并不需要那不实在的“狂妄”。
既然列国地位平等，那司马光为何以魏纪年而不是东吴或者蜀汉呢？司马光对此也作了解释说。天下分裂的时候，不能没有年月来记载事情发生的先后。因此，才不得不以北魏、宋、齐、梁、陈、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来编年，纪述诸国之事，并不是要尊此抑彼，有正统非正统的区别。
按理说，三国以蜀汉纪年也未尝不可。但这样会产生一个技术性难题，也就是说，历史纪年将会出现空挡。如果说延康元年（220），曹丕废汉献帝称帝，而刘备称帝在章武元年（221），以蜀纪年，尚可称公元220年为延康元年。那蜀亡于公元263年，西晋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就无年号纪年了。而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与十六国，五代时期又有十国，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张须认为，“分立之局，假一方之年号以纪岁时，亦无非为叙事之方便起见”（《通鉴学》）。
清人王谷塍说：“宋艺祖以受禅开基，《通鉴》自不得以魏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纲目》自不得以蜀为伪”（《冷庐杂识》卷八）。朱熹以蜀汉为正宗，或许有关照南宋老脸的意思。但我以为，司马光以魏纪年，却是为了编年时间前后衔接之需要，并不如王谷塍讲的那个意思。
再者，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事就如刘裕自称是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南唐烈祖李昇（徐知诰）自称是唐吴王李恪之后，都是无可查考的事。并不如光武帝之继西汉、晋元帝之继西晋那么明确，因此，司马光不以刘备绍续汉氏之遗统。
王夫之批刘备更有意思了。他说，刘备根本不能算“汉帝之子孙”，如果他有心延续汉业，就应当与曹魏不共戴天。可是刘备称帝后，“无一矢之加于曹氏”，却是和孙权斗得半死。因此，王夫之认为，刘备之志，“乘时以自王而矣”，不过是打着阔祖宗的招牌，为自己捞政治资本。
司马光于此论中亦提出，他编著《通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不诬事实，近于至公”。他说：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也就是说，司马光编《通鉴》，旨在使读者能够从前尘往事中吸纳经验教训，至于其他，也就无关紧要了。
附：臣光曰53：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后羿篡夏，新室篡汉——笔者），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通鉴》卷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