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陈文帝以孔奂为遗直（臣光曰84）
永定元年（557），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是为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霸先在位虽只二年，却很能干，史评“江左诸帝最为贤”。陈霸先喜爱侄儿陈蒨胜过自己的儿子们，常称道说“此儿吾宗之英秀也”。永定三年（559），陈霸先驾崩，陈蒨继位，是为陈文帝。
陈文帝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通鉴》载有他勤于国事的一例。为避免晚上打瞌睡，陈文帝命每晚传送更签（古代夜间报更用的计时竹签）的人，一定要把更签扔到石阶上，令其锵然有声，“吾虽眠，亦令惊觉”。陈文帝在位七年，表现也不差。
天康元年（566），陈文帝病重，国事皆由到仲举、孔奂两人来决断。此时中国版图上也是小三国的形态。北方原有东魏西魏，之后高洋篡东魏建北齐，宇文觉篡西魏建北周。
陈文帝知道儿子陈伯宗懦弱，担心“三方鼎峙”的局面，守不住江山，表示要将皇位传给弟弟安成王陈顼。陈顼推辞不做。文帝又对尚书仆射到仲举、五兵尚书孔奂说：如今局势复杂，需要长者为君，我想把皇位传给陈顼，你们按这个意思去办。然而孔奂声泪俱下地表态：坚决拥护太子，不同意行废立事，况且安成王足可当周公之任。
将死的陈文帝闻言，甚是高兴，称赞孔奂有古人直道而行的遗风。于是任命孔奂为太子詹事——“太子詹事”在南北朝时期是东宫所有官员的首长。也就是说，陈文帝将保驾太子的重任交给了孔奂。
然而一年之后，陈顼野心勃发，废掉侄儿陈伯宗，自立为帝，是为陈宣帝。孔奂对此无动于衷，被陈宣帝从外任招回朝廷，历任清要之职以终天年。
司马光“臣光曰”第84篇，将孔奂批得非常狠。人臣事君，要玉成其美事，匡救其过失。而孔奂怎么表现的呢？
其一，孔奂负托腹心重任，决策国家大计，如果认为陈文帝的话不出真心，就应当像窦婴、袁盎那样，据理力争，防微杜渐，以绝陈顼非分觊觎之心。
其二，如果认为陈文帝真有那个意思，就应当请皇帝明下诏书，向中外宣布。这样，既可宣扬陈文帝有如宋宣公舍子立弟的美德，又可避免陈顼后来犯下如楚灵王那样的恶行。
其三，如果真心拥护皇太子，就应当竭忠尽诚来辅佐，象晋国的荀息④、赵国的肥义⑤那样。可是陈奂在陈文帝活着时，一味揣测他的心思而去迎合。等到陈文帝死了，陈顼篡国却不能挽狂澜于即倒，嗣主失位又不能殉节去死。
司马光认为，象孔奂这号人，算是奸诈奉承之流中的极品人物。陈文帝托他顾命之重，是看走眼了。
孔奂不死于太子，这是当时的风气所致。南北朝士林，行绅士政治，皇帝走马灯，士族们才不管。这一点我们在《南朝士林》（臣光曰76）一文中说过。孔奂不算最典型，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然而司马光批孔奂，是依历史大势来说。忠诚于社稷这是人臣之本份。忠诚有二种形式，一是挽狂澜于既倒，一是舍身取义。我认为，死不是忠诚的最高境界。尽忠的最高境界当是匡扶社稷，如周勃的安刘。但事或不济，则只有舍身取义了。这不单单是一个人性命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正义。孔奂于此两者都做不到，以故受到责难。
其实孔奂其人也有清介可取。
孔奂，字休文，会稽人，孔子三十二代孙。善属文，通经史百家。有个叫刘显的前辈，很看重他，“尽以藏书相付”。侯景之乱时，尽管侧身侯景心腹大将侯子鉴的手下，但不愿随大流去巴结侯子鉴。他说：“岂有取媚凶丑，以求全乎。”陈宣帝时，任吏部尚书，谁来买官卖官，都一律拒绝，连陈宣帝的太子、后来的陈后主的面子，他都不买。《宋书》称“其梗正如此。”
但孔奂力保太子登基，则表明他的不知大势。陈文帝要传位给弟弟，且不管真心假心，单他对未来政局的担忧就是明智的。不有一个成熟而有手筋的智慧，来处理当时复杂的局事，皇位什么时候被人抢了还不知道。此一番顾虑宋初的赵匡胤也有。赵匡胤与弟弟赵匡义有“烛光斧影”之说，传为疑案。但我以为，赵匡胤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皇位，当他也遇到选择继承人的问题时，肯定会有相似陈文帝的顾虑。旁证是赵匡胤改革武官制度，以文官取代武官领兵，意图改变五代之皇帝，皆由手握重兵之大将出身的局面。基于此而言，疑案之说或不能成立。
如果孔奂听从陈文帝的意见，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孔奂误导了陈文帝。因此，司马光认为，孔奂是善于逢迎之辈。而司马光平生最为痛恨此类人。比如在“臣光曰”第22篇，就批叔孙通教唆汉惠帝文过饰非，但语气没见这么狠。此篇是司马光批此类人中语气最狠的一篇。
注：
：汉景帝的亲弟弟梁王仗着太后宠爱，欲求立为皇太弟。袁盎谏不可，终以此丧命。窦婴时为太子太傅，极力保驾太子刘彻。
：春秋之宋宣公，不把君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弟弟子和，是为宋穆公。
：楚康王病重，其弟将之缢死，又杀了两个侄儿，是为楚灵王。
④：晋献公病重，将儿子姬奚齐托付给大夫荀息。荀息表示，定当竭力，如果失败，只有一死。后来大夫里克杀了姬奚齐，荀息拥立姬奚齐的弟弟姬卓子。里克再杀姬卓子，荀息罹难。
⑤肥义，赵武灵王的相国。协助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精心辅佐幼主赵何。在“沙丘宫变”中，为保护赵惠文王而惨遭杀害。
附：臣光曰84：夫人臣之事君，宜将顺其美，正救其恶。孔奂在陈，处腹心之重任，决社稷之大计，苟以世祖之言为不诚，则当如窦婴面辩，袁盎廷争，防微杜渐以绝觊觎之心。以为诚邪，则当请明下诏书，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无楚灵之恶。不然，谓太子嫡嗣，不可动摇，欲保辅而安全之，则当尽忠竭节，如晋之荀息，赵之肥义。柰何于君之存，则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没，则权臣移国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谀之尤者，而世祖谓之遗直，以托六尺之孤，岂不悖哉。（《通鉴》卷169）
科学地杀人
——司马光评北周武帝处置高遵失当（臣光曰85）
陈天嘉元年（560），北周第二位皇帝宇文毓（北周第一位皇帝宇文觉，是宇文泰的嫡长子，排长老三；宇文毓是宇文泰的庶长子）被专权的晋公宇文护毒死，遗诏让弟弟宇文邕继位，是为周武帝。
周武帝是一位很有能力与手段的皇帝，陈太建四年（572）三月，诛除宇文护，实现亲政，北方亦在他的手上重新实现统一。在动手打北齐之前，周武帝先做了一件事，派人去侦查对手的虚实强弱，这也是雄才大略的皇帝惯用的手法。于是伊娄谦带着这个使命就出发了，时在太建七年（575），表面的借口是通使访问。
伊娄谦有个手下叫高遵，职位是“参军”——相当于现在的参谋吧，将伊娄谦此行的目的通盘泄露给北齐。齐人遂将伊娄谦一行扣押在晋阳（山西太原西南）。
尽管情报没弄到手，但周武帝还是决定开战。在第一拨试探性攻击的基础上（太建七年七月），次年九月的再次伐齐，就势如破竹。十二月攻克晋阳。太建九年（577）九月，攻克北齐首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北齐历六帝共二十八年而亡。
周武帝攻下晋阳以后，招见了伊娄谦，并将高遵交给他，任其处置。伊娄谦老好人，请求赦免高遵。周武帝心有不甘，这也太便宜高遵了。于是想了一个法子来羞辱他，要伊娄谦的随从往高遵脸上吐口水。伊娄谦说：“以高遵的罪行，不是向他脸上吐口水所能责备的。”周武帝想想有理，也就算了。尹娄谦一如既往地善待高遵。
司马光“臣光曰”第85篇，评论周武帝君臣处置此事皆失当：高遵奉命出使异国，泄漏国家机密，叛徒无疑。周武帝完全可以处死他，却将高遵送给伊娄谦，让他报复发泄，这是失法典无纲纪之举。而作为伊娄谦，理应推辞不受，将高遵送交官府法办，以明正典刑。伊娄谦却请求君主赦免高遵，成全了个人名声，但失了公义。
司马光援引孔子的话：“以德报怨者何以报德”。如果大家都所谓大肚能容地对待有负于自己的人，那用什么来回报有恩于自己的人呢？孔子的原则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耿介，正直，直道而行。对于有负于自己的人，假公济私地去设计去报复，显然不妥当。但依据相关章程来办，该杀的杀，该处罚地处罚，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这才是待“仇人”的正确态度，也才能起到惩戒的作用。
“以直报怨”的前提是光明磊落，而不是深文周纳。且是其人够坏，有亏法典，这与口舌之类的私人恩怨有本质的区别。“以直报怨”也不是以牙不牙、打击报复。后者显得阴暗委琐，而前者则是正派与正气。“赏有功，诛有罪”，赏罚分明，才能建立起人人可遵守的纲纪，不管是对常人，还是仇人。此一思想，在司马光的评论里，算是老生常谭了。但“老生见不生，常谭见不谭”，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孔子亦主张“恕”道。“恕”有宽恕、饶恕之意。但“恕”的底牌是推己及人，自己不想干的事，也不强求别人去干。如果“恕”道是无原则的当和事佬，连做人的原则与底限都没有，那么孔子的学说断断不会流传至今，他也断断不会做到“至圣先师”。
伊娄谦宽恕高遵，显然连做人的底限都失守了。依我看，伊娄谦只是“恕”道之小者。“恕”道之大者，当如三国之周瑜。尽管与鲁肃有矛盾，但临死前，还是向孙权力荐说：“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
而历史的经验表明，作为政治人，懂得科学地杀人，比什么都重要。无关权谋，却是苍生社稷。杀人还科学？是的，杀一人而使天下人得到安宁，这个福报比梁武帝的亲自吃斋要大得多。比如刘邦杀丁固，据说汉家四百年天下就肇基于此。当然前提是不滥杀，要如前秦苻生一样，那就惨了。
附：臣光曰85：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异国，漏泄大谋，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赐谦，使之复怨，失政刑矣。孔子谓以德报怨者何以报德。为谦者，宜辞而不受，归诸有司，以正典刑。乃请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则美矣，亦非公义也。（《通鉴》卷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