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肃宗对投降安史之官员按六等定罪（臣光曰99）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在勤政楼信誓旦旦地说要亲征平叛，可是当天晚上就带着亲信跑了。众多王公大臣都不知情，第二天一大早还照常早朝，宫漏报时的水声也井然有序地传来。然而他们发现，皇帝并不在宝座上，于是四散逃命，长安一片混乱。
宰相陈希烈、故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张垍，京兆尹崔光远，守卫皇宫的将军边令诚等，全部投降。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垍为他的宰相。
次年九月，长安在失陷一年多后被唐军收复。就如何处理陷身贼廷的原唐朝官员，唐肃宗感到很头痛，为此专门成立了审理机构——三司官署，并招集大臣开会讨论。
崔器、吕諲建议：凡接受伪职的官员一律处决，不要跟他们客气。李岘不同意：这些人都是陛下的亲戚或勋旧子孙，如果一概处死，“恐乖仁恕之道”；况且安禄山尚未平定，群臣陷贼者尚多，如果从宽处理，“足开自新之路”，若是尽诛，则会“坚其附贼之心”。
唐肃宗接受了李岘的建议，对接受伪职的人员按“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依照这个规定，有十八人被斩首，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张均、张垍兄弟曾因有恩于唐肃宗，免张垍死罪，流放岭南，但处死了张均。
处理结果公布后，有传闻说，陷贼者闻知陈希烈的下场，便罢了悔过之念，安心事贼。唐肃宗“甚悔之”。
司马光“臣光曰”第99篇评论了此事。
关于出处大防，不仅关乎个人名节，亦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对于这个原则性问题，司马光从不假借，立场也最为坚定，“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作为臣子，不幸而遭逢国难，如果匡救不成，那就得去死，没有委身事贼的道理。其口气之严厉，丝毫没有疏通的余地。
司马光痛批陈希烈诸人，身居高位，国家太平时节，“苟容以窃富贵”，吃香的喝辣的。而时值多事，却贪恋富贵，偷生苟免，“媚贼称臣”，为虎作伥。为臣如此，猪狗不如。司马光认为唐肃宗以唐“六等议刑”待贼人，做得对，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如果连这些人都不作处理，那如何对得起象颜杲卿、张巡这些为国尽节的忠臣呢？
司马光批唐玄宗，做皇帝做得越发不地道，国家有难，最先开溜地竟是皇帝自己，“朝闻亲征之诏，夕失警跸之所”。尤为不地道的是，待忠臣良将十分刻薄，油嘴滑舌之辈倒是厚遇有加。事实证明，象颜杲卿、张巡之徒，不仅是忠臣，且是能臣。可是世治，唐玄宗不但不予重用，还多方打压，“沈抑下僚”；世乱，自顾自逃命，丢下他们独对虎狼之师，也不想着援助一把，遂为贼人所杀。
司马光感叹说：“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
司马光这句话，其实是道出了中唐以后，所以出现强藩悍镇和武人弄权的最根本原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刑赏不仅仅是领导人御下的手段，更是提振士气的关键。好人没得好报，那谁还当好人。坏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大家都去做坏人好了。反正不亏，可能还有赚——“无往而不得计也”。唐室是乱了这个分寸，所以终被风吹雨打了去。
比如颜杲卿，《颜氏家训》的作者、北齐颜之推的五世孙。动乱初期，时任常山太守的颜杲卿，自知以几百兵力无法抵抗安禄山数十万大军，徒然生灵涂炭。遂曲全下之，日后再相机定夺。安禄山也防他一手，将颜杲卿的幼子颜季明扣为人质。
正当安禄山准备攻取潼关时，颜杲卿在他的后院点了一把大火——起义平叛，河北先后有十七郡响应，叛军唯余有重兵把守的范阳等六郡。安禄山被迫改变战略部署，命大将史思明带兵攻打常山（河北常山）。史思明见协迫颜杲卿投降不成，遂在城下杀了人质颜季明。颜真卿，颜杲卿的堂弟，闻知此事，挥泪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祭侄文稿》。
常山终被攻破，面对安禄山的质问，颜杲卿大骂安禄山是牧羊奴，天子提拔你当大官，反倒恩将仇报，去死吧你。安禄山大怒，将颜杲卿绑在柱上，一刀一刀慢慢地割死。颜杲卿至死骂不绝口。颜氏一门死于刀锯之下达三十多人。
然而就是这等良臣，唐朝如何待他们呢？安禄山造反时，河北郡县大多望风景从，唐玄宗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此时平原郡（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正冒雨修筑城郭，疏通壕沟，清点丁壮，充实仓禀，准备决一死战。同时派心腹兼道赴长安报信。唐玄宗知讯，即喜又愧：“我连颜真卿长得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他竟能忠于国家如此。”
唐玄宗后期用人失察若是，一者造成那些深受国恩、享尽荣华富贵的朝廷大员，首鼠两端，意存观望，立场严重不坚定，反不如市井杀猪卖肉之辈。一者大寒志士之心，深感朝廷善恶不分，忠奸不辨，报国无门。于是群起而为自己打算，乘机扩张势力。
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安禄山假子。后来降唐，赐李宝臣姓名，任成德军节度使。大历十年（775），李宝臣奉命讨伐田承嗣，有战功。朝廷派宦官马承清前去犒赏慰问（赍诏劳之），马承清却大大地侮辱了李宝臣一番。《通鉴》用了一词叫“诟詈”，骂得很狠。部下劝李宝臣说：“将军新有战功，竖子尚敢这样待你，一旦寇平，一纸诏书把您调到京师，也就一介匹夫，那时还知道怎么玩您呢。不如释田承嗣以为己资。”李宝臣遂有玩寇之志。
所谓玩寇，即有能力灭贼人却不杀尽，这样朝廷就用得着武将了。至唐僖宗年间，节度使刘巨容就是这个思路。他在湖北境内击败黄巢义军，有人劝他乘胜追击，流寇可望全部歼灭。刘巨容却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
这种态度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极普遍。朝廷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是如此。钱谬彼时正在高骈帐下效力，也瞧出端倪，对镇将董昌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名而去之”。离队的钱谬后来一手创建吴越国，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十国间历时最久。
附：臣光曰99：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傥各全其首领，复其官爵，是谄谀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至于微贱之臣，巡徼之隶，谋议不预，号令不及，朝闻亲征之诏，夕失警跸之所，乃复责其不能扈从，不亦难哉。六等议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通鉴》卷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