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自称天朝帝国的中国，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交流。这种交流能孕育出一种比目前中西文明更好的新文明呢，还是仅仅毁坏中国本民族的文化，并用美国式的文明取而代之？这依然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常常证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向拜占庭帝国学习。许多这样的交流表明，作为落后国家的学生能超过作为先进国家的教师。对于目前中国发生的情形，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看作是学生，那么中国人一定能再次超过我们西方人。事实上，如同他们向我们学习一样，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向中国学习的机会显然是太少了。假如我把中国人当作学生，而不是把西方人当作学生，只是因为我担心我们西方人不可教化。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涉及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引起的有关文化方面的问题。
除了16世纪西班牙和美洲之间的文明交流外，我认为在这以后的一段漫长的发展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两种文明交流的例子能像中国和欧洲这两种文明交流那样典型。考虑到这两种文明的显著特点，欧洲和中国的文明能够不太困难地互相理解是令人惊讶的。为了更加明确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略微讲述一下这两种文明的历史起源。
西欧和美国实际上有着类似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可以追溯其三个来源：（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及其伦理；（3）现代工业主义——它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成果。我们不妨可以将柏拉图、《旧约全书》、伽利略看作这三种要素的代表。它们至今依然各自独立地存在于世。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学得了文学和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许多社会生活中温文尔雅的礼节。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学得了狂热的信念即所谓的“信仰”，由善恶观念决定的道德热情，宗教偏见和某些民族主义的东西。从应用于工业的科学中，我们学得了力量和力量的意识、我们就是上帝的信念，相信我们能成为无科学知识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真正主宰。我们也学得了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依靠这些方法，我们能获得大多数真正的知识。我认为，这三种要素能够对我们欧美精神作出基本的解释。
除了希腊文化曾间接地影响过中国的绘画、雕刻和音乐之外，这三要素中没有哪一个要素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过明显的角色。中国在其开化的历史始端，便属于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巨流。在这条巨流中的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影响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从而为我们西方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正如埃及和巴比伦的文明是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富庶土壤的奉献一样，中国自身的文明是黄河的奉献。甚至在孔子的时代，中华帝国的疆域还主要在黄河流域一带。但是，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相同，中国人的精神观念和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精神观念的共同点都微乎其微。老子和孔子都是公元前6世纪的人，但他俩都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认为的现代中国人的显著特性。把任何东西都归因于经济的人，将难以解释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之间的区别。就我而言，对此没有可以选择的理由可提供。目前，我并不认为科学可以完全解释民族的性格。气候和经济环境能够对一个民族的性格作出部分的解释，但不能作出全部的解释。一个民族的性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成时期的主要人物——如摩西、穆罕默德、孔子这样的人的个人性格。
最早的著名中国哲人是老子，他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并不是一个真的人名，仅仅是意指“老哲学家”。据传说，老子年长于同时代的孔子。我对老子的哲学远比对孔子的学说更感兴趣。他认为，每一个人，每种动物和每一样事物都有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某种方法和行为方式。我们应该使自己活动的方法和行为方式与事物本来就具有的方法和行为方式协调一致，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道”是“道路”的意思，但在实际运用中或多或少带有神秘的意义，如所谓“‘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我认为，老子幻想死亡是对“道”的背离造成的。假如我们所有的人能严格按照自然的要求生活，我们的生活就能像宇宙万物那样的永恒。在以后的年代里，道家学说日渐蜕化为一种迷信魔法，基本上和研究长生不老的炼丹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认为遗世逃生的希望，原本就是老子首创的道家哲学中的一个要素。
老子的书，或被认为是老子写的书，都很简短，但他的思想由他的门生庄子弘扬发展了。庄子的思想比他的老师更有趣。老庄哲学倡导的是一种自由。他们痛恨政府，痛恨一切对人类天性的干涉。他们将现代人的生活与他们称之为“古代贤哲”人宁静的生活相比，抱怨现代人的生活太匆忙。在道的学说中存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味道。因为，尽管世间有生命的事物纷繁多样，但道只是同一个观念的道。所以，假如一切生命都依据这个道，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竞争和冲突。这两位圣人，都已具有了中国人特有的幽默、节制和保守的性格。他们的幽默可以从庄子的著作《伯乐》中找到例证。庄子笔下的伯乐是善于管养马匹的人，但他驯养的马却十有其五死掉。他们的节制和保守的特征与西方的神秘主义者比较起来是很明显的。节制和保守的特征融入了所有的中国文学和艺术之中，融入了今天教养有素的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之中。中国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开玩笑，并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取乐的机会。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幽默是巧妙而含蓄的，以致欧洲人常常不能理解这种幽默，而这恰好增添了中国人的乐趣。中国人保守的习惯是很有名的。有一天，我在北京遇到一位中年人，他告诉我对政治理论有进行学术探讨的兴趣。从他的思想表现的价值观念看，我把他当作这个国家中具有新思潮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曾是一个省的政府官员，并且许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中国人的诗歌明显地缺乏激情，这大概是他们同样保守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一个明智的人应当永远保持冷静。尽管中国人在激动人心的竞争中也有激情奔放的时刻，但是他们不希望这种激情在艺术中永存，因为他们本质上厌弃这种热情。我们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促使人们酷爱热烈。然而据我们所知，在中国的文学中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国的某些古典音乐是非常优美的，可是他们的古乐，弹奏的声音是这样的微弱，以致只有一个人才能欣赏它。中国人在艺术中追求高雅，在生活中追求合理。他们不欣赏冷酷无情而坚强有力的人，也不赞赏易于表露自己激情的人。在西方过惯了喧闹生活的人，来到中国后首先会发现他们丧失了西方人孜孜以求的一切影响，但是，他们渐渐会看到生活的美和自我存在的尊严。因而，在中国生活最久的外国人，是那些最热爱中国的人。
虽然道家以炼丹士身份侥幸求生，但还是被儒家从知识阶层中完全驱逐了出去。我必须承认，我不能够正确地评价孔子的功过。他的著作大量地表述了日常生活繁琐的礼仪观，他主要关心的事是教导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举止得当。即使孔子的许多学说具有消极的因素。然而当你将孔子的学说与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某些宗教学说比较，你必须承认孔子学说具有伟大的优点。孔子及其追随者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是一种没有宗教教条的纯粹伦理学说。这种伦理学说既不会产生一个有权力的传道者，也不会导致因政治或宗教信仰不同而带来的迫害。孔子学说无疑在培养整个民族高雅的举止风度和良好礼貌方面获得了成功。中国人的礼仪并非仅仅局限在言谈举止和人际交往方面，即使没有前人的规定，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恪守自己的礼仪。中国的礼仪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阶层，它甚至存在于社会地位最卑下的苦力中。具有一种平静的自我尊严感的中国人，在与白种人交往时，看到他们横蛮无礼就感到是一种耻辱。因为中国人不愿降低自己的人格，用无礼去对待无礼。欧洲人总把这看作是中国人的弱点，但殊不知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迄今为止，中国人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战胜了一切企图征服中华民族的外国征服者。
有一种，也仅仅只有一种重要的外来因素，对传统的中国文明产生过影响，那就是佛教。早在公元初，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在这个国家的宗教中占据了一定地位。用我们从犹太人那里接受过来的不容异端的观点来看，假如一个人同时接受两者的教义，会引起个人要么强调这个重点，要么强调另一个重点。佛教是一种用容易为我们理解的言词表达的宗教。它有神秘的教义、灵魂挽救的方法和对来世生活的描绘。佛教对于世界上想要克服人生绝望的人来说是一种启示。在佛教看来，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自然产生绝望。佛教对现世生活持有一种本能的悲观厌世主义态度，认为人们只有依靠某些佛教信条才能超渡苦海。儒教毫无这样的色彩，它设定人们在根本上能与整个世界和谐共处。儒教只是教诲人们如何去生活，但是毕竟不是激励人们去生活。儒家的伦理教诲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或宗教教义的基础上的，它纯粹是世俗的。这两种宗教在中国和平共处的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宗教信徒和善于沉思的人信奉佛教。但是，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标准与儒教一脉相承。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学说，并作为考察和选拔政府机构官员的准则。这样做的结果，致使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掌握在文人式的怀疑论者手中，使政府的行政管理缺乏西方国家统治者所需求的那些充满活力和具有破坏性的特征。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与庄子清静无为的准则非常契合。这样的政府造成的结果是，除了战争给老百姓造成苦难外，民众在一般情况下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其统治的民族享有自主权，外国民族不必惧怕中国，尽管中国有着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将中国的文明与欧洲的文明作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文明可以从希腊文明中找到。但是，中国文明中缺少我们西方文明中的其他两个因素，即犹太教和科学。中国实际上没有宗教，不仅上层阶级没有宗教，而且整个民族没有宗教。在中国只有朴素有限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既不狂热，也不严酷，其中并不包含罪孽的概念。中国除了现在刚刚在受到欧洲的影响外，没有现代科学和工业主义。
古老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里我不想谈及政治或经济，只想谈谈这种交流会对中国人的思想概念带来什么影响。但是，绝对脱离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问题来探讨思想观念是困难的，因为中西文化交往必然受到中西政治和经济交往性质的影响。然而，我希望尽可能单独地考虑文化问题。
当代中国人以极大的热情渴望学得西方的知识，不仅仅是为了富国强民，抵抗西方人的侵略，而且是由于相当多的人们希望从西方文化本身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崇尚知识的价值，是中国的传统。但是过去只重视古典文学，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西方的知识更加实用。每年有许多学生到欧洲上大学，更多的人仍然是去美国，他们到那里去学习科学、经济、法律和政治理论。这些留学欧美的人归国后，大多数人成为老师、政府官员、记者或政治家。他们加速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特别是加速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的传统文明已经变得保守僵化，在艺术和文学的领域内已不能创造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任何衰弱造成，仅仅是缺乏新的材料。西方知识的涌入恰恰为中国文明的振兴提供了刺激因素。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国高等教育苦于缺乏资金，缺少图书馆，但绝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文明在科学方面的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因此，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将不会遇到像教会在欧洲科学发展中设置的障碍。我敢断言，假如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在未来的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富有希望的中国表现出来的这种学习热忱，确实使人回想起15世纪意大利不朽的文艺复兴精神。
显而易见，中国人与日本人明显区别在于，中国人希望向西方学习的并不是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增强军事力量的东西，而是乐意向西方学习具有伦理或社会价值的东西，或者完全是出于一种文化的兴趣。他们对我们西方的文明持批评的态度。一些中国人告诉我，在1914年以前他们很少批评西方，然而，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促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必然是不完善的。无论如何，人们习惯把西方的智慧看成是非常有力的，也有一些年轻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能给他们带来正在寻求的东西。这种希望也必然成为失望。并且要不了多久中国人将认识到，中国人应当运用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为自己开辟自我挽救之路。日本人采用了我们西方的缺点，并保持了他们自己民族的缺点。但是，难以希望中国人会作出相反的选择，即保持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点，并采用我们西方的优点。
我想指出，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
老子在描绘“道”的作用时指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些话所体现的思想看出中国人对生活目标持有的观念。它表明，中国人的生活目标与白种人为自己确立的生活目标截然不同。所有权，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西方民族和个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些思想由尼采建立为一种哲学。尼采的生活信条并非只有德国人信奉。
也许有人会说，你已经将西方人的实践与中国人的理论作了比较；假如你将西方人理论与中国人的实践作个比较，对比将显得非常不同。当然，这里确实包含着大量的真理。所有权是老子希望我们放弃的三种东西之一，它是令许多普通中国人望而生畏的东西。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牢牢掌握金钱的。可能他们掌握的金钱并不比法国多，但肯定多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政治是腐败的。许多权柄在握者寡廉鲜耻，不择手段地聚敛金钱。这毕竟是不容否认的。
然而我注意到，由于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这对于我们西方人与中国人打交道带来一种确实的好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就像我们通常把腐败与罪恶之类看作是造成一个国家衰弱的唯一原因一样，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国人的美德。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由于太妄自尊大而不能战斗，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中国。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仅仅渴望自由，而不期望统治别人。不过，假如其他民族强迫中国人为自己的自由而战，那么他们完全可能放弃自己的美德，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而现在，尽管他们20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特大的民族，但他们并不特别偏爱绝对的统治权。
虽然中国一直战火连年，可是中国人本质上十分爱好和平。中国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韦利先生翻译为《折臂老人》，作者将一个自己折断手臂以逃避从军的老翁当作英雄来歌颂。这在其他任何国家是少见的。他们的和平主义植根于深思熟虑的思考。事实上，他们不期望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发生变化。正如他们的绘画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人把观察不同种类的生命现象看作是一种乐趣。他们不希望从预想的样式中减少任何一样东西。中国人没有西方民族中占支配地位的进步的观念，并且提出了使我们行为冲动的合理化问题。毫无疑问，进步是我们西方的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我们将进步部分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有文化而保守的中国人，今天的谈话仍然遵循他们最早的圣人著作中阐述的思想。假如有人指出这表明中国人在思想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那他们将会说：“当你已经享受完美的生活时，为什么还要去寻求进步呢？”起初，这个观点在一个欧洲人看来是消极的，但随着我们智慧的增长会逐渐对我们自己的明智产生怀疑。人们会开始想到，那么多我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无休止的变化，而没有使我们接近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把中国人在西方寻找的东西与西方人到中国寻找的东西作一个比较是很有趣的。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为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途径。我担忧他们这样做常常是徒劳的。白种人带着三种动机到中国去：去打仗、赚钱、教中国人改信上帝。这三种动机中最后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因而激励了许多人的英勇献身精神。但是，军人、商人和传教士企图把我们的西方文明强加于中国。所有这三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侵略性的。中国人无意于强迫我们改信儒教。他们说：“宗教有许多，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是很好的商人，但是他们经商的方法，完全不同于那些在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这些欧洲商人总是不断地在那里寻找租界、垄断商品、铁路、矿藏，并竭力依仗炮舰政策去满足他们的掠夺野心。中国人决不会如此。通常中国的军人并不好战，他们一般知道别人要求他们进行作战的理由，还不值得用打仗来解决问题。这只证明中国人是十分理智的。
我认为，中国人的那种忍耐性，远远超过了欧洲人在本国经历中任何可以想象的限度。我们自以为忍耐，只不过比我们的祖先更自制。我们西方国家仍然在实行政治和社会的迫害。这种迫害如此之多，可有人还要我们坚信我们西方的文明和生活道路永远优越于其他民族，以致于当我们遇到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时，有些人还想让我们确信西方人对中国人可能做的最大喜事是迫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我相信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是一个可怜的贫穷的人，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快活。之所以中国人更快活，因为中国是建立在比我们西方人更加人道、更加文明的观念基础上的。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善于沉思的美德。在这方面，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社会的生活变得迅速恶化了。我不否认中国人在与我们西方人不同的生活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但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使双方都能获益。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正是这种沉思的明智使中国的文明得以保持，而其他民族的古代文明却早已消亡。
当我前往中国时，我是教书去的。但我认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每一天我要教给中国人的东西甚少，而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甚多。我发现，已经在中国长久生活的欧洲人与我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那些来中国时间不长的欧洲人，或只想来中国挣钱的欧洲人，与我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之所以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我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发达的工业企业。但是，那些懂得智慧、审美或简单生活享乐的价值的人，将会在中国发现许多在疯狂和骚乱不安的西方国家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会乐于与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生活在一起。我真诚地希望中国人能从我们西方学习科学知识。同时，我也热忱地希望，作为一种报答，中国人能给予我们巨大的忍耐精神和善于沉思的恬静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