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外戚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机体上的一个毒瘤。他们专权得势，必须借助于皇权，依附于皇权。宦官、外戚往往利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母后临朝听政的机遇，以有条件接近皇帝、皇太后的特殊身份而篡权得势。宦官，本是刑余之人，并无政治才干。外戚，则全靠裙带关系，他们一旦得势，必然结党营私，以巩固自己的权势，而排斥、打击、陷害忠贤之臣。宦官、外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时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所以，宦官、外戚专权干政，就意味着封建统治政权更加腐朽，更加黑暗。西汉元、成之际是西汉末期最关键的时期，即外戚掌权愈演愈烈，以至于到公元六年王莽摄政。可以说，西汉政权从元帝开始，政权逐渐趋于衰亡，与宦官、外戚专政有很大关系。
（一）宦官干政
在西汉，宦官登上政治舞台，应从武帝开始。《后汉书·宦官列传序》称“武帝数晏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但汉武帝雄才大略，皇权独揽，宦官也只能起到政事传达的作用，而不可能操纵皇权。到了宣帝时期，据《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因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故明司文法的中书令弘恭、中书仆射石显得以“久典枢机”。宣帝本是中兴之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英明果断，大权在握，宦官也不可能兴风作浪。到了元帝时期，由于他仁弱无能，“优柔不断”，宦官弘恭、石显才得以专擅朝政，扰乱政纲，不仅元帝的儒家“仁政”无法实现，而主持仁政的儒臣，也惨遭迫害，汉家的政治危机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
本来，汉宣帝在临终前，对后事的考虑是比较周全的。他已经给自己的接班人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这就是说，在元帝即位后，军政要事可由史高、萧望之和周堪全权处理。对于这个辅政班子的安排，宣帝既考虑到三人的政治地位和才干，又考虑到他们与皇室的亲密关系，当然也有互相制约的意思。
元帝在即位之初，萧望之、周堪对国家治乱大事都陈述过很好的建议，也深得元帝的信任和尊重。《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当时萧望之“数荐名儒茂才以备谏官”，还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侍中金敞共同参与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导）上（元帝）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如果元帝能够始终专任萧望之、周堪等忠直之臣，尽管他们动辄言“古制”，有“迂阔”的一面，汉家政治还不至于那样迅速地衰亡下去；但元帝虽然表面上对萧望之、周堪两位师傅的建议“甚向纳之”，实际并不真正信任，甚至还感到受限制，而对于宦官石显，认为“中人无外党，专精可信任，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这就是说，元帝认为宦官在朝中无亲无故，非党非派，不会拉帮结派，危害朝廷，所以对他们十分放心，许多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实际上是将政治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宦官石显。
元帝即位初期，宦官弘恭中书令，石显为中书的副长官中书仆射。弘恭病死后，石显升为中书令，总揽中书大权。从此石显“事无大小，因显而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史称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杵恨睚眦，辄被以危法”。看来，石显是一个很可怕的危险小人，他奸诈、狡猾、阴险、毒辣，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阿谀奉承，陷害忠良。
萧望之是汉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其正直与学问才干在当时都是名冠一时的，况且他还是汉宣帝指定的辅佐汉元帝的辅政大臣，他在朝廷的地位和汉元帝对他的倚重是可想而知的。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满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要大展鸿图了，可没想到宦官专权起来。于是他愤然上书说：“管理朝廷的机要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本来应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可如今汉元帝在朝廷里享乐，把这一职务交给了太监，这不是我们汉朝的制度。况且古人讲：‘受过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的身边的’。现在应当改变这一情况了。”元帝虽然也感到此话有理，但并没有接受萧望之的建议。石显看到这一奏章，自然把萧望之视为仇人，从此便开始挖空心思地陷害萧望之，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萧望之的正直还引起外戚的反感。有一个叫郑朋的儒生，为了从萧望之这里弄个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击许、史两家外戚专权。萧望之接见了郑朋，并且给他一个待诏的小官，后来却发现郑朋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于是很讨厌他，也不再理他。等到考评升降官员的时候，与郑朋同是待诏的李官被提升为黄门侍郎，郑朋却原地未动。郑朋一怒之下，反倒投靠了与萧望之不和的史、许两家外戚。他还编造谎言说：“我是关东人，怎么能你们两家外戚的事呢？以前我上书核奏你们，全是萧望之一伙人策划的。”郑朋这个人心怀叵测，为了达到陷害萧望之的目的，到处扬言说：“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章接见了我，我当众向他们揭发了萧望之的过失，其中有五处小过，一处大罪。如果不信，就去问中书令石显。他当时也在场。”其实，这是郑朋的圈套，他想借机结交石显。果然，萧望之来到石显处打听事情经过，石显正想找碴，此次萧望之上门，那是正中下怀。
石显首先找来郑朋，又找了一个与萧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诏，让这两个人向汉元帝奏劾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要撤车骑将军史高的职。”然后，又趁萧望之休假之机，叫郑朋等人上奏章。奏章马上就交到了汉元帝手上，汉元帝接到后，让太监弘恭去处理。弘恭是石显的同伙，本来就参与了陷害萧望之的阴谋，这么一来，正好得逞。
弘恭立刻把萧望之找来询问。萧望之十分老实地据实回答，承认了自己想整治外戚的事实。弘恭、石显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人结党营私，相互标榜吹捧，串通起来多次反对朝廷上掌权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别人，树立自己威信，独揽大权。这样做，作为臣子是不忠的，侮辱轻视皇上更是大逆不道，请皇上允许我们派人把他们送到廷尉那里去”。当时，汉元帝刚刚即位不久，也不太明白奏章上“谒者召致廷尉”几个字，就批准了这道奏章。
有人认为元帝对石显迫害萧望之的事装糊涂，说元帝即位时已经27岁，不可能不明白“召致廷尉”这几个字，况且他绝不是白痴，“召致廷尉”应该是文吏掌握的基本术语。以元帝之才，如果连这句基本术语都不懂，是很难令人置信的。所以，萧望之的被迫自杀，即使不是元帝的预谋，也是他支持石显的结果。至于萧望之死后，《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元帝“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有诏加恩，长子伋嗣为关内侯”，等等，都是虚伪的欺骗。
萧望之死后，周堪、刘更生等也被废为庶人，“废锢不得复进用”（《汉书·佞幸石显传》）。此后，石显更是为所欲为。忠直之臣如张猛、京房、陈咸、贾捐之、苏建等皆遭迫害，或自杀，或弃市，或以它事论死，或抵罪为城旦春。
公元前33年，元帝去世，成帝即位。不久，成帝就将石显中书令职免掉，后又令其徙归故里。失势后的石显忧郁不食，死于途中。石显的党羽也先后被罢官，从此结束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但皇权并未因此而复振，取而代之的是外戚专政。
（二）外戚专权
外戚，一般是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有时也包括公主的夫族，他们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集团。当他们凭借着掖庭之亲和椒房之宠而内擅枢机之政，外总军政之柄，此即外戚政治。
皇后居住的宫殿叫椒房殿，有一种传说，椒是花椒的椒，把这种花椒磨成粉子，涂在墙壁上，有的人说，这种粉子是粉红色的，属于暖色，暖色看起来比较好看一些。再一个呢，据说还有一种芳香气味，或者说，是不是防菌、防一些虫子等等的，管这个房子叫椒房。椒房是一种专有名词，因此，后来把凡是皇后的生活起居殿就叫椒房了。
外戚专权，在西汉也并不是从成帝开始的。汉初的吕氏专权姑且不论，昭宣时期的大将军霍光执政，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权，尽管霍光也飞扬跋扈，排斥异己，但他执行的是汉武帝既定的方针政策，并且励精图治，而昭宣二帝也不是庸碌之主，所以在他们当政时期，外戚专政对社会并没有产生破坏性的作用，相反还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然而成帝时期的外戚专权则不同，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最后导致王莽篡权和西汉政权的灭亡。
西汉的皇权，从建国伊始就由三种力量构成，即皇帝、功臣和外戚。这三种力量几经消长，到元成以后，外戚王氏由于偶然机遇登上政治舞台，逐渐把持了大汉帝国的权柄，把西汉晚期的历史，演变成了王氏一家的兴衰史。
可以看出，皇帝既以色艺为纳妃的标准，但美色总有衰退的时候，一旦色衰爱驰，皇帝对后妃的情爱便转移到其他女子身上。皇帝对外戚的褒奖恩赐主要取决于对后妃的宠爱程度。“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这是西汉时期外戚总结出来的进身之道。后妃们以美色和技艺倾心尽力博取皇帝的欢心，如果受宠，专擅房燕之乐，其家族就可以贵宠至极。
汉成帝为太子时，就是一个“幸酒，乐燕乐”之徒，即位后更“湛于酒色”，不理朝政，把政治大权拱手让给了外戚王氏之手。成帝母王政君是个贪恋权势的女人。成帝即位后她升为皇太后，于是趁机抓住权势，任命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总揽朝政，从此开始了外戚专权的时代。
王氏的兴衰离不开这个家族的王政君。王政君生于本始三年（前71年）。她的生母李氏生下三个孩子后，因为嫉妒丈夫娶妾太多，一气之下改嫁给河东的苟宾。王政君曾许配过人家，但没等结婚，未婚夫就死了。后来东平王刘宇见她清秀聪慧，又聘她为姬妾，仍是没等过门，东平王又死了。王禁很迷信，找了一个卜者为女儿看相算命。卜者说：“当大贵，不可言。”王禁听了这句极富暗示性的话，便不惜重资，聘请老师教她读书学经，还教习琴棋书画，熏陶贵族礼仪。五凤四年（前54年），王政君年满18岁。王禁想起卜者“当大贵”的话，就想方设法把王政君送到宫中，做了一名宫女。没想到太子不经意的一指，王政君不但到了太子宫，而且不久就怀有身孕，第二年就为刘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骜。
在汉元帝的时候，王氏家族虽然纷纷窃据要津，骤然显贵，但还没有进入中枢。不仅如此，他们的权力还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元帝钟情于另外两个女人：傅昭仪和冯昭仪。
皇太子刘骜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却是个酒色之徙，元帝不喜欢他，几次要把他废掉，而想立“多才艺”的次子刘康。正当王氏家族岌岌可危之际，外戚史丹与太子关系紧密，起而为太子保驾护航。汉元帝的幼弟，中山王刘竟病故，太子刘骜赶来吊唁，但脸上毫无哀戚之容。元帝很生气。史丹立刻免冠谢罪，说是自己让太子故意节制悲伤之情的，以免感染元帝而过度伤心。元帝这才稍稍消解了对太子的怨怒之气。
竟宁元年（前33年）五月，元帝去世，六月，20岁的太子刘骜继位。尊称皇后王政君为皇太后，王氏家族真正时来运转了。
在元帝晚年，王政君、成帝和王氏家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危机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失去权力的可怕，所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紧紧抓住权力并坚守勿失。王政君最信得过的是娘家人，于是王凤乘此时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理朝政，开王氏擅权的先河。但王氏擅权所以得以实现，又与汉成帝和王莽相关：
首先，汉成帝打击宦官势力。汉成帝下诏，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石显为长信中太仆，这是太后宫中管车马的官，秩中二千石。石显原来为中书令，官秩虽仅千石，但位于决策核心，石显原先的走卒，时任丞相的匡衡和御史大夫的张谭等便联名上疏揭露石显及其党羽过去的罪恶。于是石显被免官逐回家乡。石显死于中途，他的走卒也纷纷被免官。
其次，汉成帝利用外戚和朝臣抑制另一派外戚。成帝继位，王凤首先排挤了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又迫使皇后之父许嘉引退。“将军家重身重，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金，以特进侯就朝位”。
再次，王凤排挤丞相王商。这个王商与王凤的弟弟同名，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人。他的父亲王武是汉宣帝的舅舅，堂兄王接曾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这也是一支活跃于元、成政坛上的外戚家族。当时，惟一能与王凤相抗衡的，就是王商。王商在政坛上稳步高升，不但有外戚家族的背景，而且政治识见和能力，都不在王凤之下。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议论不同，关系渐渐紧张。王凤与外戚史丹合谋，派人秘密调查王商的隐私，又教唆频阳（今陕西富平）人耿定上疏诬陷王商。汉成帝觉得难以查证，可是王凤坚持要查办，成帝无奈，只得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王商被免相仅三日，就大口吐血，悲愤而死。其子弟亲戚有在宫中任职的，一律被赶出长安城。至此，王凤专制朝政，已没有了强大的反对派。
第四，王莽崛起。王氏家族飞黄腾达、炙手可热的时候，却有个被遗亡的角落，那就是王凤的二弟王曼，因为早死没有封侯。王曼的第二个儿子叫王莽，字臣君，其相貌其丑无比，大嘴叉，短下巴，金鱼眼，红眼珠，大嗓门，声音嘶哑。王莽的哥哥与父亲一样早早就死了，所以王莽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庭的顶梁柱。王政君当上皇太后那年，王莽仅有14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被王氏家族冷落的王莽母子，只好相依为命，过着十分清寒的生活。年轻的王莽与他那些飞扬跋扈的堂兄弟们截然不同：对内孝敬寡居的母亲，照顾兄长的遗孀，耐心教育顽皮的侄子；对外结交一些英俊的朋友，又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为师，攻读经书孜孜不倦，待人接物恭敬有礼，尤其是侍奉执掌大权的伯父、叔父们，更是小心翼翼。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王莽从不跟堂兄弟们去寻欢作乐，而是洁身自好，表现得谦恭谨俭、温文尔雅，处处表现出一个年轻儒者的风范，由此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王凤病倒了，王莽在床前尽心竭力地侍奉伯父，数月如一日，衣不解带，最后累得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王凤大受感动了，临死时拜托皇太后王政君和外甥汉成帝，让他们关照王莽。随后，王莽有了第一个职务--黄门郎。在24岁的时候，王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大司马王商，也向成帝上书愿将自己的封地分一部分给王莽，其实就是要求皇帝给王莽封侯。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看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纷纷向皇帝称赞王莽。王莽立刻名声鹊起，引起了成帝的极大关注。
永始元年（前16年）五月，汉成帝下诏封王莽为新都侯，封地在南阳郡新野的都乡（今河南新野县境内），食邑1500户。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身兼数职，进入了朝廷政权的核心。年仅30岁的王莽，这时已跃居几个叔叔之上，成了很有权力地位的重臣了。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皇权在这里幻化为国家意志，它不仅成了保证整个社会能否正常运转的支配力量，而且成了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杠杆。所以，皇权的稳定就是社会的稳定，皇权的强弱必将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但是皇权的致命弱点是“家天下”，它的传承必须按血缘关系在一家一姓的狭小范围内选定，也就是说无论贤愚，他只要具有与皇族直系或最近的血统，就有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如果臣民遇上志向远大、雄才大略、英明果决的君主，社会就稳定，国家就强大。然而，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这样的明君简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那些养尊处优，纵情淫乐，性格乖戾，昏庸愚蠢，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政治废物。在这些废物的眼中，最可靠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匍匐在自己脚下的宦官，是信得过的奴仆；另一种是外戚，是信得过的亲戚。
汉成帝就是这样的政治废物，自己昏庸无能，又“湛于酒色”，便靠母舅来支撑家业，外戚的势力岂能不借机恶性膨胀起来？所以，在西汉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够粉墨登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