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把世界分为纯粹理性王国和实践理性王国，此种划分奠定了我们时代价值问题的基本形式。这种划分把认识领域同评价领域分割开来，这种区分反对从“是什么”导出“应当是什么”。价值观念的科学在语义上是一个矛盾。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运用逻辑观察事实，无论逻辑还是实际观察都不能对目的与价值作出判断，尤其是终极目的更无法判断。此类科学只能研究解决与事实有关的价值问题，只能通过对各种文化中的价值观的分析而指出价值是相对的，是受制于文化的。这种状况给我们的文明造成极大的困难。在我们的文明中，科学被看成是最终的裁判者，似乎只有科学支持下的价值才值得人类为之而努力，但是，科学却不能为我们提供理想的生活。这就为非理性主义力量打开了通路，这也是那些震撼人类的群众运动之所以具有破坏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鼓吹者们是同样谬误的，由于科学主义从其世界观中排除了与存在的重要因素，并排斥价值维度，从而造成一个力量真空，非理性主义便乘虚而入。科学主义误解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价值在存在模式中有自己的地位。如果否认这个模式，价值在宇宙画面上便被消除了。
可以从人类经验中发现存在的结构，一切为人所经验的事物都要用辩证法的三段式术语来表达，辩证法包括三个阶段；一个基本矛盾、两极的对立、对立终极的统一。基本对立或基本源于主体的客体、“自我”和世界的二分。我们所经验的一切都分为两部分：经验着主体和被经验着的客体。这种划分不限于思想，而且涉及人类所有的记忆、想象、情感、意志和活动。矛盾双方的对立意味着二者相互依存，离开一方他方即不复存在。自我与世界相互决定着，主体与客体相互独立开便不能也确实不存在了。这种对立是联结矛盾与两极最终统一体的中介，二者仅仅在某些方面不同，而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中国古代道教用一个圆圈中相互缠绕的黑白两半作为徽记，这个徽记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辩证法的三段式。
人的存在被割裂的基本原因是人的意识，人可以超越任何给定的情境，因为他可以意识到这种情境：人“存在着”。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这就造成了有意识的主体与他所意识到的客观情境之间的割裂。借助意识而实现的超越正是人的自由的基础；借助人的意识对某种情境的超越，人才能从这种情境的必然性的一定局限中得到自由。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选择。于是，人得以冲破“定在”的牢笼而驰骋于“潜在”的王国，于是，出现了选择的可能性，出现了根据价值作出决定的必要性。人们借助意识而实现超越的全过程即构成人的自由。这一过程包括把握潜在的可能性，包括基于价值之上的选择活动。
因此，价值是自由的伴生物。价值的基础是什么？价值的内容由什么来决定？从具体的和现实的角度讲，历史条件、社会和文化决定着价值的内容。价值观念的终极基础却植根于存在的终极基础之中。价值具有本体论起源。甚至那些拒斥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也并不否认，全部文化都从代表着存在基础的上帝、自然、宇宙等基本概念或象征那里导出其终极价值。一旦忽视了存在基础和价值之间的联系，价值便开始瓦解。
终极价值的一般内容源于基本存在的三段式：矛盾、对抗和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是终极价值的核心。从本体论看来，存在的基础是使一切矛盾得以统一与谐调的维度。这是可以使矛盾得以化解的、包容一切的本体。这是普遍推理的结构的更深刻的一面——“创造的源泉、无限和无条件的存在力量”，不能用语言对它进行描述、界定并命名，只能对它采用象征性的表述，也许只能在很少的顶峰体验中才能把握它。抓住“意识的一闪念，智慧就会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对于那些在这个名字面前不加避讳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切。
然而，我们可以置统一的“基础的现实性”问题于不顾，完全通过存在分析而达到相同的结论。从人的各种深刻的追求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这种克服、消除、否认自己生存境遇中割裂的努力。意识引起的这种割裂使人疏离自身、疏离自然并桎梏了自由，它是人类焦虑和苦难的最终根源。对于这种割裂的痛苦和对统一的期望，人们可能用对于原始统一的记忆来解释，也可以用关于超现实的高层次统一的朦胧意识来解释。不管怎样，这种割裂和苦难的确存在，克服这种割裂的希冀也的确存在。
对立双方的统一和基本存在中割裂的谐调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也构成了其终极价值的基本内容。然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有两条，我称之为正向统一与逆向统一。这两种途径源于所有生物的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是存在指向消亡和向先前较为简单状态复归的衰退趋势，另一方面是个性化趋势。
人的存在的割裂具有本体论性质，它是超时间本体论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本体论结构无开始、无终结、无增长、无历史。然而，人对这种存在割裂的自我意识取决于种系发育和个体发育水平。种系与个体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个体重演了人类的发展过程。
伴随进化，人类才逐渐意识到这种存在的割裂。人类最初处于一种自我与世界、个体与群体、意识与无意识的原始统一状态，关于事情的体验是单一的。种系发展的这个阶段，以前文化为代表。这种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其怪异和神秘的“思维”，是其关于自然和关于群体的神秘的参与态度，是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个体发展的这个阶段以胎儿期和婴儿期为代表。此时，个体还没有意识到他与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分离，所有的精神心理活动受无意识的支配。在那个阶段上，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只是作为潜在性而“存在”。
这种状态被人们体验为和看作是一种极乐。向这种状态的复归趋势被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驱动”。不幸的是，这一术语不仅指那种指向死亡的驱动，也指那种向过去、向简单、向低张力生活状态复归的生物惯性。
这种普遍趋势仍然存在于人类为恢复原始的极乐和统一的努力之中，在那里没有割裂，自然会招致反抗。这种反抗导致了倒退和逆向统一。指向逆向统一的“死亡驱动”盛开为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它代表着一种消除割裂的可能的途径，它也是避免诸如性、放纵、酗酒等沉醉狂迷行为的方法之一。甚至在最积极、最高尚的人类的努力中，这种“堕入深渊”的因素亦是一个必要的部分。在我们讨论了“正向统一”之后，这一点就会更为明晰。
“正向统一”是与“个性化”相联系的。个性化的起源问题是古老的存在和形成的关系问题。无论形而上学的答案是什么，宇宙和人类发展中的分离、分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却是事实。个性化的过程体现为两种原则的斗争，个性化过程就是一个从原始的前意识统一中不断地解脱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不断的分化和理性的加强。在意识领域中，这个过程蕴涵着增长着的自我权利和自由决策。这一过程包含着集体强制价值被个人选择价值所取代。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超我被自我理想所取代。”
正向统一在不反对个性化的条件下极力促成存在的矛盾两极的谐调。逆向统一取消个性化，正向统一坚持个性化。看起来这是矛盾的，因为统一意味着克服分离，个性化恰恰是分离。其实不然，这正是一种辩证关系：正向统一是一种出现在个体作为独立总体从原始的无意识统一状态中分离之后的综合体。这与乌托邦模式相仿：最初，一种统一的极乐状态；其后，一种堕落与犯罪的对立状态；最后，经过协调达到比原始统一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正向统一是“肯定”了个性化的统一。
统一，尤其是正向统一，是人类的奋斗目标。因此，它们决定了终极价值的内容。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往往把终极价值称之为真、美和爱。要实现这种终极价值就要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真知来自于知之者和被知者的统一。这意味着一个从知识客体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知识核心，它具有使自身与认识对象相联系而又不破坏自身独立性的能力。这种正向统一非但不否认个性化，反而能够推动人的心灵趋近真理的心智和爱欲。
同样，自然和艺术的创造与再造实践也包含着观念中的美和客体中的统一，它们融合为一体。不仅在对真，而且在对美的理解中都含有非常相近的实在结构：主体和客体、两者的分离、两者最终的统一。
在相爱关系中也明显地存在着同样的情形。人与人的疏远包含着相互的分离。就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爱就是否定疏远。所有的温存、充满柔情蜜意的人际关系都是为了克服孤独，弥合“我”与他人的分离，通过爱使他人变成“你”。
同样，这种统一之所以可能，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要素。“我”和“你”都同属于人，“你”是另一个人的存在的“我”，通过爱，“你”就被视作“我”而不是一个客体，通过移情和理解我可以与你相认同。这与对真理的美的把握是一样的。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二者具有共同的要素，二者是统一的。这种状况在性爱上尤为明显，而它表现于所有的相爱关系中。没有对相爱者个性化的肯定对完善的追求的性爱是逆向统一而不是正统一。从最高意义上讲，爱是一种保持和接受“你”的个性化的正向统一。
价值体系可以分成“压抑性的体系”和“整合性的体系”。压抑性的体系尽管通过压抑矛盾的一方面达到了表面上的统一，实质上不过是追求统一努力的一种失败。在这个体系中，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遭到否定、谴责和压抑，对好与坏作出刻板的截然划分。于是，人的一般行为受到明确的普遍而又抽象的否定和压抑，而其相反行为却受到赞誉。
在加尔文主义、清教徒主义及其世俗后继者的影响下，这种态度在西方文明中盛行起来。它表现了那些深层心理学家们称之为压抑的全部特征。受压抑的东西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入潜意识之中，并在潜意识中为实现而努力奋斗。自我的潜意识的压抑力竭力阻止被压抑的冲动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表层上来，但却无济于事。压抑的企望迟早会导致受压抑者以神经病和癫狂症的形式得以爆发。所有这些对于现代思维和价值的发展仍然是适用的。对非理性因素和痴迷因素的压抑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战争。这种结果表明了压抑的价值态度的惨败。
作为存在与现实一个方面的压抑观念，在那些并未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矛盾特征的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现代思潮中亦有所反映。这些思想流派就其否定人的现实存在的悲剧性的不完美和其潜在的理想本性之间的冲突而言，也是压抑的，其结果是对所谓历史力量的赞美和对进步的肤浅的信奉：人类文化、历史、社会不过是本质的实现。显在的不完美只是暂时的失调，随着社会进步将会消失。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经济的改革和研究经费的增多等，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分裂将会被永远消除。
由于不承认人的不可避免的失落、渺茫和疯狂，这种世界观导致了一种压抑的价值体系的形成。在认识和价值体系中，这种自然力均受到压制。由于没有面对这个“故人”，也就也没击败它。正像所有的价值体系一样，压抑的价值体系的来源之一是人对对立面的统一这一基本目标的追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企图压抑矛盾的一方面消除割裂，哪怕这种方式是片面的和无效的。
“整合性的价值体系”是基于矛盾、对抗、最终统一这一本体论的三段式上的。整合性的价值体系不仅包括矛盾的双方，而且力争在综合体中达到统一。正向统一与逆向统一都含有整合的特点。然而，由于逆向统一否定个性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属于压抑性的价值体系，即使逆向的统一也是对立的统一，它包含着必须进行调和的矛盾的存在。
价值系统的四种类型——压抑性的、整合性的、正向统一和逆向统一都不是不相容的，甚至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价值体系中都可找到它们的共同特点，可以根据这些系统形成统一的层次和强度来对其进行评论。在这一尺度上，最低级的是压抑性的价值系统；逆向统一次之，它消除了矛盾，却否定了个性化；最高级的是能导致正向统一的整合性的价值系统。
作价值的存在分析能够全部得出有关我们当前情境的结论吗？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的大多数精神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问题都能溯源到这种整合与统一的欠缺。埃里希·弗洛姆曾经批判过在我们的经济中完全异化了的人。异化可以定义为人完全委身于外在力量，或委身于一种片面性的追求，或委身于自己的一部分，异化意味着没有整合与统一。在技术和商业的冲击下，我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那些能够直接改变和控制外部世界的行为上，放在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上，放在金钱、财富和权力上，而人的内心生活却被忽视了。在商业、技术和科学领域中，我们已经开始接受了权宜和功利主义和原则。这种原则的特色是：目的与手段的严格的分离；假设目的已经给定，假设经济原则（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效果）应成为最高的行为准则。这种片面的态度排斥道德，排斥非功利主义探索理性前提的努力。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也能够发现同样片面的态度和观念的割裂。这就是我们不能去爱的根源。竞争的欲望超越了市场的范围。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敌视态度，这种态度已渗透于各种社会和人的关系之中。再者，这种状况甚至使我们不能去追求完善的统一，不能实行利他主义，不能实现真正的爱。由于我们不能看到使存在统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会与他人联合。
这种情形与我们的经济有密切关系，亦反映在经济人的形象当中。“经济人”是异化了的人的典型。他的行为限于意识的和明智的行为。所有自发的、情感的和非功利主义的行为都受到了压抑。尽管经济学理论高唱经济自由的赞歌，但它所想象的人却丧失了真正的自由。这种经济人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和完善的知识，据此做出唯一的、确定的行为。这种行为不过是以金钱衡量的物质财富所得的最大化。人已经被经济学贬低为一个最优化的计算机。人被看成仅仅关心金钱并被贬低为金钱的主宰。这就造成了在那些不宜用此尺度衡量生活方面缺憾。友谊、爱、宽裕、创造性行为、审美的和宗教的体验都不能根据经济原则来衡量。目的尚未给定，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不存在可以作为行动指南的可比的关系。既不能用时间、劳动力、物质财富和金钱的消费来评价神的造化，也不能用它来评价艺术创造的伟大。通过经济学对现代世界的巨大冲击，经济原则已经淹没了其他一切生活原则。其结果把人的行为从其全部潜能和多种维度降低到一个狭小的范围，这就是异化。
尽管人不能完全摆脱矛盾，这种观点也是正确的。本体论上的疏远不同于社会经济主文化条件所造成的异化。存在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经济、文化将会使矛盾或者淡化或者激化。我们的时代已达到这样一种激化状态，以至一个彻底的精神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革命已经刻不容缓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统一、综合和平稀也是我们的某些经济问题的答案。在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的富裕经济中，问题不是工作着的效率和生产率。为建设高物质社会所奋斗的那种原则驱使我们不断地追求更高的国民生产值，追求更大更多的商品和发明创造。由于我们的物质欲望是无效的，因此，我们那种经济原则的统治必须打破，我们的经济终会像圣经中的塔那样最终坍塌。为了平衡经济，我们必须用闲暇来补充劳作，用对精神和智力的追求来补充物质需求的满足。增长着的技术效率和自动化将要求一种不仅仅基于劳动和工作的收入分配基础，将要求价值的重新取向；智力的、艺术的和精神的创造将比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发明获得更高的报酬。在市场上将不再仅仅根据一个人干了些什么，而且根据这个人是什么而付酬。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在自动化时，它就将成为一种经济的需要。所有这些都蕴涵着统一与整合：商业精神将需要一种静思无为、温文尔雅的生活方式来进行调节。
要达到这种目的，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对分析理性的笃信，这种分析理性过分强调部分的差异。这种理性使所有存在的矛盾永久化，过于强调人的存在的割裂。这种笃信甚至使我们看不到终极的统一。我们已经达到了存在三段式的第一段，即矛盾的阶段。由于我们过分重视智力，从而使理性脱离了情感，我们忽视了理性的深层维度、理性的底蕴。这种重视与忽视阻碍着我们超越事物间和个体间特定的具体差异和追求最终的统一。由于它使人的内部和外部冲突永不消失，给我们眉头压上了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这就好象我们宣布自己竟然处于患了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的状态中，它拆毁了沟通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全部桥梁。只有重新打开通向深层、通向在基底的大门，我们才能努力达到自身的新的统一，达到与他人的新的统一，达到与永恒者的统一。
将价值联系于整体的人，抑或将价值联系于人的存在的某个方面，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将价值植根于人的整体性，那么，基于事实和价值不同维度之上的争论就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