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件背景
“郑州百文”的前身是郑州百货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1988年12月股份制试点改制后定名为郑州市百货文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郑州百文”于1996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主营：百货文化用品、五金交电、油墨及印刷器材、家具、食品、针纺织品、日用杂品、烟酒，等等。
上市一年后，由于“郑州百文”骄人的业绩，不仅使其股价飚升，也使“郑州百文”成为沪深两市商贸股中的领头羊。1998年3月11日，公司公布1997年年报。年报显示，公司1997年度业务迅速扩张，其销售额在1996年度比前一年翻一番的情况下，1997年以惊人的速度在1996年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均比1996年有所增长。
进入1998年，局势骤然急转。“郑州百文”在1998年度发生巨亏，净利润从1997年盈利7800余万元变为1998年亏损超过50000万元。一夜间，一个绩优股沦落为巨亏股。
截至1999年8月31日的“郑州百文”年度中报，反映了该公司没有扭亏的趋势，并且经营情况愈加恶化，已达到严重资不抵债的地步。继1998年年报之后，注册会计师再次对“郑州百文”财务报告出具了拒绝表示意见的审查报告。
2.具体的财务报表分析
对于如此大幅度的变化，我们将从会计专业角度，对“郑州百文”的会计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并力图通过这些会计分析，使我们对“郑州百文”的兴衰史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也希望这些分析对我们未来的会计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从“郑州百文”1996年上市到1999年中报公布的主要财务数据看，1996和1997年该公司为迅速增长期，而从1998年起陡然下落，且下滑幅度惊人。于是，我们将“郑州百文”的数据分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6年至1997年的上升期，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今的下滑期。
在第一阶段，“郑州百文”迅速扩张。虽然公司被“绩优、高成长”的光环所笼罩，但冷静而有经验的投资者通过分析，仍有可能从中觉察出潜在的危机。
例如，虽然公司1996年和1997年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销售额）34.82亿元和70.46亿元，同比增长152.69%和102.35%，同时，总资产增长了178.25%和60.43%，一举超过上海的第一百货、北京的王府井等企业，成为我国最具规模的商贸上市公司。但是，如果从销售利润率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发现郑州百文的利润率只有2%左右，不仅远低于商贸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3.77%，而且从1996年以后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至1998年为0.69%，除去个别主营亏损的商贸公司，排名为同类型上市公司中的倒数第二。
同时，公司的利润构成也有问题。在公司信用销售的鼎盛时期，公司往往利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期长达3——6个月）进行账款结算，因而从回笼货款到支付货款之间往往有3个月的时间差，公司利用这笔巨额资金委托君安证券进行短期套利。仅1997年，该行为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就达到4116万元，占当年公司利润总额的40%，因此，在当年的利润总额构成中投机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投资者仅仅考察其利润总额数，而忽视了其利润总额的构成，往往就会被表面假象所迷惑。
进入第二阶段后，堆砌在沙地上的高楼再也撑不住了。虽然公司管理层越发地想去“粉饰太平”，但其财务报表反映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所披露会计信息的价值也越发受到了质疑。
首先，公司自上市后一直采用“先进先出”的存货核算方法，但在1998年年报中，却未作任何说明地将其更变为“加权平均法”，以至于会计报表信息的可比性荡然无存。我们知道，“郑州百文”是一个商业企业，其企业性质决定了其流动资产占公司资产总额的90%以上，而存货又在其中占到40%（根据公司1997、1998年年报计算得出）。因此，改变存货的计价方法对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会产生巨大影响。“郑州百文”是为了尽可能消除电视机削价风潮所带来的购销价格倒挂的窘境，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以降低期末的存货价格。由此，公司的存货金额从1997年年底的13亿元下降为1998年末的3.4亿元。虽然，这个结果有客观因素的作用（比如业务量急剧萎缩、主动消化清理库存等），但是，会计方法的随意变更，严重影响了公司资产的真实价值，令投资者无法通过前后期财务报表的对比，来判别会计报表信息的真伪。
其次，在无法提供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公司突然改变了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公司1998年度报告中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三项金额合计为13.98亿元，坏账提取比例为0.3%，而数月之后公司1999年中报披露，对其应收账款余额按一年以内10%、一至二年60%、二至三年80%、三年以上100%的比例计提了坏账准备。这项会计政策的调整，导致公司当期管理费用骤然增至3.02亿元，其中呆坏账准备一项高达2.6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2.83倍。还有，公司在1999年中报一方面推迟确认支出，另一方面又在无法获得必要证据的情况下，将未来可能发生的费用提前确认，即将1998年度未入账的罚息6922万元在调整后的“年初未分配利润”中反映，而同时在与债权方磋商未果的情况下，将所谓的预期罚息1.27亿元在“财务费用”一栏中反映，进一步扩大了当期亏损……
正是基于公司管理层的上述行为，注册会计师认为：“公司……缺乏可信赖的内部控制制度，会计核算方法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致使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查证据”，因此，对其1998年年度报告和1999年中期报告均出具了拒绝表示意见的审查报告。
在对“郑州百文”的财务数据做了会计分析之后，我们似乎对公司管理层的行为有了一些领悟。“郑州百文”在短短一二年内出现巨盈或巨亏，难道都是外部客观环境造成的吗？难道都是这一二年突然管理不善引起的吗？事实上，“郑州百文”现象应验了一名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郑州百文”现象既有外部客观环境的因素，也有管理不善的原因。但是，更有会计方法的变更在其中作祟。老工人的感慨是有一定道理的。既不是股市发疯，也不是老工人发疯，恰恰是我们的会计报表在发疯。或许，正由于大家对会计作用的期望值过高，对会计准则中的可选择性认识不足，对会计中权责发生制的局限性理解不够，对上市公司会计行为的管制不严……给了这些公司管理者有了盈余管理的机会，使得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形同任人打扮的玩偶，让大多数投资者无法据此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因此，正确认识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作用，并对“郑州百文”现象进行总结与分析，对我国未来的会计准则建设，将有极具意义的启示。
3.“郑州百文”公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会计启示与教训（1）应重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我国《证券法》在第三章第三节（第五十八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发行证券的公司，应当“持续信息公开”，其中首要的一点就要及时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经营情况”进行披露，使得信息的使用者？一尤其是外部使用者，对公司的风险与收益作出合理的判断。但是，由于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出于“提高发行价格、达到配股资格要求、避免连续三年亏损而摘牌”等目的，往往会通过经营、财务或会计等手段，多计或者少计利润。特别是滥用权责发生制，使其成为一些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例如，1998年近14亿的应收账款，在年底时估计的坏账比率约为0.3%，而到了1999年中报，其坏账备抵金额突然高达3亿多元。难道在这半年之内，其大部分客户突然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了“郑州百文”的赖账者？为什么在1998年的年报中，对这些已经长达3年以上的可能坏账只字不提，而半年之后，统统成为了坏账。当然，作为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可能会作出这样的辩护：1998年实行的是旧会计制度，而1999年实行的是新的股份制企业的会计制度。这种解释，对专业人士来说可能只好接受，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绝大多数都是前面提到过的老工人，他们并不理解会计的内涵。如果因为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而使得财务报表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则我们将对今后新旧会计方法的交替应该作出明确规定，避免再一次出现上述的“郑州百文”现象。如果不是新旧会计方法变更引起的差异，则我们就必须对上市公司会计中坏账备抵的方法进行深思：是不是我们的会计方法真的“发疯”了，想要多少坏账都可以，只要你管理当局愿意就可。因此，合理使用现代会计方法中权责发生制，尽可能减少管理当局通过应计制会计来实施其盈余管理的目的，应该成为我国会计管理部门的今后工作重点。
（2）应正确认识会计中期财务报表的作用如前所述，“郑州百文”之类上市公司能够通过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利用应计项目管理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说明现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有机可乘”，特别是中期财务报表，在我国还存在不少误区。可还有不少人将中期财务报表与年度财务报表等同视之。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会计报表，因为中期财务报表不是一份完整的财务报表，撇开人为调节因素不说，在正常的收入、费用、税收、利润等要素的确认上，也与年度财务报表有相当大的出入。例如，一些季节性企业，很可能上半年的财务报表非常良好，但综合全年考虑，却并不很理想。又例如，我国对企业税收的确定、对一些费用的收取，是以财政年度为依据的，全年的税收、费用，并不是半年基数的简单相乘，上半年因盈利而预缴的税金，完全有可能因下半年的亏损而全部返回。在上述案件中，“郑州百文”1998年的中期财务报表的每股收益尚有0.075元，然而，半年以后，每股收益一下子就跌到了-2.5428元。不管这其中是否有利用中期报表的不确定性而随意调节利润的问题，均说明中期财务报表与年度财务报表是不能等同视之的，信息使用者应予切实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