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莫理循：
我一直等待着，直至现政府的寿命屈指可数之时，才给你写这封短信。依我愚见，他们已经寿终正寝，而且除非外国公使们都认清这一点，我预见到悲惨的前途。
你的富有教益的电文，花了十五天才经由西伯利亚到我手头。电文对发生的事件传达了远较本地报纸为好的印象。
我们在这的生活很有趣。我正尽力和立宪党人进行非官方的密切合作。我指的并不是伍廷芳、虞洽卿、李平书或旁的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貌似这里真正的领袖，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起作用的主要是军人——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是我从未见过的生气勃勃的人。
他们当中有些人受过美国人的训练，有些人受过日本人的训练，但他们都是深思熟虑有组织能力的人，目前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占领南京上，为此目的，他们无拘无束地来这里征求我的意见。——此事勿外传。
他们十分了解占领南京的意义，但是对于从外国人的观点或中国省当局的观点看他们的目标是何等重要，就未必完全了解。
他们要在一周之内攻占这个地方，这可能给他们的事业造成不能估量的损害。我们已经详尽地讨论了目前南京军事形势的细节，但是将军对他的部队进行夜战、攀登城墙、爆炸城门等都毫无把握。
他们要我本周内去镇江，如果我能悄悄地离开上海二十四小时，我会这样做的。证实杀害传教士还需要一些时日。如果此事属实，势难摆脱接踵而来的国际干涉。
我觉得除非我们想要看到无政府状态，这种管制一定会在一两个月内或者更快些出现。
在外国真正的临时管制下，比方说一年的临时管制，再加上几个经过挑选的财政等方面的顾问，这样，中国人才能有时间把他们内部整顿好。我是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之一，我指的是新立宪党人，但他们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暂时的内部和平作为保证。依我愚见，这是首要的。还需要旁的条件，需要秩序而不是无秩序。
由于许多原因，军事占领既不明智也不可能。对此，你本人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但利用经过改组和加强的现有的地方警察部队组成宪兵队实为必要。你难道不同意吗？首要的是各省的内部秩序，然后才谈得到你打算做的事。表面上看，似乎我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但你对我深有了解，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
以上是我深思熟虑的意见。我可以向你担保，目前上海挤满了下野的总督和官员，有若干个商会，还有汇丰银行和许多国家的海军将领、领事，因此对于形成不带倾向性意见来说，不是一个坏地方。总的说来，立宪党不会长期容忍袁世凯，但也许我看错了。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北京以外的地方。
你不会有时间详尽研究这些东西，但这些是饶有趣味的，因此我还是写信告诉你，你是能理解这些事情的。如果他们需要一个人从事这一工作，虽然这个工作可能需要十多人做的，但我会一如既往，乐于接受新的工作。
祝你健康愉快！
你非常诚挚的
克·达·卜鲁斯
8.致达·狄·布拉姆函
北京1911年11月28日
我亲爱的布拉姆：
星期六上午收到你要求我将服务费用稍加撙节的短简。相当日子来我一直期望收到这样的文电，我十分感谢你准许我发出这样多的长篇电讯。[……]
俄国人和中国人都要求我对路透社11月7日从北京发出的电讯加以更正。电文说：“俄国人已和东三省总督达成一项贷款协议。名义上是贷款而实际上是从华俄道胜银行中总值为六百万两白银的中国股份中提取五十万英镑”。全部报导缺乏事实根据。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谈判。中国在华俄道胜银行中没有股份，也从来没有提取过款项。在该银行创办时，中国被迫存款五百万两，作为中国诚意执行中东铁路协议的担保。这笔存款的利率为四厘，但从未付息，而这笔钱在义和团动乱时被没收了。情况可能如此，我不得不电告以便使你对此事加以注意。目前各国对贷款问题均很敏感，因为占中国人中大多数的中国革命党人对任何目前借钱给中国政府的国家以抵制相威胁。
目前情况就是这样。无论哪一种方案都要求摄政王退位。邮传大臣唐绍仪现在尚未任职。他现在担任政府（姑且这样称呼）和革命党之间的调解人。他和国民党主要人员的关系甚为密切。他的方案为：摄政王应发布诏书宣告退位，并且指定一名汉人，最好是过去曾任内阁阁员的徐世昌，担任皇帝的监护人，或任命一个有汉人参加的摄政会议，两个诏书应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然后通过这个会议确定人民的意志。
我说过，唐绍仪是调解人，就是他制止在天津开会。但摄政王是绊脚石。阻挡唐绍仪行事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皇太后的妹夫载泽贝勒；乾隆皇帝长子的嫡裔毓朗，属于具有纯正满族血统的门第；良弼，受过训练的中国最高级军官，在日本呆过六年之久，是青木将军的好友。袁世凯曾对朱尔典爵士说：“此人惯于用一只手撤回另一只手给出的东西”。没有人信任他。唐绍仪深信这一方案能得到革命党的同意。你知道，他是广东人，但他是否能审时度势还成问题。可以相信，革命党可能对保留一个由汉人训练的皇帝表示满意。宫中的妇女和宦官的可诅咒的影响，使清廷堕落腐化。
如果摄政王不肯退位，人们会力图劝说袁世凯引退去天津，而把政府交给袁的心腹、内务总长赵秉钧。我有根据断定赵属于黎元洪那样的革命派。同时，上星期六晚上，有两人乘专车离开此间前往汉口，目的是劝说在汉口的革命团体宣布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两人中有一个是汪兆铭，他扔过炸弹，是一个有超凡文学才能的广东人。人们认为那样做会有助于摄政王了解其所处的地位，而袁世凯显然正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朱尔典爵士几乎每天见到袁世凯，而袁世凯的机要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我。自然，我在使用传达给我的情报时一定会持慎重的态度。
陕西省的传教士的命运令人担忧。
谨向你致以最好的祝愿。
你非常诚挚的
[乔·厄·莫理循]
又及：极为匆忙。颜惠庆博士打扰我，占用我的时间，主要谴责伍廷芳的腐化并诋毁上海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为“玩纸牌破产了的投机家”。
9.爱·塞·李德立来函
上海1911年12月6日
亲爱的莫理循博士：
星期天，我向你发出电报：“经与伍廷芳会谈，我已致电袁世凯敦促他派代表赴沪和谈。请予支持。”
我要向你简要地叙述已经完成的工作。我已经与上海的革命党领袖密切接触，并且终于说服他们允许我向袁世凯发电报。他们起初对所有问题都不表态，因为怕袁世凯误认为他们是在求和。因此，我在他们的充分同意下，承担了向袁世凯发电报的全部责任，敦促他派代表来沪进行旨在建立和平的谈判。
袁世凯发来甚为热诚的回电，对我的善意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且表示他正在准备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我通过领事了解到他最后决定派代表前往武昌。
后来，我再次会见代表整个革命政府的革命党军政领袖，他们正式支持我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明如果袁派出全权代表，他们也会指派全权代表与之会晤，讨论和解的条件。鉴于出现在中立地点会晤的问题，我向他们提出会晤可在我的住所进行，他们接受我的建议。他们还答应尊重和保护代表的人身安全。此外，我认为，在代表到来时，最好用外国部队进行警卫。我要做好准备，把代表们作为我的客人在我的住所里加以招待。我曾同法磊斯先生讨论过是否可用锡克人或海军警卫，以绝对保护他们的安全，避免头脑发热的学生和其他人等可能对他们的伤害。
今天下午革命党政府通知我，他们不愿在武昌继续谈判，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在上海，而且这些代表都是政府的首脑。他们还打算最近在上海召开另一个会议，希望在会议上确定南京作为首都和民国国民大会所在地。整个国家正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每况愈下。我想只有极少数人了解目前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因此，达成某种暂时的妥协实属刻不容缓。
我的活动与这里的总领事法磊斯先生并通过法磊斯与公使完全协同一致。我一直得到我熟识的民政和军事当局异常友好的接待，我相信这些努力会得到成功。如果有进一步重大的发展值得通报，几天后我会写信给你。
致以亲切的问候。
你诚挚的
爱德华·塞·李德立
10.致达·狄·布拉姆函
[北京]1911年12月29日
我亲爱的布拉姆：
我前天晚上回到北京，正赶上皇帝颁布谕旨，宣称同意召开国民大会以便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府。
你无疑会从外交部获悉，由于日本的行动，最近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我们谨慎地让中国人了解英国和日本行动协调一致。我们也让所有记者得知两国行动完全一致，而日本的伊集院趁此机会，在革命党的事业已获得进展之际，通知袁世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承认在中国建立的共和政府。”朱尔典爵士所处的地位十分微妙，因为他不得不表现得与日本协调一致，而在实际上并不如此。你了解这样做多么容易引起误解。袁世凯电告唐绍仪，英日共同行动反对建立中华民国，他还得到通知，其他大国也达成了类似的谅解。
唐绍仪于星期三，本月20日，在上海发表声明宣称，他同情共和党人。我毫不怀疑他是在袁世凯的充分认可下才这样做的，但我没有证据。实际上袁世凯在这里所说的，恰恰说明不是这么回事。还有，袁世凯知道唐绍仪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他对唐的声明应有所准备，即使这种声明不是按照他的明确指示作出的。在这些问题上，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撒了些谎，总是要隐瞒某些事情。唐绍仪声称他对我十分信任，而我也相信他对我比对其他任何外国人都更为信任。他把他本人和袁世凯之间来往电文的文本给我看。袁世凯于本月21日星期四电告唐绍仪，他的突然行动使所有的外国公使“迷惑不解”。在唐绍仪敦促召开国民大会时，袁世凯复电告诉他伊集院所表示的含蓄的威胁，以及从中国驻东京公使发回的电报中收到的声明。袁明确表示：他不能促使颁布诏书召开国民大会，因为各种迹象表明，大会作出的决定肯定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他问道，在那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从英国和日本得到什么呢？
基于以上原因，我星期五从上海发电报给你，要求你们注意袁世凯对英国和日本的担心，并建议英国政府最好明确宣布，英国不再以任何方式担保支持帝制在中国延续下去。同时，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建议他指示刘玉麟会见爱德华·格雷爵士，要求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声明。我想他已经这样做了。不管怎样，外交部已将我的报导用电报发回给朱尔典爵士，要求他解释。我猜想朱尔典爵士会处于窘境，难以说明他所面临的困难，既要表面上表示与日本人协同行动，却又不得不反对日本人的政策。
我的电报无疑产生了好作用，因为它的结果是朱尔典爵士和伊集院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且两个人于24日星期天与庆亲王以及袁世凯举行了会谈。庆亲王向两位公使提交了准备按照唐绍仪的备忘录的建议颁布的谕旨的文本。朱尔典表示同意。伊集院则谨慎地表示不加反对。伊集院说日本的情绪是强烈地支持帝制的延续。我猜测天皇本人深为中国事态的发展感到烦恼，而忠于他的人民为了实现他的意愿甚至准备阻止民国的建立。另外，我从一个十分可靠的消息来源（佐原笃介，一位我结识多年的非凡聪明的评论家，他所提供的消息业经旁人证实）获悉，共和思潮在日本有很大的增长，天皇对此深为忧虑，担心中华民国的建立会对日本的运动起激励的作用。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在这次中国人与朱尔典爵士以及伊集院会晤时在场。朱尔典发言异常之好。庆亲王对他说：“所有在上海和在华南的外国人都赞成共和，委实令人痛心。”朱尔典说：“殿下是否知道，上海各界对港口的状况极为关注？一年多以来，外务部的情况令人叹惜。一事无成。我连续五个月为浚浦局的事奔忙，想方设法促使你们的政府协助保护自己的航道。我为工作牺牲了暑假，但我什么事也没有办成。所有和你们的外务部打交道的外国公使都有这样的体验。所有的外国公使还有这样共同的体验，即再没有别的政府会比当今的中国政府更加令人不满了。”伊集院发言也很精彩。他说：“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的岳父（大久保，早在1878年被暗杀）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五十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作为这次会谈的结果，人们了解到，在这次革命中，英国和日本实际上是仅有的两个举足轻重的强国（我们在中国的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人们决定在颁布诏书以前，先应取得皇室诸亲王的同意。于是派人拜见各位亲王。例如派蔡廷干拜见载洵亲王和其他一些显贵。载洵是个昏庸无能腐朽透顶的亲王，掌管海军。出乎意料，这位亲王对诏书欣然表示同意。两位最为显赫的亲王——肃亲王和毓朗提出反对。肃亲王是世袭罔替的所谓八个铁帽子亲王之一，是一个真正的著名的满族血统的满人，在英国公使馆对面拥有王府。毓朗是乾隆皇帝长子的后裔，在某种意义上是京城里血统最纯的满人，这位长子是满洲的妃子所生，因此没有继承皇位。这样，我昨天晚上的电文是以相当的见识为根据写出的。
我在上海见到不少共和派的首领，我认为我帮袁世凯做了许多工作。我向他们指出，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决不能指望会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省外毫无地位。我对他们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他的治理国家的才能比中国当代的任何政治家为高。革命党领袖们对我说，他们肯定会任命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他们并且准备用书面写下这种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