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进步
我的一个朋友刚刚从缅甸经云南返回北京。他带给我下面有趣的消息，那些状况在云南与英属缅甸接壤的地方十分普遍，他说他有机会与在缅甸的中国人交流，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几年来他一直在云南工作，他以渊博的知识来写这封信：
即使在云南偏远的西部，渴望改革和爱国之心的春风也被及那里。省内鸦片绝迹堪称一件奇迹。当地农民对于禁烟并不像一般反对者那样恼怒。从一开始，烟农就明智地体察到，他们的官长迫切地希望禁烟，他们就放弃了罂粟种植，转而耕种利润少的农作物，主要是荞麦和各种豆类，这些作物长势良好。各地以更加现代化的方式训练军队，军人不再是过去那种衣衫不整的恶棍形象。过去他们曾身穿红色外套，身上背着雨伞和烟枪，在云南为外国旅行者作护卫。现在他们变得机智、敏捷，扛着新式毛瑟枪，并基本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新武器。
教育
但省内最大、最好的变化是教育的普及。在大理和永昌，已开设了许多新式学堂，以新式方法教学。以前都是以肮脏的小屋当作教室，一群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少年儿童，由一个工资微薄、戴眼镜的小学教员带领，用杂乱、吓人的声音背诵文言文。嗓音扯到最高，音调也不一致。现在，当你踏进宽敞、明亮的教室，可见桌椅摆放整齐，男童们静静地念着课文。仅仅在五年前，要是云南有女童会认字，就为罕见之事，要是又会读又会写，则为神童。现在，每个城镇都有一两所女子学堂，校门口用中文写着“女子小学堂”。每天早上，你都会遇见一群身穿深蓝色长裙，梳着整齐发辫的女童去上学。只有天足女童才允许上这类学堂。这是件敏感的事，政府官员仍决定保持。因为在云南，缠足的习俗还未消除。原因有二：首先，山民中的妇女不缠足，这被汉人视为野蛮；另外，任何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都雇有一两个奴婢，这是严格的风俗要求，为方便起见，奴婢应光脚做事。因此，如果云南省内的母亲坚持裹脚的习俗，主要是为了她的女儿们有别于家中女仆。
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正在着手进行。在较大的城镇，通常设立了警察机构；天黑后街上点起了灯；正在研究建立效果良好的卫生设施。人民的福利待遇也得到重视。例如在永昌县，官方推广棉花种植，棉籽从印度、埃及和美国进口，并普遍提倡先进的种植方式。还有一个教授民众编织草帽辫的学堂，其样式堪与山东省的佳品媲美。在腾越，官员们正在热心地推广、鼓励当地的丝织产业，他们从东三省引进蚕茧，并且成功地培育了本地产的以橡树叶为食的野蚕茧。当然，云南西部的繁荣，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与缅甸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云南丘陵地带的农民要求拥有稳定的市场以销售他们多余的产品，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条窄轨铁路把缅甸境内的八莫和中国境内的腾越连接起来，这将极大地帮助云南农民，使他们生意兴隆，我敢说，从一开始就会获利。
中国在缅甸的移民
云南回民起义期间，几千名中国人涌进上缅甸。其中许多人娶了缅甸女子为妻，并在曼德勒定居。他们在那里生意做得很兴隆，一如他们在别处、在公平的政府领导下所做的一样。在下缅甸，中国人不断由海路涌入，主要来自厦门或广州。仰光有很多华人，形成了最富裕和最有影响的区域，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因自身良好的行为和对公民责任的履行而受到当地人的尊重。许多华人是中缅混血儿，从未去过中国。但他们的父辈在广州或厦门，他们祖先的墓地在那里。可以说，由于密切的血缘关系，他们对中国负有义务，事实上，在缅华人对待他们祖先土地的情感是令人吃惊的。人们见到他们总是称他们是忠贞的（大英）臣民，作为优秀且热心公益的公民，他们应该更值得信任。
激烈的政治评论家
中国的改革运动受到仰光见多识广的华人的拥护。我访问那里期间，中国的作为引起了他们特别的、最热切的兴趣，并为之兴奋不已。皇帝的每一道诏书和官员的人事变动，都成为他们评论的议题。由于片马边界争端问题，中国报纸上正在讨论的抵制英货的一事，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无谓的纷争。有些人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边界委员会，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为此安排能胜任的边界测量员。他们以为中国有可能派遣目不识丁、甚至对这项工作没有起码知识的旧式军官来负责两国之间的疆界划定工作。他们关心的另一个话题是荷属殖民地华人的地位。我遇到的中国人对于他们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同胞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表示义愤，说准备开展一项签名援助活动，以确保他们在荷属殖民地受到比较公正的对待。
总之，在缅华人给予我深刻的印象。他们对现状的强烈关注使我记忆犹新。我注意到他们普遍留着发辫，就向一些中国朋友询问，对于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去除这一奴役象征的运动（译者注：指剪辫子），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回答是，除非接受同样特殊的服装，否则剪辫子就是不明智的。正在消失的发辫给他们带来某种不便，例如剪发辫使他们与其他那些不守法的人混同，这些人构成了仰光的主要人口。在仰光华人受到了当地警察相当的尊重。
所以，至少有这样一个国家，辫子是自由和平等的象征。
1911年5月19日，星期五（18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