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司马迁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之一。他所作的《史记》，凡130卷，约52万言，是一部内容弘博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千古巨制。《史记》的记事，上起轩辕，下至汉武，所述地理内容涉及自然与人文地理的诸多领域，集先秦以至汉初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实践于一书，系统地展现了司马迁本人的地理学思想体系，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无人可以取代的学术地位。
（一）中国地理的百科全书
《史记》中的地理内容有的集中在某些篇章，如《河渠书》《货殖列传》等，有的散见于其他卷帙之中，均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以往研究中国地理学史的学者，对《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这两篇最为重视，并据之探讨研究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和成就。例如，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中专节论述了《史记·河渠书》中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汉书·沟洫志》的影响，更有学者认为专记川流水利的《河渠书》属历史人文地理范畴，是正史中历史地理的另一重要部分，指出“《史记·河渠书》篇幅很短，仅用了1653字，但从内容上看，它几乎明确了所记每项水利工程的时间、地点、方法、经济效益、得失等方面，绝无神话和迷信，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不妨说，先秦的《管子·度地篇》是我国最早的水利文献，而汉代的《史记·河渠书》应是我国第一部水利专著，其科学性之高及文献价值，自是前者不可比匹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从战国到西汉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我国水利学从理论到实践取得的显著进步。”
与《河渠书》相比，《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地理内容更为丰富，因而获得了更高的评价。鞠继武最早指出《史记·货殖列传》实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地理专著”，并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不仅“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具有区域经济地理内容的著作”，“还对西汉时代城市的地理位置、发展因素及重要产业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城市地理学的萌芽”。也有学者认为，“《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河渠书》等部分，就其内容来说，实可说是我国古代经济地理学的创例”。正因如此，许多学者都一致认定，“代表《史记》地理水平和特点的，则较多地集中于《货殖列传》之中”，因而“《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各地地理概况的描述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地理学成就”。
毋庸讳言，《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其地理内容的丰富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地理学成就，但就《史记》全书而言，这两篇地理学专论并不能涵盖《史记》所有的地理内容。如果研究司马迁的地理学成就仅局限于《河渠书》和《货殖列传》，则难以全面认识《史记》的地理学价值，对司马迁地理学成就的评价自然也会有所偏颇。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包括文化地理在内的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人们开始用更新、更全面的眼光审视《史记》中的地理记载和论述，除《河渠书》《货殖列传》之外，《史记》中的其他有关篇章也日益引起普遍关注。方国瑜曾对《史记·西南夷列传》作过深入研究，认为《西南夷列传》“载巴、蜀以外西南地区氏族部落之分布与社会生活情况，以及汉武帝时期经略西南开设郡县之过程，颇为具体，有较高之史料价值。此由于司马迁曾亲至西南，且留心边事，故所说多可据”。还有学者从世界地理的角度，对《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和《朝鲜列传》等篇章的地理记载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指出“《史记》所记述的地理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著作，不仅包括汉朝设置郡县的地区，还包括了西域、匈奴、印度、西亚等大多数亚洲国家。有的国家或民族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有的虽有了记载却早已荡然无存了，《史记》至今还是研究这些国家或民族公元前1世纪之前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历史人文地理唯一的、可靠的资料来源，如匈奴、朝鲜等”。其中，《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依据张骞出使西域各国的地理考察报告（即《隋书·经籍志》中所罗列的《张骞出关志》一卷）而撰写的，所记西域、中亚各国的地理资料简明扼要而又相当全面，“包括了山川形势、自然气候、地理方位、城邑物产、商业贸易、人口兵力、国际关系、民族历史、风俗习惯以及神话传说等方面，可谓传世瑰宝”。类似《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这样有较高地理学史料价值的篇章，只要我们今天用全新的眼光去审视，还能举出不少的例证。例如，《史记·夏本纪》就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载地理，其地理资料“基本采自《尚书·禹贡》，正说明地理是《史记》的研究对象。《禹贡》是公认的‘地理志’，《夏本纪》也可视为‘地理志’”。又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详载各王国设置年代，兴废沿革等，可视为汉代地理的专篇”。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封禅书》备载先秦以至汉初的祭祀场所和宗教中心的变迁，亦可看作是宗教文化地理的专篇。
应该指出，即使像《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这些最能代表司马迁地理学成就的专篇，如果进一步挖掘，还会发现更有价值的地理资料。新近有些学者对《货殖列传》中风俗地理及商业地理的研究，便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这一地理学专篇的丰富内涵。《河渠书》虽以记述水利工程为主，但亦涉及自然地理内容，其中仅可利用水资源中的河湖类就有黄河、济水、汝水、淮水、泗水、汉水、江水、淄水、岷江、漳水、泾水、渭水、汾水、褒水、斜水、洛水、汶水、云梦泽、五湖、巨定泽等二十多个水文地理实体，这说明《河渠书》的地理内容不仅如一般学者所云“属历史人文地理范畴”，其有关自然地理，尤其是水文地理方面的记载，亦应引起充分的重视。
然而，我们还应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地理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历史学附庸的身份存在的，作为通史性著述的《史记》中可称得上地理学专篇的卷帙毕竟还是屈指可数，更多的地理资料实际上往往散见于其他篇章之中，需经认真悉心耙梳整理才能发现其价值所在。这些散见的地理资料，既有历代地理事物的记述，也有前人的地理实践和地理认识，司马迁本人的地理学研究成果更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如作为《史记》首篇的《五帝本纪》，主要依据《尚书》《春秋》《国语》等著作中的传说而写成，其可信程度就连某些历史学家也深表怀疑，研究中国地理学史的学者更从未看重过它的学术价值。实际上，《五帝本纪》不仅是研究三代以前古史唯一可凭据的系统性史料，也是探索远古地理难得的重要文献。例如，中华民族一向崇拜黄色，黄色被认为是至尊的颜色。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从事文化史、文化地理的学者众说纷纭，各持不同的见解，有以国人肤色为解，亦有以中和哲学为解，另有以黄土高原为解，还有以核心文化为解。核实而言，只要认真研读《五帝本纪》中有关黄帝的记述，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据《五帝本纪》，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由此可以认为，黄帝之“黄”，与炎黄族居住的黄土高原的土壤呈黄色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史前文化比较发达的有三大块——海岱文化、河洛文化、江汉文化，其崇尚的颜色各不相同。自黄帝崛起之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使三大文化区俱纳入黄帝族的势力范围。黄帝族的胜利，使黄帝族的一切成了天下人眼里最好的东西，黄土地也成了最好的土地，就连黄土之神黄帝也成了“中央之神”。“这种文化中心的观念，使得黄帝族和周边各族，都把黄帝族居住的黄土高原视为中央之土，把黄土高原的颜色视为中央之色，把黄帝族的首脑视为‘黄’帝，久而久之，黄色就成了至尊的颜色，就成了帝王的专用色了。”《五帝本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解释国人崇尚黄色缘由的线索，还有许多有关都邑起源的重要史料。如《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引皇甫谧曰：“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这说明史前的原始居民为避洪水灾害，多选择地势稍高的丘地营建聚落。《五帝本纪》又说，黄帝族平灭炎帝族和蚩尤族后，“而邑于涿鹿之阿”。“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资料又说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防治水害、利用水资源的能力也逐渐增强，山下平野、泽上河滨皆成宜居之所，聚落形成以后，渐次发展，规模扩大，后来便产生了都邑。
除《五帝本纪》外，《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中有关商、周、秦都城迁移的记载，《秦始皇本纪》中秦帝国疆域的形成过程、郡县设置和交通路线（如驰道、直道）的记载，《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所述楚汉之际与汉朝初年诸侯王国分封情况，也都有较高的地理学史料价值。
《史记》中某些类别的地理内容，虽散见于各卷次，但却有其相应的分布规律，如在篇幅较大的“世家”、“列传”中，不论是专传、附传，还是合传、类传，司马迁一般都记载了传主的本贯，为研究人才地理提供了可能。有些世家和列传中的人物本贯相当具体，涉及不少乡、里名称，更是研究当时行政区划制度的珍贵资料。司马迁承继《春秋》作史的传统，对自然灾变的记述十分重视，《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对战国和秦代发生的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均详有记载，亦是研究当时灾害地理最主要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司马迁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地理资料记录，还能将自己的地理实践过程和研究成果充分展现在《史记》之中。《太史公自序》中就对自己的地理考察经历和学术渊源详有记录，至于研究成果，除汇集成《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地理学专篇外，在全书之中，更是因事而论、随文而记，并不受撰述体例的限制。其学术成就，后文将详为论列，兹不赘述。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著作，《史记》全书包容异常丰富的地理内容，《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地理学专篇与散见于全书的地理资料互为补充，辉映成趣，集先秦以至汉初地理学成就之大成，其弘博的地理内容，有如埋藏深厚的宝矿，只有经过完全挖掘之后，才能使其学术价值充分展示出来。
（二）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继承和扬弃前人地理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地理实践和理论探索，已形成了完善的地理学思想体系。他的地理学思想可概括为三个层次：天、地、人合一的大地理观及囊括中外的大视野和原始察终的动态地理观。
1.天、地、人合一的大地理观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用十五字高度总结了撰写《史记》一书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在其地理学思想上的集中体现，便是天、地、人合一的大地理观。
在司马迁看来，天、地、人虽属不同的世界，但天人之间、人地之间、天地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正是这三种联系构成了一个复杂多变而又有规律可循的地理系统。
人介于天、地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研究天地，以便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研究天的专门学问是天文，研究地的学问就叫地理。天文和地理的概念，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两者通常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周易·系辞》就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唐代孔颖达解释为“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汉书·郊祀志》说：“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也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由此而言，天文学注重研究天象，而地理学的重点则是探讨山川大地。
人们为何要研究天、地，《礼记·礼器篇》说得十分明白，这是因为“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的缘故。所以《管子·形势解》就一再告诫世人，绝不可“上逆天道，下绝地理”，以免“天不予时，地不生财”，造成不良后果。
受这些传统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亦非常重视天、地的学问，他在《天官书》中明确地阐述了天、地之间的联系，并研究了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重要意义：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徙，川塞溪垘；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闺臬槁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诚然。”
司马迁在上述言论中，受前人天命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不免有些唯心主义的成分。但他承认天、地、人各有其规律而又相互影响的学术思想，时至今日仍闪耀光辉。他所说的“天人之际”一词，虽借用自董仲舒，但却不是单纯强调天人感应，而是视天、地、人为一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一大地理观，与现代地理学将天、地、生三者结合研究的新取向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正因司马迁是用天、地、人合一的大地理观去研究中国地理问题，他的地理学成就才不仅仅停留在对山川大地的简单描述。其观察地理现象的视角已遍及气候、地貌、土壤、水文、动植物、自然灾害等现代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以及政区、经济、人口、城市、交通、军事、风俗、宗教文化等人文地理各分支学科，成为中国地理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2.囊括中外的大视野
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司马迁《史记》中的地理学内容，虽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先进文化区为主要记述对象，但又涉及周边少数民族分布地区，甚至包括汉王朝版图以外的今天的印度、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滨的广大地区，可称得上是一部以中国地理为主的世界地理著作。司马迁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地理学成就，与其囊括中外的大视野密迩相关。
在《史记》中经常出现的“中国”一词，主要代指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以司马迁看来，所谓的“中国”只是“天下”（或称“四海”“海内”）的一部分而已：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
早在先秦时代，已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战国中后期齐人邹衍就说过：“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的大九州说想象的成分较重，但其认为“中国”只占天下一部分的思想却为司马迁所继承。
“中国”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但建立一个海内一统的国家，实现天下大同，却是令人为之神往的目标。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不仅假托大禹提出了一个理想中的“九州”区划，还为世人描绘了一幅以王畿为中心，按距离远近以五百里为率，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的一统蓝图。司马迁也是一位热衷天下一统的杰出人物，对于三皇五帝的功业更是津津乐道：“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夏、商、周三代以降，历经春秋、战国纷争乱扰之后，至秦始皇时终于完成一统大业，“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汉武帝承秦皇余烈，北却匈奴，南平两越和西南夷，东抚朝鲜，西通西域，汉家版图之广，声威所及，又复远迈前代。空前统一的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存的秦汉帝国的诞生，使人们盼望已久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终于到来，也为司马迁具备囊括中外的大视野提供了可能。由于地理视野的扩大，司马迁才得以既写出《河渠书》《货殖列传》这类叙述传统华夏地理的专篇，也写出《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这类专记周边和域外地理的优秀卷帙。
3.原始察终的动态地理观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在其地理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原始察终的动态地理观。
“通古今之变”既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也是他成一家言的重要书法。有些研究者概括地指出，司马迁通变的方法主要有断限、类附比较、原始察终与见盛观衰、详今略古和说变略渐这五种。
这些书法，司马迁在记载和论述中国地理问题时均有所采用。《史记》述事的时间上起黄帝，下穷汉武，有关《本纪》《年表》和《月表》，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时代、不同年月的地理资料；《史记》八书和各类传记，又多集中记述了专项地理内容；司马迁立足当世，以叙述重要地理事物为主，也体现了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的特点；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仅是司马迁考察历史发展变化最基本的方法，更是他探索地理学规律最主要的研究手段。
所谓“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探索地理事物的历史演变全过程，透过因果关系的分析，揭示地理事物产生的缘由及其今后的变化趋势，为人们提供参考借鉴。正因为是用这种动态发展的观点去认识和研究地理现象，司马迁的中国地理学，实际上是当代（汉代）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统一。如他在《货殖列传》中对关中地理的论述：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作为西汉最发达的经济区的关中，实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其先有周人的农业经营，后经秦、汉的多层次开发，才跃居全国诸多经济发达区的首位。司马迁还向人们阐明，关中经济区的形成，固然得益于“沃野千里”的优越土地，但关中的各代对交通开发和商贸的重视，更应引起充分的关注，这为当时的执政者如何制定关中今后发展的战略指明了方向。
地理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地理问题只有以动态发展的观点去研究，才可发现症结所在，才易于把握其今后发展变化的趋势。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司马迁的原始察终的动态地理观，无疑与当今世人所大力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不谋而合，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和探讨。
（三）司马迁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地位
司马迁集先秦以至汉初地理学研究之大成，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地理学思想，对后世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也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虽一直以历史学的附庸身份延续发展，但作为一门学问则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出现。在司马迁以前，已有不少的地理著述，《尚书》中的《禹贡》，《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穆天子传》，《管子》中的《地图》《地员》《地数》和《度地》，《尔雅》中的《释地》，《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是著名的地理学专篇。此外，《诗经》《周礼》《孙子》之中，也不乏精彩的地理学内容记述。不过由于处于地理学的起源阶段，受地理实践和地理视野的阈限，这些地理著述仍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想和虚夸成分较大。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一向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节分区系统地叙述了山脉、河流、土壤、田地、道路、农业、物产和贡赋的内容；“导山”和“导水”两节则勾画了全国山川的分布大势，最后一节“五服”描绘了一个理想中的大一统政治蓝图。《禹贡》仅用1193个字，就反映了当时已知的全国地理概貌，科学价值很高，开了古代地理著作中的“征实的一派”。但《禹贡》中的“九州制”和“五服制”却非当时（战国）的真实情况，正像顾颉刚所指出的那样：“五服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到战国而消亡；九州制是由战国酝酿的，到汉末而实现。又可以说：五服制似假而实真，由真而化幻；九州制似真而实假，由假而化真。”大约与《禹贡》同时问世的《山海经》，保存着丰富的地理学资料，但其地理学素材附丽于神话之中，多少影响了它的学术价值。其中的《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学著作之先河，但为托古之作，可信的地理学成分也因此大打折扣。
（2）侧重自然山川记述，忽视人文研究。这种倾向的形成，与人们最初对“地理”一词的片面理解有关。《淮南子·泰族训》说：“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瘠、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这一观点代表了司马迁之前最普遍的认识。受这一地理思想框架的束缚，《管子》中的《地图》《地员》《地数》和《度地》诸篇，《尔雅》中的《释地》篇，《吕氏春秋·有始览》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孙子》中的《行军》《地形》《九地》诸篇，都以讲述与农业、军事关系密切的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为主，鲜有涉及人文，尤其是文化地理方面的内容。
（3）以宏观研究为主，区域分析不足。《禹贡》和《山海经》都可称是全国性地理著述，但或限于篇幅（如《禹贡》），或限于体例（如《山海经》），对区域地理差异和区域发展的研究多有不足。《管子》《尔雅》《吕氏春秋》《孙子》中虽不乏地理专篇，但都属于对部门地理的理论探讨，现代地理学的区域性和综合性这两大特点皆未见有所体现。
司马迁在前人地理研究的基础上，著述体例多有创新，扬长避短，形成自己完整的地理学思想体系，天、地、人合一的大地理观、囊括中外大视野和原始察终的动态地理学观，使他为构建一个全新的中国地理学成为可能。司马迁笔下的地理学，已是人文与自然并重、由域内而及域外、当代地理与历史地理兼而论之的完整的中国地理学。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古典地理学是从秦时汉代才肇始的，而司马迁正是中国古典地理学的最主要的奠基人物。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中国古典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等同视之，对班固的地理学成就褒赞有加，而对司马迁颇多微词。如《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就说：“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未见得切中肯綮。班固虽以《汉书·地理志》开沿革地理学之先河，并对其后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主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若以现代地理学的眼光来看，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与司马迁相比，未免稍嫌逊色。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汉书·地理志》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是行政地理志这一体例本身的缺陷。由于将地理现象分系于各有关郡县之下，就使得这些现象显得支离破碎，失去了系统性和完整性，对水道的描述尤其如此。其次是班固本人造成的错误。西汉政区的设置和废弃在二百年间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一讲行政地理就必须与一定的年代相联系。但是作为《汉志》主体的政区地理恰恰是两份不同断代年限的资料的混合，郡国一级的名目以元始二年初的版籍为据，而各郡国所属县邑却反映成帝元延绥和间的情况，由此产生了某些王国下属侯国一类和历史事实不符的矛盾。在自然地理方面也有类似情况。由于班固到底是专攻历史方面的专家，不注重地理的实践活动，未曾亲自从事考察，因此只能杂采诸记，揉合成志，因而产生一些毛病。如《汉志》记水东至文安入大河，其实是将《山经》水‘东流注于河’的记载与汉代水东至文安入海的实际情况调和在一起，引起后人阅读和理解的困难。”班固的上述缺点，正好是司马迁的长处所在。无论是《货殖列传》《河渠书》《封禅书》等地理专篇，还是散见于《史记》中的诸多地理论述，司马迁总是把地理事物放在天、地、人合一的整体中去考察，而且善于原始察终，能够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丰富的地理实践，更使司马迁对史料记载的错误或遗漏的地理材料多所纠谬补缺，真知灼见随处可见。拘泥于撰述的体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诸多重大地理问题无法展开论述，而司马迁灵活多样的研究方式，则使得他在区域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历史地理、人地关系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果。
就班固的地理学思想本身而言，也明显受了司马迁的影响。《汉书·地理志》全文由三部分组成，其前序部分照录《尚书·禹贡》，用以论述夏代的地理，这与《史记·夏本纪》采用《尚书·禹贡》的目的如出一辙；《汉书·地理志》附录部分采辑成帝时刘向所言“域分”和朱赣（贡）所条的“风俗”，其中不少地理论述实际上系出自《史记》的《天官书》和《货殖列传》；就《汉书·地理志》的正文部分而言，也吸收了司马迁有关政区沿革的考证成果。另外，从体例上讲，《汉书》中地理学分量较重的《沟洫志》，实际上是《史记·河渠书》的续篇，而《汉书·五行志》的自然灾害资料也参考了《史记》的记载，其中仅班固明言引自《史记》者就有十六条之多。古人作史，历来有“述而不作”的传统，班固从司马迁那里汲取了不少营养，这固未可厚非，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马迁对班固的学术影响。
除班固而外，司马迁对后来的地理学家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北魏郦道元、明代徐霞客之所以能写出《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这些优秀的地理著作，无一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尤为重视野外游历考察的缘故。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诸书对军事地理的侧重，明代王士性《广志绎》、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对经济地理和人地关系的侧重，显而易见，亦同样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
总而言之，《史记》中记载的丰富多彩的地理内容和司马迁为中国古典地理学构建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既为他本人在中国地理学史上赢得了崇高地位，也对其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