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树国药局是益阳一家较大的药号，创办于清光绪初年，坐落在二堡临兴街。
樟树国药局由江西籍药商合资创办，熊永生是药号的大股东，出任总经理，抓全盘决策，人们习惯称其为“局长”。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勤奋好学，中药的刀杂栈柜样样在行，写诗临帖也小有一手。熊枚芳负责药号业务，他能诗能文，能柜能杂，擅长中药材炮制，熬膏药、做酒丸药的水平甚至要超过高薪聘请的大师傅杨明庚。徐天喜担任中柜，兼管账务，是樟树国药局的内当家。
樟树国药局规模较大，业务辐射面很广。药号铺底约30000银元，职工近30人，在西安、成都、郑州、广州、武汉等地均有设庄，专人采购地道上乘的中药材。生意除益阳、桃江、沅江、安化和南县外，还做到了宁乡、华容、汉寿、新化、湘阴、安乡、湘乡、涟源、汨罗和双峰等县，遍及湖南中北部的广大区域。
同西帮大药号一样，樟树国药局零售和批发业务并存。在批发方面，赶制一种行情单到益阳周边各地去争取业务，按照药业公会商定的价盘，告之“自某月某日起，某货定价或加价若干，公议遵行”，及时与下游客户进行信息沟通。在零售方面，沿用西帮药商的惯用手法，常在药单上做些手脚，药房内部结算时以低于市场药价的暗码进行计价。过去，同一张药单子，西帮药店总比益阳本帮的来得便宜，以低价策略拉走生意，使本帮药店门庭冷落，顾客稀少。倚仗财大势粗和“不正当”竞争，益阳中药行基本控制在几家大药号手中。同福昌、熊同济一样，樟树国药局的生意自然红火。
为了在益阳药行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樟树国药局采取各种措施培养顾客和赢得声誉。在益阳二堡的药行，聘请时医刘福康坐堂应诊，病患纷纷慕名而来，药号应接不暇。在业务拓展上，纷纷向益阳周边各县布点延伸，扩大赊销比例，灵活经营，简便让利。例如，为争取业务，客户甚至只需交一部分钱款，余下的可赊账，或以一些农产品和土药予以抵债。
樟树国药局特别重视品牌形象塑造，全方位包装推介自己，形成个性鲜明的经营文化。与二堡一带前店中坊后居格局相同，商铺穿套式结构，左右天井对称分布，房屋长达数十米。由于长期潮湿阴暗，砖木结构的木材多已破朽不堪；但为了招揽生意，药号无暇顾及，倒是不惜本钱装潢门面。在其宽阔的门面刷上油漆，张灯结彩，在店里悬上巨幅匾额，黑底金字，上书“尊古炮制”四个大字。店堂请人挥毫撰写诸如“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之类的对联。为了赢得顾客信任，甚至还贴上“不到樟树药不灵”的广告语做宣传。1948年，樟树国药局特地从外地买来一只活老虎，锁在店前的铁笼子里，供人观赏，大做广告，以吸引眼球、炫耀店业的辉煌。
樟树国药局以生产质优价廉的中成药闻名，生产的环节非常苛严，对产品精益求精。据曾在樟树国药局当过学徒，后任职员的邹渊泉药师回忆，他白天里踩碾槽，擂眼药，蒸制当归精以及挑拣中药材，工序繁多，忙个不停。冬天洗桑皮，揉了又揉，搓了又搓，搓了又捶，一连几天，即使两手红肿溃烂，也不敢疏忽每一道工序。熬制驴胶时，驴皮又脏又臭，一闻就呕，但还是将驴皮括洗干净。每一批驴皮仅清洗一项就需要持续数天，劳动量大，十分辛苦。熬制驴胶、龟胶、鹿胶时，为保证产品质量夜晚要轮流值班，以免烧锅坏胶。至于工作环境恶劣，更是令人揪心。夏天制丸药，一台碾盘，推得手麻脚肿，站立不稳。因无防护措施，制药师傅们常常周身麻辣刺痒，有的甚至皮肤溃烂。特别是炒毛姜之类带绒毛的药材，下锅炒制时四处黑灰浓烟，催泪刺鼻致人气孔流血，几天后痰中还能见到又稠又黑的黏液。樟树国药局最著名的产品要数当归精、补脑汁、虎骨酒和龟苓膏。
樟树国药局兴隆的生意不仅得益于质优的产品，同样与良好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药号地处益阳古城繁华一时的三益街对面，小吃餐饮非常发达，引来八方食客光顾。尤其是林林总总的面店和腊味店，生意从早到晚甚至通宵达旦都忙个不停。每当晚上10点之后，其他副食南货店均已打烊，此时，顾客们总会推开樟树的小门前来打药酒，所以晚上生意也并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