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时期文学的政治道德批判显示了在有限的体制范畴中展开启蒙话语实践的努力，那么，随后文学中的启蒙话语更倾向于对五四精神的认同，强调启蒙文学思潮改良人生和拯救国民灵魂的文化功能。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强音集中传达出强烈的启蒙意向：张扬人的价值、呼唤人的尊严，对个体进行社会角色的再定位，剥离其生活面具而使之成为自由自主的主体。其时，海内外反思五四、追寻20世纪启蒙源头成为思想界和文化领域的共同呼声，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以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为个案，探讨了五四一代新的文化人与传统文化间割不断的内在联系；周策纵、舒衡哲和顾昕等海外学者关于五四的论断，都在大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深入的探讨；而李泽厚对中国现代史的“救亡中断启蒙”的论点也直面了现代启蒙思潮的内涵和走向，这一切都汇合成强劲的反思五四启蒙的时代潮流。知识界借五四的传统来思考当下的启蒙，事实上在重复着托古改制的启蒙路径。“五四的变革精神，透露出中国文化再生的无限生机；而五四的变革极限，又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步履维艰”，试图超越五四启蒙的决心和自信见诸笔端，“反省和重估五四的文化价值，就显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术，而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理论课题”。再度阐释五四文化遗产源于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关怀，源于当时重建思想文化体系的诱导。借五四重提启蒙口号，既是对普遍意义的启蒙价值的重估，也是对抽象的启蒙理念的再度具体化。
新时期启蒙文学从政治体制的转型中获得了较为宽松的文化背景后，开始审视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官方意识形态和道德文化观念逐渐成为启蒙文学反思的领域，人性从层层的僵化观念束缚中解套、祛蔽，开始从群体认同中肯定个体。文学在驱除各种观念对自身的束缚过程中，也形成了对文学观念的拷问。1985年，“文学方法论年”的命名，“文化热”的现象，文学“向内转”观点的提出，先锋派文学大力张扬纯文学试验等诸多文艺新貌的背后，隐含着社会文化及哲学美学观念的变迁。
一、精神主体的复苏与扩展
80年代文学最激动人心的是，富于个性色彩、主体性突显的“人”在作品中的不断演示，那是从长期体制化生活突围出来的个人的诉说。单纯表达个体在群体中的表现，尤其在程式化和模式化的政治范畴或道德文化中的社会定位，显然无法达到真正的内心世界的真实。“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所透射出的控诉欲望、倾吐心理、亢奋姿态、狂欢表达等明显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导引下的从众心理的呈示。而“寻根文学”的喷涌表达了审美突破政治观念向文化领域延伸的努力。对文化的关注传达出人们的审美思维开始从趋同到求异的转变，文化研究的兴起本身就是一种对抗姿态。自此，新时期文学表达从民族主体性的思索走向个人主体性，崇尚个性、寻求个人价值成为文学启蒙话语的核心。个人的精神主体和生命本体成为文学创作中的关注重心。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在于具有思维能力（即意识能动性），人的丰富就在于意识的丰富，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是证明人的丰富个性的最好途径，“精神主体”的丰富成为新时期文学“人的觉醒”的重要标志。
（一）追求个人价值
历史是人类在赢得世界的过程中的书写和记载。跨越了政治道德批判阶段，个体的自由发展空间陡然递增，个体尤其是个体的精神领域成为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高涨的一大标志。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发生了从承担政治、历史和文化理念等宏大意识到宣扬个性化主张个体意识的角色转变。作为集体、公共和无我的全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反正，个人价值和个体权利受到了普遍的首肯和认可。
人的欲求在文学作品中予以肯定和支持，作家们不断地鼓足勇气踏进一个又一个原来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和压制所形成的禁区。《乡场上》肯定了物质生存条件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决定性作用，《爱，是不能忘记的》突出了婚姻之外的为道德领域所排斥的情感世界的意义。对人的审思在逐步深入，从对具体的人的解剖到寻找理想的人，文学中生动可感的人生是对真实人生的期许。新时期文学充满了对“人”的召唤，这是对刚过去的造神时代的情感上的叛逆，也是对新挺立的“人”的塑造。文学作品充斥了大量的“我”的诉说和“人”的形象：如北岛的《宣告》：“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舒婷的《致橡树》中不失女性的温柔却依然坚强挺立的主体形象：“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些“人”的概念是骄傲自负的而非妄自菲薄的，遗世独立的而非顺风随俗的，它们以个体丰富的精神世界共同谱写着人的乐章。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更是以决然反叛的现代姿态显示出对独特个人价值的追求。
（二）尊重情感世界
新时期文学对情感的尊重首先体现在对人的正常情感的肯定，包括亲情和爱情。建国后不断升级的文艺批判最终剥夺了个体的真实情感的独立存在，情感成为了政治话语的附丽、革命名词的点缀。“朦胧诗”宣言就公开表示情感在文学表现领域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新时期文学中情感的迸发是对压抑已久的禁忌的强烈反抗，也是人性的大突围。“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伤痕》以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亲情受到的伤害揭示了政治权威对人性的扼杀。
当政治权威成为公共话语的年代里，社会乌托邦的建构模式取消了私人空间存在的可能。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精神还体现在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开始对社会小市民阶层的嘴脸进行了揶揄和讽刺，褒扬了“高女人”和“矮丈夫”不苟同社会世俗、依然保持独立人格的自主行为。由于建国后的文学创作赋予了情感太多的社会束缚和各种附加条件，本应多彩而丰富的文学的内心世界萎缩了，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位置日见狭小，甚至几近于完全被排斥，然而相对于理智，情感世界往往更能显示出个体的独特性。随着文学中精神主体空间的扩大，情感在文学作品中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爱情在情感世界中独特的位置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瞩目的主题。不仅有许多被社会道德所容纳的婚姻内的爱情受到褒扬，甚至在许多作品中还出现了冲破社会既成观念和习惯势力的爱情。《啊，人》演绎了一个女人与两代男人——地主罗金堂及地主之子罗顺昌所发生的情感纠葛，把爱情置于阶级和伦理之上宣扬人性的力量；《柳眉儿落了》把中学生的早恋作为小说的题材，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又开辟了新的情感表现领域；《禁果》的作者把笔触伸向被视为道德禁区的婚外恋，探索了婚姻中男女的情感迷惘和困惑。新时期的许多作品把情感作为作品中的重要题材，冲破了原来人为设定的许多禁区，将爱情作为反抗一切压抑，铸造完美人性的重要手段，甚至在许多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爱情至上的倾向。
（三）回归自然天性
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提出了“回到自然”的口号。人类通过文明的“他者”——自然，可以反观人性的变异。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派生，只有回到自然中，回复自然的本性，才能消除异化。这一启蒙观念同样也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验证，走近自然、贴近自然成为人物塑造的一大趋向。船夫、渔民、海碰子等与自然近距离接触的形象是与伟力对峙的抗争者，又是自然性格的维护者。这些形象往往是孤独的、富于个性特征的。他们既表达了作家对文明沉淀的疏离，又肯定了人的自我本质力量。
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更有不少作家以自然的法则和标准来建构自然的、未为社会所濡染的人性。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塑造了一个在强大的世俗力量前敢于坚持自我的16岁的中学生安然的形象，平凡而真诚的少女身上洋溢着健康的青春气息；《哦，香雪》则塑造了一个僻远的小山村中的纯洁少女，在外界的所谓文明的衬托中显现出动人的、未经世事的单纯；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感怀于乡民乐天性格，解读他们与自然融合的生命密码，将自己在清平湾的感受化为遥远而纯净的记忆，凭借这份记忆在都市生活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何立伟的《白色鸟》以纯净的孩童心境剔除了“文革”批斗的狂热和冲动，以宁静、自然形成了对“争斗”的无声反抗。最能代表这种美学特征的是汪曾祺的小说，无论是与世无争、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还是默默抗争、坚忍不屈的手工艺人，抑或是怡然自得、不求闻达的文人雅士都自然地与天籁和谐共处，构成了天人合一的文中“桃源景象”。这一时期出现的侧重于自然题材的选取和人物自然天性塑造的创作倾向不是孤立的，它与文化反思的高涨及文学要求回到艺术审美自身的要求是一致的。
追求个人价值、尊重情感世界和回归自然天性成为80年代文学创作的新动向，表达了文学创作从各种外界的束缚和压力下挣脱的努力。审美领域对个体的人的重视，也成为启蒙话语高涨的标志。
二、生命本体的担承与限度
人性作为整体的存在，既要有形而上的追求，也要有形而下的欲求。意识形态对人性的钳制和压抑是全方位的，而启蒙的意义在于抵抗任何违犯人的基本权利的外力，以期取得人的全面发展。西方启蒙中人性解放的矛头针对的是西方社会中的宗教神学和宗教等级制度，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滥觞的启蒙思潮是以科学理性主义和社会世俗精神作为实践目标的。《十日谈》中对教会禁欲的讥讽、达·芬奇绘画的审美理念等都因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而得到启蒙者的高度褒扬。而在商品匮乏、经济观念淡薄的新时期再度言说启蒙话语之时，高度宣扬的是启蒙话语的个人自由原则、反封建主题、对权威政治的批判功能，其中的理性主义又自然地与理智思维方式相连接，更多地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文学创作中，更注重国民灵魂的改造、精神主体的再造。但是新时期文学初不少涉及情感困境的作品还未从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大多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成为无欲之情、禁欲之情。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在文学担负着灵魂改造的领域中是隐蔽的。启蒙精神在人性解放展开的过程中，因为过于追求形而上的超拔而忽略了形而下层面带来的困顿和迷惘是相当普遍的。作为反拨和补充，新时期文学在建构结构复杂、全面发展人性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到人的精神主体受到抑制的可能，也注意到过往的理念和模式压制和遮蔽了人的生命本体的历史事实。生命本体形态的抗争和重构成为人性解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新时期文学广泛关注了各种生命现象，生存、性、终极价值（死亡）等都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领域。
（一）生存
这是人作为种类存在的第一步，也是生命现象的最基本条件。在“重义轻生”、“舍生取义”的传统观念的濡染下，生存的基本权利经常被忽略。被压抑的人群的生存问题一直是新时期文学表现的重要领域。文学以形象的方式描绘了一幕幕惨烈地挣扎在生存边缘的画面：张贤亮的《土牢情话》中的强烈饥饿恐慌与他充满了羞辱感的斤斤计较粮食的伎俩；李锐的《厚土》整合了梁山脚下的农民在贫瘠而又厚实的土地上的劳作和生息；余华的《古典爱情》中痴情女主人公遭受惨绝人寰的“菜人”场面，便是她被剥夺了人的生存权所造成的。在面临着生存危机时，任何羞耻和负疚等外在的价值观念都只是附加值；当人的存活可能受到威胁时，许多进入人类社会逐渐累积的外在理念被剔除，单纯的存活的需要越来越突出。《狗日的粮食》中的瘿袋为了生存，把所有的道德律例都放在脑后，想尽一切办法支撑着一家人的吃食，甚至排挤了好恶感，可以从骡子的粪便中找出粮食，将人的精神优长性降低为零。这些作品大多极力突出生存环境的恶劣、生存资源的稀缺，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状况中刻画出不屈的生命力。
（二）性
新时期文学之初，性与爱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对性经常是略去不写或是闪烁其词，犹抱琵琶半遮面。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母亲钟雨与老干部几十年在精神上的默默相守、惺惺相惜完全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在世俗层面他们则完全恪守了道德律例，这部作品被时人认可赞同的背后是当时的爱情观念的可能限度的自我束缚。当真正切入生命本体时，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日益突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可谓是宣扬生命的赞歌，其中“我奶奶”和“我爷爷”在高粱地的野合具有生命原始的亢奋，以生命本体来反抗各种外在的压制；王安忆的《小城之恋》等作品把性作为男女主人公之间代替语言交流、表达情感的连接点，性使他们陷入既相互依恋又互相仇视的矛盾中不能自拔，但在那种处处受压抑的社会环境里却突出了生命的鲜活姿态。性已成为自然人性的标志，“性解放”也是人性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传统，新时期文学中启蒙话语也借助对性压抑的反抗体现个体的自由和生命的存在，由精神恋爱到直接对性的描摹既是对人性解放的深入，也是对理性思索的蔑视与远离。过分放大的欲望遮蔽了人在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完全放逐了道德的规范，减少主体背负的沉重感的同时也减损了主体的厚实。一旦性成为文学消费的必要，那么，消费者就会注重消费过程本身而不是性背后的意义（包括社会意义和自然意义）。欲望的膨胀最终又将人变成它的奴隶，“性解放”的意义也就自然瓦解了，这种趋势在90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证实。
（三）终极价值
从世俗意义而言，生存的尽头就是死亡，死亡意味着对生存的否定，但是，人类作为有意义的生命或是力图有意义的生命，在生命的自然过程中，还需要追求超越自然意义和时空界限的终极价值，希望获得超越所有有形载体的生命内在的涵义。新时期文学作品存在着从哲学的意义探询生命存在的创作倾向，它们在亘古的时间里，在苍穹的空间里和神秘的自然里体会生命的存在形态，追寻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对于生命个体形而上层面的追寻和探讨，是独立而具备尊严的完整人格的体现，呈现了理想的精神状态。邓刚的《迷人的海》以几代海碰子与大海的精神的搏击和心灵的碰撞获得人类存在的核心灵魂；张承志的《黑骏马》以草原的博大和牧民的淳朴投射出原始自然的生存方式和原始的价值理念；《北方的海》在“我”对北方大河的探寻中感受到生命不息的搏动，获得铸造整个民族的刚健人格的精神力量；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中的瞎子琴师凭着弹断一千根琴弦能重见光明的强烈希望存活，最终却发现这只是个谎言，才真正明白了生命的要义，以琴弦般柔弱的生命挺立在人世间；《我与地坛》则在静谧的自然中通过对各种生命现象的体察，在静思和体悟中获得生命的真谛。人类作为生命现象伫立于天地间，考察生命本体，追溯生命的源头，询问生命未来的走向，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学的必要前提。新时期文学中对生命存在的描绘和渲染，也是对作为文学精神主体的深化，以及对于极致生命意义的探寻。以启蒙为起点的精神领域的探讨，甚至超越了启蒙价值范畴。
三、理性主体的崛起与困顿
康德在启蒙的概念中提出了启蒙通过理性个体的自我觉悟才能构筑成熟的社会，才能水到渠成地完成社会改造，因此，启蒙阶段的核心任务是使社会中的个体达到理性成熟状态，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新时期文学在启蒙思潮的引导下，塑造了大量努力接近理性的形象主体，同时也通过形象的塑造和历史的反思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反思精神。
新时期启蒙思潮勃兴于批判政治上“左”的思潮和反思文化上的封建主义，带有强烈的怀疑气质。随着启蒙思潮的深入，文学在导引社会思潮的过程中一方面进行自我审思，另一方面不断地传达出在启蒙路途上的艰难和挫折。《人生》、《金牧场》、《鲁班的子孙》和《古船》等作品都反映出肯定人的欲求与挣脱传统政治道德束缚间的迷惘和困惑以及建构理想人性的艰难和困顿。《人生》中的高加林和《鲁班的子孙》中的小木匠虽然职业不同，处境不同，人生道路的轨迹却极其相近，他们都曾感受过城市文明并向往城市文明，试图在农村试行改革，但都是改革的失败者，甚至连作者的态度都极其相似，既揭示了这种追求，又从道德层面否定了他们的追求。但道德的微薄的阻碍力量很快地被历史跨过了，对高加林形象的喟叹被后来者以对个体追求理所当然的支持而忽略了，那份沉重感随着人们对利益驱动社会的追赶，对实用功利主义的认同而被抛置脑后了。
当个人价值和个体欲望的追求不再成为社会讨论的中心，只是作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准则，作品的那份历史厚重感也就消失了。借鉴了古典启蒙理论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呼唤，在建构具体的现代人的价值标准时，新时期启蒙思潮没有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到底人性的标准如何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人的潜能？个人对公共应该承担什么？文学不断地以感性和形象的方式启迪人们求索和思考，从情、理、欲不同的层面表达当代人的精神困惑和生存挣扎。启蒙也不再只是美好的理想，对照着各种理想人格的标准和规范，历数人性缺陷的作品大量涌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韩少功的《爸爸爸》和《女女女》旨在揭批，无力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寻根文学或对古老民族的劣根性严厉批判，或对民族“良根”满口赞赏，但也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唾弃和膜拜之间，没有继往开来的大气度。其中人格建构的困顿带来的失望和感伤情绪的弥漫和扩张直接影响了启蒙话语在文学作品中的言说。90年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感官发达、思索能力萎缩的人物形象。商品化社会中“顽主”般的市民类型津津乐道于吃、玩、乐，无法承担人类终极意义的追寻。沉湎于古旧城堡中的庄之蝶般的文人雅士，也无法面对新的时代环境，建构起新的价值体系，当然也无意涉足启蒙这样艰深的精神探索。创作主体如何体现其成熟的理性，怎样才能塑造成熟的形象主体？这对新时期文学来说，仍然是未解决的难题。
（一）传统与现代：文化取向的困惑
新时期文学承担着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的价值重构，承担着体制重整、规范再调的社会环境中的道德秩序、精神文化的梳理。它首先需要大力抨击过往的权威政治秩序和传统文化思想。在绝对主义的群体道德观念瓦解之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个人权利、个体意识和个性色彩。刘再复提出的“性格组合论”和“文学主体论”，“要求作家必须肩负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感在文学创作中往往表现为深广的忧患意识，表现为把爱推向整个人间的人道精神”。这种姿态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尖锐的问题意识。
夏中义在梳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时，指出“作为一个心忧天下的文论家，他所选择的位置不会是清寂的书桌，他是要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转型的。他不仅想掀动文学新潮，更想让文学新潮成为新时期启蒙主流中的强健的一脉，反过来推进社会变革”。主体论是“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力图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是对启蒙文学前景的美好预设和乐观憧憬。西方启蒙传统中肯定人的自由和张扬个性的价值取向自然与新时期文化环境的时代氛围相契合。但新时期文学中恢复的自我意识不是单纯的古典启蒙意义上的人性，80年代开放的中国引进的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至工业革命完成后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关于人的精神理念，包括西方社会中表现自我丧失、工业文明带来的异化中人的痛苦和矛盾，都成为文学中人性的内涵。显然，新时期文学中的主体形象已经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观念中设定的集世间完美于一体、挺立于宇宙间的大写的“人”，龌龊、恶心、冷漠也成为完整人性的一部分。人性传达的负面因素敦促人们更客观、更全面地把握自身和审视周围环境，同时也透射出铸造完美的人格难以企及的悲观情绪。在更为全面地认知人性的过程中，新时期文学创作状态也表明：现代社会并不是理性成熟的社会形态，建构理性人格依然只是遥远的理想。
新时期启蒙思潮的历史背景在于“内忧”的逼迫。后发展国家的弱者姿态包含着对传统的眷恋，传统文化既是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的羁绊，同时也是走向现代的出发点。中国人在接受“启蒙”这一西方话语的过程中情感上本能地产生排斥心理。加之西方社会本身对于现代化的反思更使得中国人在接受现代理念的时候不断地表现出犹疑和徘徊。在接受西方社会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时，也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对启蒙的反思。新时期文学在接受启蒙思想的过程中总是体现出两难、矛盾和尴尬，精神主体迷失于价值选择。许多文本一方面极力宣扬人的观念，热情地呼唤理想的人性，另一方面经常流露出对自己所宣扬的人性的理想状态的怀疑。
新时期文学思潮面对特定时代场景，深入历史反思后出现了价值选择的分野：一面延伸至古老文明，借助文化“寻根”的方式来探寻民族之根，希冀通过找到“优根”，使传统文化为现代价值理念所容纳并进行成功转换，无论其表现形态还是价值取向都体现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体现了试图维护民族尊严和确证民族身份地位的焦虑；另一触角则涉及现代文化的反思，大量文学作品既表现出对现代理性原则的向往和皈依，包括现代价值目标和审美理想，同时也表现了对现代文明带来的“异化”现象的顾虑和忧思。《一个渔佬儿》中主人公固执的性格和落寞的状态，正是渔佬儿根植于传统难以应对现代文明造成的。他既留恋于古老精神家园的营造，又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所造成的流离失所的现实。《你别无选择》塑造了一群把握着现代人生观念的音乐学院大学生，传达了他们不能在现代价值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人生、确证自身存在的痛苦和困惑。启蒙思潮的革命激进姿态要求文学中理想的人性与现代化发展并轨，而传统的寻找完美人性的方式却只能深陷在传统的无分割的混沌状态中，这与启蒙思想所推崇的理性原则背道而驰。在同一文本空间或同一形象主体中，理想人格的建构会被完全相反的方向拉扯着。随着新时期文学对精神领域的探索的深入，由文化取向造成的困惑也就日渐凸显。
（二）反叛和建构：价值尺度的模糊
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张扬和对人性的反思是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出现的。启蒙浪潮高涨时期，作家深沉地反思“文革”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理想人性失落的社会现实。通过对反人性和非人性的状况的揭露和剖析，从而呼唤出理想的人性；通过在文本中呈现理想人性模式，以达到批判和抨击非人的现实状况的目的。布迪厄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圈子生产过程的特点，得出知识阶层处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中的结论，“这在法国和中国差不多”。秉持启蒙信念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启蒙运动得到一种普遍性的概念，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但是就启蒙思想的萌生及历史发展而言，它恰恰是一个缺乏恒定、无法统一的“圈子”，它所设定的理性、正义等普遍原理的背后都潜藏着历史的限度，在突破一部分的限制和拘囿的同时也意味着它将面临新的限制，启蒙运动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反思的历史过程。
对人性的反思和批判，早在政治道德批判时期就已涉及，但是在权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衡量人的最终标准是个体在群体中的作用，这种衡量标准并未真正切入对人性的反思。巴金的《随想录》虽然与大部分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一样，是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和心理真实的记录，但是，与前期作品中展开的政治道德批判不同，《随想录》不再侧重于关注外在的体制对人的异化，而是更多从个体对历史和文化到底应该承担什么的角度深刻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奴性意识，试图努力找回丢失过的独立自由意志和清醒的批判精神。“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随想录·一棵核桃的喜剧》）这种以个体自我意识勇敢承担历史责任的姿态也是个体意识苏醒和深化的最好见证。
在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的支撑下，即使陷在困惑和迷惘中，为了塑造完美人格，不少作家在缺陷和痼疾中也无比坚决地批判和膺怀期望地寻找。建国后的生活经历构成新时期作家创作的生活资源，面对着吐故纳新的新阶段，他们内心充满了欣喜，试图在作品中构筑出一个大写的人、超脱的人作为未来的人的模本。“揭示”心理世界的痼疾和“寻找”精神的桃花源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流行模式，这是在启蒙旗帜感召下的精神心路的探求和摸索。批判和寻找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只不过指向不同的时间向度，批判正显示了对过去的剥离，而寻找则代表了对未来的期望。
（三）审美和意义：写作态度的暧昧
文学作为审美的话语系统，作品作为语言的结构组织，其思想内涵的传输必须得借助于特定的语言空间和表达渠道。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中文化批判的深入、人性的张扬和形式本体的探求成为并进的路线。所有的文学体裁在经历着努力建构人的意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经历着文体革命，从叙事、结构到语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命名应和着社会政治变革的呼声，与新时期后的政治变迁轨迹完全一致，而随后的“寻根文学”思潮的命名则属于文化领域，传递的是文化信号。从政治道德批判到文化反思代表了对人的精神领域探索的深入，这是新时期文学中启蒙话语实践的推进。启蒙话语实践造成的思想意识反思的深入，也触发了文学创作手法的变革，现实主义等传统创作方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诘难。“对于寻根作家来说，审美表达的创新是与他们的文化追求合而为一的，因为文化既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它的最高形态当然应是人类的审美境界。”
神话原型的塑造，传说的演绎，象征、变形、夸张等手法的广泛运用，既显示了新时期文学从现实中得到超拔，获得了对人的存在本体的思考，同时又表明形式变革提供了意义传达的话语空间，并延伸和拓展了意义。
而后，“先锋小说”以更为自觉的姿态、更为个体化和心灵化的表达开始形式本体的追求。小说创作从“写什么”的询问开始进入“怎么写”的置疑，叙事从服务于意义表达的从属地位转化为独立和自主的文学行为，语言从传输意义中介的工具地位转变为直接参与意义的建构。不仅小说创作，探索戏剧的涌现、“后朦胧诗”的出现都表明了文学体裁在形式本体上革新的勇气和努力。“先锋文学”的形式变革不是单纯地追求艺术的自足，而是这一时期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理念的外化。通过对文化的反思，附加于人的各种符号的剥离，使个体显露人的本性，在回到文学的审美特性中高扬人性，包括形象主体和创作主体的个性。通过形式的变革和审美感受的激发，新时期文学通过艺术本体反思对意义限度形成有力的冲击，“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性与模糊性基础上的这一世界的样板，它与专制世界是不相容的。这一不相容性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性的”，昆德拉的这段话恰好吻合“新潮小说”的“实验”意图。在创作方法论踌躇满志的时期，作家自信以他们在审美领域的文学实践，在努力寻找小说本体的过程中，一定能找到属于作家独异存在的事实。
“先锋文学”思潮体现出的创作风尚上的新变与文化的批判及主体性的追求连接在一起，文学追求审美个性的姿态与作家通过主体认同表达风格独异性的内在需求一致。“寻根”观念关照下的作家创作依然热衷于群体形象的概括，因为文化是源于民族或种群的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心理特质在行为习惯上的反映。而“先锋小说”的取材远离社会意义的中心，表达个体的执迷，淡化的情节、幻化的现实、陌生的语言都在不同的角度体现出对承担意义和社会责任的文学创作模式的背离和反叛。“先锋小说”有意突出叙事功能和形式作用，刻意营造区别于现实本身的呓语状态，以反常和逆众的姿态表达出对各种外在压抑的反抗。
精神文化反思的高涨使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话语在文本中呈现出作家表达的两难状态。审美实践不可能与意义截然断裂，即使是“新潮小说”，它们也是从更纯粹的审美意义，寻找文学的本真状态，以审美对抗意义，本身也是对另一意义的寻求。与此同时，这些先锋姿态也造成新的认知误区，一味追求语言和技巧的操作也产生了偏颇，新时期文学在遁入文学形式的迷宫中容易产生把玩形式的不恭心态。“纯文学”质疑抽象理念的同时，也出现了放弃意义和道义的创作倾向，由此带来了文学在社会中的旁落，署名为阳雨的《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一文曾经引起批评界强烈而广泛的共鸣。不可否认，文学以审美本体的追求来疏离意义、观念，解除对人性的遮蔽，表达了对权威和压抑的抵抗，但是，个体若是丧失了稳定又实体化的反抗形式，反抗的个体就不再处于社会的中心而广受关注，这也是对个体反抗意义的消解。90年代初，形式的探索再次融入意义的追问中。意义和审美作为文学的两极是文学表现无可回避的，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均衡点，新时期文学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或许能提供一些思路。
从文化资源、价值尺度和写作态度三个层面进行考察，我们可以获知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话语即使在启蒙精神的高涨期也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都在努力地从不同角度实践着启蒙理念，但是终究未获得令人信服的完美答案，而正是遍布的矛盾张力不断地扩张了人的内涵，催生了新的反思力量，支撑着启蒙精神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