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从经济上说来，中国仍是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但近十多年，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致使不少西方人士从其综合国力着眼，对中国是否算得上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怀疑。还有更多的人公开宣称，21 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尽管如此，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在这样的赞叹声中感到沾沾自喜，更不能由此而变得狂妄自大。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和批评家出于反对西方新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之目的，往往把本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为第三世界文化，其出发点恰恰是因为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实际上所处的“边缘”地位所致。但是就西方语境下所讨论的所谓第三世界文化或第三世界批评而言，它也像“东方”或“东方主义”等情形一样，往往指涉的是被西方殖民化的第三世界文化，因而它也是之于西方的一个被人为地创造出来的现象。与“东方”或“东方主义”这类概念不同的是，这一现象既是西方人，同时也是第三世界人民自己建构出来的。这也许正是所谓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吧。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之所以被说成是“被殖民化”了，其原因恰恰在于，自20 世纪初以来，或确切地说自“五四”时期以来，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当时所有的主要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或文化现代性问题的讨论。① 其结果是，比较文学研究者通常通过采用“接受—影响”的方法来比较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之关系则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是在几乎未受到西方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发展的。如果我们承认“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第一次“殖民化”的话，那么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化热则应被看作第二次“殖民化”，因为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实际上受到了前苏联文艺思想和路线的直接影响。
众所周知，自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想蜂拥进入中国，而且这些思潮几乎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消费文化、大众传播媒介和广告事业。尤其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学语言以往一直有着简洁、典雅、畅达等特征，充满了蕴含丰富的典故和优美的意象，读来颇有节奏和韵味，而现在却已经不可避免地含有了杂质，甚至被“欧化”了。文化学者、作家和批评家在中国的语境下也不得不使用一些“借来的”（批评）话语和理论术语，因而造成了理论期刊和学术著作中大量充斥“借来的”“欧化”术语。这样，在一些人看来，面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的语言带有了“杂质”，实际上也就被“殖民化”了，推而广之，甚至中国文化的民族身份也变得模糊不清了。究其根源，这种“文化殖民化”的现象应当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革新，因为在那场运动中，传统的中国文化及其偶像孔子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精髓随之荡然失却。因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难道中国文化果真“被殖民”了吗？
当然，我们的回答是：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必然的进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语言的进化也是如此。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看来，中国应当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西方的发达国家，但中国的语言也应当趋于简化，以便在一个风靡全球的信息时代更为便利地和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在当今时代，任何社会或任何文化，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无法避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被殖民化”。就我们所从事的汉学研究而言，以及从本书所披露的南北欧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不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在欧美各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执教的中国裔学者已经多达数百人，他们无疑以自己的学识和丰厚的中国文化知识背景或多或少地已经改变了西方汉学的本质特征，使之注入了一些新的方法论和思维观念。难道我们就因此而推论，这也是一种对欧美文化的“殖民”吗？在国际交流过程中，任何文化为了影响他种文化或更新自身，都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在送出的过程中首先要找到别人可赖以接受的中介，这个中介自然就是语言。关于汉语在世界各地的普及以及所带来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形成，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语言和文学话语是否真的被殖民化或现代化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待于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区分殖民化和现代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消极的，其意在我们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影响，进而使得我们的语言也受到西化（殖民化）；而后者则是积极的，表明随着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语言也应当普及和简化，以便于我们更为便利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往。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语言的现状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因此我们应当以辩证的方法来考察这一现象：一方面，这种“殖民化”导致了中国文化和语言带有了一些“杂质”，它已经不像以往那样“纯正”了，但它却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化和语言自身的革新和现代化，以便使中国文学逐步与世界文学的大潮相接近；另一方面，在与国际交流和接轨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和语言的民族特征却不可避免地会部分地变得模糊乃至有所丧失。① 假如我们考虑到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会使我们更为有效地把中国文化的精华和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送出去，那么这样的丧失就有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丧失”。因而从这一点来看，过去的“拿来”和今天的“送出”自然就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的成功为后者的启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后者的有效运作则会弥补前者所导致的缺憾和不足。这一点我们大概不难从本书之同时从两个方面来描述中国文化与南北欧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见出端倪：欧洲作家，如易卜生等，既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有所推进，他们的作品既对中国文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但另一方面，他们，如维科、普契尼等，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不少养分，丰富了他们自身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这当然与基于后殖民立场的“西方主义”绝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赞成一些新儒家所鼓吹的“用中国文化来统一21 世纪的世界文化”的企图。
我们深深地知道，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一点完全可以为2005 年7 月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汉语大会所带来的盛况空前的“汉语热”所证实。另一个重要的标志则体现在中国文化在长期以来习惯性地形成的事实上的“中心”地带———欧洲的传播、发展和演变。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包括南北欧在内的西方各主要国家的高等学校对中国文化日益增长的教学研究兴趣中见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不断提升的地位和日益扩大的影响。这也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代表中国文化精华的大量经典文学作品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不断在欧洲主要国家被翻译、介绍和研究，其中有些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教学的必读教材；其二便是在向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一直起推进作用的西方汉学研究。长期以来，国内有些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常常把汉学和国学相混淆，其实这两者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出发点、观察的视角和理论分析的视角等诸方面。汉学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圈和操持汉语的族群以外的人们对汉语以及用这种语言撰写的作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它的出发点决不是中国本身，研究主体也不是中国人，而是把中国当作一个“他者”来考察研究的外国人，他们的研究成果由于其出发点和方法论的不同而迥然有别于中国国内学者的成果，但有些确有新见的成果无疑也会给国人的研究以新的启示。① 而国学则恰恰相反，它的出发点是中国本土，研究主体也是中国人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前者是从外部来考察中国及其文化，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来研究自己文化的。也许这两者的相得益彰才能最终达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普及传播之目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相互排斥要多于沟通和合作。另一方面，如果说前者是使中国文化国际化（全球化）的一个必要途径，那么后者则是坚持中国文化本土化的一种必然。我们都知道，全球化的计划不经过本土化的中介是很难在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实施的，因而文化上的全球化常常与本土化交织一体，并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全球之中渗入了本土的因素，而本土之中又蕴含着全球的因子。未来的世界文化发展应该是循着这一路径的。当前，我们已经十分欣喜地注意到，这二者经过长期的冲突和对峙之后，最近出现了互通互补乃至共融的新趋向。尽管出发点和理论视角的不同所导致的结论迥然有别，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二者就一定不能沟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作用就是不断地进行理论建构。佛克马说得好：“人们的头脑总是向着新的经验开放；认知的和情感的自我正期待着新的发现。这些新的经验并非仅受制于自己族群的文化，而应当包括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概念。”① 本书的这一章就是旨在对汉学进行新的建构的一个初步尝试。
3 Fusion and Co m plement of Sinology and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