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是在那场民族灾难中死得最惨的女性之一。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
沉沉黑牢，不见天日，囚室的墙壁上凝满浸透着寒意的水珠。这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一座关押死囚的监狱。由于是即将入地狱的人，所以一人一个单间，四面墙体冰冷，寒气袭人，地上铺的青砖，就是晴天也十分潮湿，各种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地上放着一块木板，这就是犯人的“床”。让犯人整天都坐在上面，不许乱说乱动。由于潮湿，犯人身上的衣物整天都是湿湿的，很多人进来不久就得了关节炎。犯人们一日两餐，每餐两个窝窝头，一碗菜汤上面漂浮着一层小虫子的尸体。
孙维世被关在这里。
审讯的人开始问孙维世如何到苏联去学习的，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让她回国来搞什么破坏活动……
问的人气势汹汹，孙维世听得却莫名其妙，这乱七八糟都问的是些什么呀？她在苏联学习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赫鲁晓夫这个名字，怎么会将自己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呢？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荒唐事？她拒绝回答对方的提问。
接着，审讯的人又追问她有关周恩来和朱德的事情。
她越听越不对，预感到这伙人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整倒她这个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戏剧导演，而是另有目的。
是什么人指示来抓孙维世的，抓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孙维世是周恩来夫妇的养女，加之对话剧《初升的太阳》改编成现代京剧时孙维世的“不配合”，江青很自然将挖周恩来“材料”的目标“锁定”在孙维世身上，以达到她一箭双雕的目的。
江青认为，女人到底不是男人，在严刑逼供面前，最终会扛不住的。想整倒孙维世的女人不只是江青，还有另外一个，她就是叶群。这一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尽风头的政治超女，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
江青对叶群说：“孙维世是我的仇人。”
早已对孙维世怀恨在心的叶群，听了江青的话后非常高兴，想到这正是下手的好时候了，于是两个人便密谋，派人将孙维世抓起来？审问。
由于孙维世的父亲与朱德、周恩来的特殊关系，江青、叶群就想从她的口中得到关于朱德和周恩来的“材料”。她们以清查历史问题为由，策划了对孙维世实行一边强迫劳动，一边隔离审查的特殊方式，从身体和心灵进行折磨，妄图以此摧毁一个女人的意志，从她的口中得到她们所需要的“问题”，同时发泄对于孙维世这个“仇人”的仇恨。
孙维世不愧是革命烈士的女儿，她明白，江青、叶群一伙人如此行径，将她打成所谓的“苏修特务”，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周公”，是为了从她的口中挖出所谓“周恩来的材料”。危难之中，她心中总默默地念着自己对妹妹孙新世说的那句话：“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关系。（周恩来）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一定要保住呀！”
面对生死，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革命之情，同志之情，父女之情啊！孙维世在监狱里，如同生父孙炳文一样铁骨铮铮，誓不屈服，为了保卫人民的好总理，她与江青、叶群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孙维世说：“你们就别费心思了，我是（周恩来）总理养大的孩子，有关总理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总理爱我，我也爱总理，我不怕你们，我一定要做一个让总理放心的好女儿！”
江青、叶群一伙恼羞成怒，下令给这个柔弱的女子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
不屈的孙维世经常会站在铁窗前，高唱：
坐牢算什么，
我们是革命者……
每当放风的时候，监狱方面就派两名监狱里的刑事罪犯跟在孙维世后面，又是拳打又是脚踢。而这个文弱的女子只能低着头，用手吃力地提着生锈的脚镣，冰冷的铁镣在她的脚下发出令人心颤的沉重声音……
此情此景，苍天落泪，大地悲泣！
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开始了……
随着刑讯逼供的声音，不断从屋子里传出来的是孙维世不屈的？呼喊：
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皮鞭、木棍一起向她打去，将她打倒在地。为了防止孙维世在审讯时再喊口号，这伙人就给她戴上了胶皮防毒面具。这个东西被强硬地套在头上，人的呼吸立刻感到困难，很快就被憋得喘不过气来。她无法看清那些行凶者，任由他们用棍子敲打头部和四肢。
眼看人已被憋得不行了，行凶者怕没有审出问题不好交代，于是就将胶皮防毒面具取下来。
孙维世满头汗水，一张脸已经发青，她只喘了口气，接着又大声呼喊：
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身本洁来还洁去！
这样的声音谁喊过？孙维世的生父孙炳文，40年前的“四·一二”，在上海蒋介石为他设立的监狱里，就是这样面对敌人的威逼与刑讯的。姣姣女儿身，不屈父辈志，正直刚烈的女儿啊，身上流淌着父亲滚烫的血液！
孙维世高呼口号，便会引来行凶者的呵斥：“你乱吼什么，你以为这里是中南海呀！”
凶手们有时还会高叫：“你再喊，我们就剥光你的衣服！”
孙维世面对这种威逼，便会针锋相对：“剥吧，你们这些刽子手，你们有母亲，有姐妹吗？”
衣服被剥得只剩下最里面的单衫了，孙维世奋力反抗。
凶手们发现，成了囚徒的孙维世还是那样高挑，俊秀，倔强；怒目而立，竟仍然是那么的美丽。
不死的女神孙维世啊，你的美丽就是对凶手的蔑视，就是对黑暗的挑战，就是对真理的呼唤！
凶手们对她又是一阵毒打。
审讯室里再次喊出不屈的口号。
林利与孙维世“同一时辰被捕”，并被关于同一座监狱，她亲眼目睹了凶手对“犯人”的虐待：“我在德胜门外监狱亲耳听到看守鞭打‘犯人’，而且不止一次。有一次是看守对囚者说了一句‘你是什么东西’，囚者反口说‘你是什么东西’。接着看守的皮鞭就抽下来了。一下一下地噼啪声很重。直到对方开始呻吟为止。”不肯屈服的孙维世在这里所受到的迫害可想而知。
半夜，囚室外路灯昏暗。审讯的凶手们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室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孙维世独自倒在墙角，慢慢地爬起来，将身子靠在墙壁上。每当她想起生父之死，想起周恩来夫妇对自己之爱，想起上海滩上的那个小李琳，想起苏联那座美丽的校园，想起自己对生活曾经有过的憧憬，心中便会涌动起长江、黄河一样的波涛。苦难没有折断她艺术的翅膀，她会轻轻地唱起自己喜爱的歌曲《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鼓励自己与人间恶魔斗争下去。
她想起了自己的生父，想起了上海关押父亲的那座监狱。在那里，母亲任锐一只手抱着年幼的新世，另一只手拉着她和济世，两个孩子的小手里各自抱着一把雨伞。分别才刚刚几个小时，他们完全认不出父亲来了——冰冷的手铐锁着双手，头发蓬乱，脸上布着一道道血痕，身上的衣服也破出了好几个洞。她跟着母亲站在铁槛外面，看着父亲满脸的伤痕和脚上沉重的铁镣。她扑过去，将小手伸进铁槛里，紧紧拉住父亲的手，哭喊着，呼叫着，脚上的鞋早已被外面飘进来的雨打湿，小身子冷得发抖……父亲在一片血红的桃花中，突然回转身来，向自己挥手，轻声地对自己说：“孩子，不要哭，爸爸从来就不喜欢哭的孩子，要坚强，要勇敢，就像我们在船上看到的海鸥一样。”
她至今还记得与父亲一同在船上所看到的那些白色的海鸟，它们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勇敢，在暴风骤雨中银翅舒展。是的，它们是大海的精灵，也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就是死了也要将自己的身体埋葬在大海里。
她想起了周恩来在延安时带给自己的那封来自母亲任锐的信，母亲写给她的那首诗，她在心中默默地念着。
三十年前，金山在上海滩演出那部轰动全国的电影《夜半歌声》，影片中的主角宋丹萍为了爱情坚强地活着，感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30年后，他的妻子，一个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具才华的著名女导演，也同他一样唱起了夜半歌声，这歌声来自不明的黑暗监狱，来自一个为捍卫真理，呼唤自由民主而不屈斗争的灵魂。她唱得最多的是俄罗斯歌曲，那是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曲子！
“不准唱歌！不准唱歌！”凶手们歇斯底里地大声制止。
喉咙已经沙哑，声音带着冤屈，哀哀中蕴含着坚强，切切里抒发着豪气。艺术在这里早已越过舞台，迸发出千钧之力，升华成正义之剑！她不理会这帮凶手，歌声飞出囚室，乘着不死之鸟的翅膀，如滚滚雷霆越过长天：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亲爱的故乡。
彼得留拉凶恶的匪帮，
来到我们的家乡，
乌克兰原野已变成战场，
白杨树叶飘落地上。
年老的父亲忍住了悲伤，
他把儿子送上战场，
宁死不做奴隶和牛羊，
要和敌人血战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