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隋高僧智永深入王右军之室，世称他为“铁门限”。唐初书家无不受其影响，所写的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当时散在大江南北庙宇中，可惜都不传。墨迹有二本，一在罗振玉家，一藏北平古物陈列所，刻本今亦有有者。
乙、唐太宗即位后，致力书学神气极佳，唐初三大家不能过之。惜乎流传很少，晋祠铭拓本已无笔锋，近年在敦煌发见的温泉铭，当推太宗代表作品。
丙、虞世南，字伯施，封永兴郡公。死于贞观十一年，年八十二。受智永的影响很大，所写的夫子庙堂碑，亡于五代，北宋荣咨道以二十万钱购拓本一本。现在所留传的拓本，都是宋初以来翻刻，不足珍视。今传有临川李氏藏一本，可惜也到日本去了。外有东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与阁帖内数种。
丁、欧阳询，字信本，为率更令。死于贞观十五年，年八十五。虞字雍容大雅，而欧却方正劲拔，留传很多，最著名的有化度寺碑、九成宫皇甫诞碑、虞恭公碑等。
戊、褚遂良，字登善，官中书令河南郡公。显庆四年卒，年六十四。兼虞欧之长而别具自己风格，势力极大，留传亦多，如孟法师、伊阙三龛、房玄龄碑及圣教序，另外还有所临的兰亭序及倪宽赞的墨迹。
虞欧褚合称唐初三大家，褚影响最大。唐时有薛稷、薛曜、魏栖梧、敬客诸人皆学褚负盛名，欧子通传有道因法师碑，堪传乃父之法，最近在长安发现之泉男生墓碑，亦为欧阳通作，今藏北京大学，虞当时不闻有承继的人。
己、李邕，字泰和，北海太守。以行书著称。学王右军同时又有陆东之，李怀琳、孙过庭诸人。
庚、贺知章，字季真，以草隶著名，传有孝经在日本。
辛、李阳冰，字少温，汉魏以来篆书衰落，而少温独上师李斯，以篆书擅名。传有三坟记、城隍庙碑等。
壬、颜真卿，字清臣，官至太师鲁国公。晋以后书家多受王的影响，中唐以后书家则多受颜的影响。东坡比他为文中韩退之，诗中杜子美，画中吴道子，颜在书法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了。颜在少年时学褚，中年后一变而入右军之室，宋代东坡、山谷都极推崇他的字，可分数期，初期以多宝塔碑为代表，次以麻姑山记及李元靖碑为代表，老年以颜家庙碑为代表，这也是他最后留下的一种。另外有争座位帖、祭伯父文、告身（在日本）与祭侄文（在故宫）等。稍后有高僧怀素（瘦硬）张旭（肥润）与徐浩三人，怀素有草自序和千字文，张旭传有郎官石记序，这是楷书。另外还有草书数种，却不甚可靠。徐浩学王而受颜影响，传有不空和尚碑。
癸、柳公权，字诚悬。成就不及颜真卿，颜用笔极从容，而柳却嫌着意，柳字留传很多，如玄秘塔等，最贵重的当推敦煌发现的金刚经。
以上将唐代书派简单地介绍了，诸位要学写字，可于虞欧褚颜柳诸大家中任选一家，潜心临摹，待根柢深立再改习他家，以求字的变化。同时要能不失自己的精神面目，不是学得与古人一样就算第一流，譬如渡河必须乘船，在船中一定要小心翼翼，到了对岸便纵容所如了。写字亦然，不过借古人的字做渡船罢了。但何时渡过却难说，也许多数人是终身在船上未得靠岸的。
介绍初学碑帖目录
楷书
虞世南 夫子庙堂碑唐石本 中华书局有正书局
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 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皇甫君碑 商务 有正 中华
化度寺碑 有正 中华
虞恭公碑 有正 中华
褚遂良 圣教序有正 中华
孟法师碑 有正 中华
房梁公碑 有正
倪宽赞有正
欧阳通 道因法师碑 故宫博物院 中华
薛 稷 信行禅师碑 有正
薛 曜 石淙诗序有正
魏栖梧 善才寺碑有正
敬 客 砖塔铭有正
颜真卿 多宝塔碑 商务 有正
麻姑坛记 有正 中华
李玄靖碑 中华
颜家庙碑 有正
颜勤札碑 中华
东方画赞 有正
元次山碑 有正
张 旭 郎官石记序 中华
柳公权 金刚经中华 有正
玄秘塔中华 商务 有正
各种皆以珂？版印为佳，金属版石印次之，行草篆隶非初学急需，不备举。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八三期（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５日）
§§顾谷宜读书方法
顾谷宜（１９０４—１９６６），字俶南，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１９３５年８月到浙江大学任教。
顾谷宜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西洋史教授。
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组织，读书方法为大学生重要之问题。兹就个人经验，略抒数点：
（一）读书为谈话。《论语》与柏拉图的《对话集》，皆为谈话式。谈话有对象，读书亦应知作者生平与作书之用意，读者不但吸收，并须发问。
（二）读书有组织。研究学问，贵有心得，凡遇有价值之问题，应加组织，方能有条不紊，成一系统。
组织之方法，可将图书分为二类：一为讨论问题之书，可称为“子部”；一为参考书，可称为“类书”。用客观事实而编类，如字典等是，中国之子书暴露作者之个性，为活泼的而非死板的，故可引起读者之兴趣。
依欧洲著作而言，初为苏格拉底之讲式，次为柏拉图之对话式，至亚里士多德，一变为现代之著作式。然仍由谈话演说而来，皆代表一家之言。今之教者，读书开始，即读参考书，言非己言，使个性无由发展，此其最大缺点也。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一三三期（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６日）
§§郑晓沧假若我得重做一番大学生
郑晓沧（１８９２—１９７９），原名宗海，浙江海宁人。教育学家。１９０６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１９１２年进清华学校学文科，１９１４年毕业后赴美国攻读教育。１９１８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育学院院长。１９２９年后长期在浙江大学任教，创办教育系，历任系主任、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育系任教授。１９５７年任浙江教育学会会长，１９６２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１９６４年任杭州大学顾问。
郑晓沧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代校长。
诸位同学：
在这年头说要再做大学生，这不能使我引起多大的兴趣；但是，假使老教授有再做大学生的一番机会，毕竟是代表着无尽的机会。现在就来谈谈这一件事。
浙大考取了，我踏进浙大的校门，缴了费，等了好久，才注了册，训导处派我住到智斋三十六号，一进去，就看到房里拥满了人，一起有二十多位，我真不想住进去，但是没有办法，而且校舍拥挤是战后各大学普遍的现象，我就决意住下来了。
我决意在浙大住四年，这四年如何利用，我得好好计划一下。这里，我提出四个问题，我应该密切注意到，并寻求合理的解决。
第一健康。以前我进大学，身体不好，但对卫生方面却特别注意，不过我也和常人一样，有时也不免违反了自然原则，记得有一次吃多了东西，身体就觉得万分不舒服。但大体说来，我颇知遵守，因此到现在，还能支持着。健康可以分做三方面讲：第一，应该增进健康的知识。科学日新月异，医药上的发明与诊治方法都有很大的进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对于医药的新知识就不得不予注意。但同时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像随地吐痰这类小事情，实在是细微平常不过，但是影响却很大，不少生肺病的人就是从这里传染的。这是最浅显的知识，但是我们学府里平常却没有注意到。第二，身体上的健康固然要紧，而精神上的健康也很要紧，所谓精神健康就是心理卫生。一个人应该心平气和，不可意气用事。人富我贫，人乐我苦，更不可怀念在心，忿忿不平。一个人能够不发怒，对精神健康是很有裨益的。第三，有些人说：“不健康就不能工作”，这话是有毛病的。健康为无价之宝，本身是可贵的，不是工作的跳板。吾人应有古希腊的精神，洪范九畴将康宁列为一篇，也可知健康的重要。我们不是为知识为工作而须健康，而是为健康而健康。又生命的安全颇为重要，最近同学寝室内发生走电，这是很危险的。团体的安全应该顾到，这也是个人的道德。
健康的条件，是日光、空气、水和维他命，前三者是天赋的，后者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做学生的时候，还没有维他命这样名词，而现在却已成为周所共知，且有Ａ、Ｂ、Ｃ、Ｄ诸种维他命之分。现在同学的膳食很差，但是，蔬菜中如菠菜、青菜、番茄与胡萝卜里，却有很多的维他命。
我的精神比以前要好些。去年我在纽约的时候，吃得很少，每餐都有菜蔬留下来，但是身体却很好，这大概是吃牛奶、生菜和冷水的缘故。在中国的环境里，我不主张吃生菜喝冷水，不过同学的饮食却要处处自己注意到。
第二经济。在整个经费困难的局面之下，我们也不能例外。当我第一次做学生的时候，生活很舒适，伙食便宜而又吃得很好，进了清华更不用说了。可是现在呢，大家生活都很困难。一部分同学仰给于家庭，生活也许宽裕一点，但是也有很困苦的，所以竺校长主张工读。但实行以后，成效却很差，这是同学没有尽责任的缘故。例如抄讲义，有许多字认不清楚，甚至错误百出。一个人对工作应该忠实，这也是一个人的道德。
最近校内时有失窃之事发生，一方面是由于门禁不严，进出之人复杂；一方面由于校舍过于分散。当此经济困难之时，添办衣服已很困难，假若再有失窃之事，实为不幸之极。校方除加紧门禁外，望同学也各自留意。
第三学业。我很想把康熙字典重新翻一下，做小学说文解字的功夫，我十四岁中秀才，对诗词歌赋很感兴趣。文体的基本为字汇，像造房屋的基石一样。字汇必须多，则行文可以不必查字典。我对国文兴趣很深，逃难的时候，字典总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我并不盼望诸位同学跟我一样。不过国文是一切学科的根本，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大家都知道交通大学是一个重工的大学，但是校方对国文却十分注重，所以由交通大学出来的学生，国文根底都很好，例如交通部次长凌鸿勋先生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有许多人随便写文章，不求好歹，这好像穿衣服只求保暖一样。当然我们不反对穿衣服是求保暖，但是保暖之外是否还需要整齐美观呢？
一个人至少需有一种外国语可以应用，因为以后国与国接触频繁，学术文化发生交流，要是我们一种外国语都不懂，那么就永远关在屋子里，而看不到另外的世界。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懂得外国语很多，即古今梵文，他也精通，真是了不起的人才。我在十一岁的时候就读英文，在高等学堂时，有外国的英文教师，直接听讲，初时甚感不易，但以后也渐成习惯。到清华大学后，与外人接触机会增多，我自己对英文也很用心，所以进步很快。这次从美国回来，对自己的英文程度益具信心。
我对各种学科都很有兴趣，即对艺术如音乐、图画，也都有兴趣。只有对数学，可说是索然无味。但是浙大数学程度却很好，如苏步青先生、陈建功先生都是国内闻名的大教授。物理、化学，因为受了数学的影响，却只能欣赏而已。至于体育，因为技术太差，跑步、赛球只能跟跟而已。
我们读一门功课，单单靠一本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利用参考书，那么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看书听讲，更应该引用我们的思想，引用我们的灵魂。
第四团体生活。大学集各方之人，各种思想之人，济济一堂，朝夕相处，实为难能可贵。团体生活（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Ｌｉｆｅ）为学习的条件，是极饶兴趣的。高等学堂时，学生都很积极参与活动，例如陈布雷先生在当时就是红人。我因为性情静穆，不喜参加活动。到了清华以后，周诒春先生一定要我们练习讲演，初时我不敢立在讲台上，后来就慢慢能够讲一些了。
团体的利害高于一切，对团体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做，否则就加以反对，我一向抱着这种精神，希望同学也能够认清这一点。
最后，谈到研究方面。值得同学特别注意，例如发明原子，用之工业，则可大量生产，为人类谋幸福，但是用之战争，却可以毁灭人类。科学家负研究的责任。如何不使此种研究的结果用于毁灭人类，乃是政治家与教育家应负的责任。我觉得研究文学也好，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造、生产与为人类谋福利。国家花在我们每个同学的身上已不知多少钱，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的身上拿来的，在民主国家里，老百姓就有向我们讨债的必要。试问我们如何交账呢！
时间过得很快，像我已经过了半百之年，但我还是抱着有一天就干一天的精神。希望同学爱惜光阴，努力进取！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一五二期（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９日）
§§王芸生对日和会问题
王芸生（１９０１—１９８０），原名德鹏，天津人。中国新闻工作者。早年在天津当学徒。五卅运动中组织工会，编辑报刊，进行反帝宣传。１９２６年至上海参加报刊编辑工作。１９２８年任天津《商报》总编辑，始以“芸生”笔名撰稿。１９２９年进入《大公报》，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１９４１年成为该报言论版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１９４９年起任《大公报》社长至１９６６年。
王芸生先生时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
我们受了几十年的气，终在政府领导、全民协力、友邦合作下获得完全胜利。这胜利是非常宝贵的，尤其讲到对日和会问题，更觉得这胜利的伟大。因为（一）自江宁条约后百年来所订不平等条约一扫而光。（二）日本无条件投降，将来召开和会，日本没有资格参加，盟国决议怎样，日本就得履行。（三）中国为联合国五常任理事之一，地位甚为重要，尤其对日和会议案，凡中国不同意，即不能通过。由上看来，未来的外交似乎非常好办，不会有困难。
但事实上偏成了问题。美国急欲订立对日和约，故提早召开对日和会，而我国倒愿越迟越好。为什么不主张早开？理由是（一）政府戡乱未成，在和会上地位不免逊色。（二）左的方面认为目前开会，他们不能代表参加，故主张国内和平后再召开。（三）对日问题未研究清楚。但这三种理由都不能拿到国际上去搪塞的。和会迟早总要开，我国虽有优越条件，却因此发生困难。而另一原因，是各大国间不能合作，单以对日问题来说，不是如何处理日本，竟是勾心斗角。说穿美苏的对立，把我们夹在中间。
今春有机会到日本去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对日问题的疏忽。麦克阿瑟管理日本，爱护备至，中国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地位仅次于美国。可是从处理涩谷事件和取缔华侨料理店二事看来实在令人愤慨。以军事眼光看，遣回日俘仍在乡间有社会组织，或充任警察。重工业恢复，军事要塞修理完整，训练飞行员。官僚、财阀组织依然存在。美国人公开主张选日本为未来最好的异邦。麦帅如此做，正如日本一句成语所说“一石两鸟”。两鸟，一是苏联，一是中国。最近美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德发表一篇长文，主张援华，三年之内贷华十三亿五千万美元，派麦帅来华执行。假使真的实行起来，则日、韩、华，三国皆在其统筹之中了。这种情势是非常坏的，如国家继续乱下去，和美苏问题尖锐化，则麦氏即可派日兵来我国，以对付苏联，也将直接参加“戡乱”了。
胜利固然伟大，但两年来国家已变成不如日本。所以对日和约一不小心，即将影响今后百年命运。今日国内共产党动向虽不尽知，但可想像到是与政府相反，且与苏联接近的。政府对日问题则表示不够明朗。王外长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过沪时发表谈话，主张否决权保留，对日和会，如苏联不参加，中国要考虑态度。最近苏联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末称：最近由于对日问题，中苏利害大致相同，希望合作云。今日我国在若干观点上与苏联可以合作。而美国为民主国家，苟我持严正态度，也不会太怪我们。在此前提下，苏联对华具有好感，若莫斯科对世界各国共产党有权威的话，则或许对我国内政有利。所以鉴于前途的可怕，我国应持严正态度，对日问题正是一个起点。
俗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今日我国虽穷，但不能因此而乱要钱。大公报大半年来，声嘶力竭，希望政府不要走错了路。若走错了，从远看，日本再起，近看，踏上美国战线的前哨，可能惹下大祸。希望全国有志气的国民看出对日问题的重要。除非我们自己不要前途，前途总是绝对光明的。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一六六期（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５日）
§§庞德关于正义之学说
庞德（Ｐｏｕｎｄ），美国法学家。曾任哈佛大学教授。此文为庞德被聘为美国司法部之法学顾问，组织司法考察团来华考察时，应竺校长之邀到浙大所作的三次讲演之一。
法律一词，英文原语为Ｌａｗ，其意义解释不一。社会学家认为法律系管理社会秩序之工具；法律科学家认为系维持社会秩序之一种专门方式，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之关系，而须借重国家政治力量以达到此目的。此种解释，要旨不同，说明如下：（一）说明Ｌａｗ系调整人与人间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以其一定之系统与方式，对于政治组织之强制，加以运用达其目的。德法学者通称为“法律秩序”。吾人则称之曰Ｌａｗ。（二）说明Ｌａｗ系一种规则或模范，目的为调整人类行为关系。（三）说明Ｌａｗ是一种人类运用规则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或程序，或属司法的，或属行政的。若依此解释，则Ｌａｗ系“裁判或行政的程序”。
究竟Ｌａｗ是什么？推求其目的，不外正义一词。所谓正义，意义包括个人之美德，人与人间之理想关系与状态，以及法律制度改造人类生活秩序之关系三者。但个人美德，吾不拟于法理之范围内涉论之。正义之内容，最佳者为公平。然何谓公平？或曰公平系人类社会安全之原则，或曰公平系人与人间之理想关系，或曰公平之最终目的为帮助文化之发展，促进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控制与天性的自限。
法理学说中的正义思想，应溯源于希腊早期之思想家。彼等主张政治社会目的在于和平，后起之哲学家进而认为欲维持社会现状，人民必须安于法律所限制之身份与环境。彼等实持现状主义者，与十九世纪之个人自由思想大相迥异。而罗马帝国早期之学者西塞禄（Ｃｉｃｅｒｏ），亦主张个人应配合现实环境之“自然法则”。及罗马学家以法学方法研究法律及其内潜力量，方认为法律应使人人之自由权利获得发挥，盖自由权利乃为理想人性应有之标准也。优帝（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编罗马法典，曾订三种法律规范；即人民应尊严自重（Ｌｉｔｅｈｏｎｏｒ）；人民有取得物权之自由；不得侵犯他人应得之权利，应遵守社会之一般标准。待罗马帝国衰亡，日耳曼人侵占欧洲，公平自由之标准又不复存在，而回复维持现状之和平。十二世纪罗马法才又复观，重新改订优帝以前法典，且渗附神学上的基础以及得自圣经的自然原则。十三世纪哲学家亚当又从西塞禄之说，待十六世纪宗教革命发生，新教徒力崇国家权力，法律便失去世界性质。此种思想，至十六世纪西班牙神学家研究法理，方发觉罗马法之普遍性，权力不足以为法律之根据矣。吾人研究历史，熟知中古欧洲系基督教权威所统治，当时小国纷据独立，局面分裂。但小国虽分裂，而法律上则仍力求其统一，从自然法中找觅理论根据。乃把每一独立专制之小国比拟为一自然人，自然人为有自由意志者，进而乃推求国与国间之自由与平等之拘束与限制；此种限制行动之方式在国家与国家间，形成了国际法；在国家与人民间则为公法，形成了政治科学；而在个人之间，则形成了法律科学。故自反宗教革命开始以迄十八世纪，哲学思潮实形成了国际法、政治学与法学，三者混为一体，直至十八世纪末叶方才分立。
有人主张，认为“法律之维持社会秩序，达到人人平等”。其中“平等”一语，非指生活之需要，而系指人类活动机会之平等而言。此种思想于十八世纪达最高峰。一六二五年荷兰人格鲁体斯（Ｇｒｏｔｉｕｓ）曾继人本主义理论力主自然法，以为权利乃是人类精神道德之属性，系由于理性之引导而产生，理性则系人类之本质。此种表面之理论虽能与人格之利益相配合，但不能解释理性之内容及应用，法理之基础殆成疑问。
吾人假定人生而自由平等，但对于罗马法中所有权之取得规定，实不能解释此种自由与平等之权利。格氏认为罗马法之规定乃代表理性者，为出于自然法者，然依据自然法，则人类何以对抗权利？人类常有如此天性，即以已知之事物推知其未知之事物，或以不知之事实附会于已知之事物中。故至十七世纪之文明中，乃以“契约”说为此种事实之根据。当时法律行为系人类自由意志发挥之结果，而法律使之产生效果，故根据法律可取得对抗他人之权利。受此影响，社会契约之说兴起，一般学者均认为公平为维持社会契约之条件，而法学家之任务，亦以找觅探究法律内在之精神道德，以及如何实现社会契约之条件为对象。于是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实行精神道德重要抑实行社会契约重要？第二，究竟以社会契约保持人类精神道德之属性，抑以精神道德实行社会契约？
当十八世纪时，契约原为保证自然权利之工具，此即人类精神道德实行属性之表现。但对上述问题，英国布莱斯东氏到一七六五年尚未明辨，十八世纪末，德国康德以哲学观点加以研究，彼认为许多思想实为不能以理性证明者，否则，即造成以文学为基础之谬误。康氏引证每人均有“自觉之自我”，而自觉之特点为自我自由，法学家之任务为调和各人之自我自由，至于如何调和一般自我自由之发挥，彼认为此即法律之目的。每一自我自由必须受法律之相当限制而与大众之自我自由调和兼顾，此乃系应普遍遵守之公平标准。康氏此种公平理论，十九世纪之各派法学家内容均受其深刻之影响，例如：
（一）玄学派。始自康氏本人，后为黑格尔继起。认为人各有充分之自我自由，在法律之范围内，不容他人之干犯侵害，此与康氏之说相当。
（二）功利主义派。英法衡量立法之标准，英边沁氏曾云：“立法之标准为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而此最大幸福，边氏谓即系每个人最大幸福之结合，但快乐幸福由于自我自由而生，不过是充分自我自由的发挥而已。
（三）历史学派。此派谓法律之发展自历史过程观之，为自身分之观念，以至契约的发生，即人之权利与义务，受其生存之环境支配，发展到自我自由可以变更生存环境之过程。是派学说之结论曰：“法律为自我意志之充分表现。”
（四）实证派。此派之主张，认为理想之法律如自然法则，自然有物质不灭定理，社会现象亦可从观察而得。英国之历史法学家斯宾塞士氏主张自由与平等法则，在其所著《正义》一书中，措辞方式与康氏一致：“每一个人之自由，应受他人同等自由之限制。”
前述康德之法理主张，系正统学说，此外尚有急进主义之思想。急进之法理学说有两派：
（一）哲学上之无政府主义派。此派主张最好的法律制度应充分表现自我意志。为求充分之个人自由，不需要政府，而只需个人与个人间自由关系之调整，此种理论对于法理无何贡献，于十九世纪即灭。
（二）社会的个人主义派。亦认为人类社会之最美理想是人能充分发挥自我意志与自由，其方式则主张一切应通过政府机构而得之，与前派相反。
总之，十九世纪之各派学说，均有侧重个人自由意志之趋问，但如何表现，则立说方法纷纭，实足以动摇吾人对于法律之信心。十九世纪攻击法律最猛者为心理学。但十八世纪之自然法学因批评哲学之驳斥而失败，人类内在精神道德亦因康德之批评而失败。康德以后，主张抽象个人主义之学者，心理学者之人文理论亦告动摇。十九世纪后二十年中，法律向各方面发展，此种不同之发展与变化因立法与裁判而形成。不久之前，余曾作一大纲，记载其重要之变迁，有十八项之多，与过去之反动思想大有迥异。例如对于土地所有权之限制，及所有权处分权之限制，罗马法中所有权人之处分权，今日则已受法律之严格拘束矣！英国功利主义派边沁氏，“权利完全”之主张已不复存在，今日之法律已向社会化之途径迈进。法律社会化之趋势早已发生。至于今后之法律思想是否能与十九世纪之思想配合，余则以为二十世纪并未能确定将来之法律趋势也。
第一，以前之一般法理学说注重“抽象之人”，今日则注重“具体之人”。余并不深究抽象人之要求为何，而仅从具体人之要求观之，若抽象人要求为契约之自由，然则今日之具体人实际上并未因环境而享有契约之自由也。
第二，就文化与国家之关系看，个人主义与超人主义之时代业已过去，在以个人价值来衡量一切事物之“个人价值”，及以社会价值来衡量一切事物之“国家价值”之外，今日又有一种新思想曰“文化价值”者产生。所谓文化价值，即视人类征服自身以外之自然界达之程度，以及克制自身天性之程度以为断。但人类欲控制征服本身以外之自然界，先决条件为善于克制自身之本性，如人类互相攻击扰攘不止，则将无从研究科学。故科学之研究与社会控制之方法必须同时进步。是以今日自由之发挥与社会之管理必须兼顾并重，此均为促进人类文化之重要因素。而法律科学之任务，即为使此二者均衡之效用。
法律之正义公平原则究竟为何？人类欲望无止境，人人欲争取地球，但地球只有一个，地球不能属个人所有，吾人只能于可能范围内力求满足每个人之欲望。康德所主张调和个人间自由意志之理论甚为适合今日之时代。但余以为人类之意志并不冲突，人类相互之冲突实肇自无止之欲望。吾人要求发挥自由，但吾人更要求其他。威廉·詹姆士曾云：“正义系包含最伟大之哲学理论。”正义之内容为公平，公平之目的在求维持社会和平，社会能保持和平之秩序，是为了发挥自由意志，发挥自由意志是为了要满足欲望，自由仅为欲望一种。故欲确知未来人类社会法律目标与正义公平之根据何在，吾人奠求告乎上帝！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第十八、十九、二十号
（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６日、２８日、２９日）
§§胡适自由主义与中国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１９０６年考入中国公学，１９１０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１９１７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３３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１９３８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４９年去美国，后去台湾。１９５７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先生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决问题，非讲主义。今此虽道主义，仍在问题索解。自由为义，在于由自，我国盖有悠久之传统。在希腊为“自由”为字，亦同中国，兼有名词动词两用。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须仰人。浙大三馆，纪念阳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阳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访之录，与舜水去国，老死日本，皆争自由之表现。东汉，上虞王充（仲任）当神权之世，撰《论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亦旨在求自由。总之，中国史中，自老庄孔墨，中经阮籍、嵇康、范缜，韩愈，以逮宋明诸儒，为争自由而仗义执言。虽人已而往矣，精神皆至伟大。所惜者已往贤哲，过于漠视政治自由，遂致虽倡君王无为之治，而无术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去今不过百年，为政治自由，树之范畴，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议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改之宪法，一曰不记名投票。此虽浅近之论，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明之，自由之义，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访即夙昔尝著自由历史之教师者，行年八十，谓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而当今之世，实自由与不自由之争，容忍与不容忍之争，浙大于阳明、梨洲、舜水争自由传统之精神下，对此当前重大问题，应三思之。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第五八期（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１日）
§§李浩培联合国
李浩培（１９０６—１９９７），上海人。著名法学家。１９２８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１９３６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学。１９３９年回国，１９４０年任浙江大学教授，１９４６年９月任法学院院长，１９４８年３月兼任训导长。解放后离杭赴京，担任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和外交学院教授。１９６３年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１９８５年当选为瑞士国际法研究院院士。１９９３年当选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
李浩培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兄弟对于联合国问题没有什么深切的研究，今天不过想把联合国的轮廓介绍给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