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①。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末有不兴，骄奢倦怠，末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②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自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尔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大德之基也。手谕。（时在江西抚州门外）
“注释”
①约：贫困的生活。
②坠：丧失；败坏
“当代阐释”
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封建社会中，读书求学的目的一般都是“学而优则仕”，即以读书为途径，经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如果有了功名，授了官职，那就志得意满，所谓光宗耀祖，门第生辉。为了能通过科举考试，天下读书人不惜放弃真正的经世致用之学，而苦心钻研枯燥空洞、毫无意义的八股文章。一旦十年寒窗苦读换来入仕前程，那些所读所学也就尽皆抛脑后，坐享人间繁华，挥霍无度了。
曾氏本是个读书出身的人，对读书的认识很深，他觉得只有读书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只有读书才能使人更通情达理，因此，他作为一个父亲，在家书中鼓励纪鸿儿“做个读书明理的君子”，同时，他还在信中对两个儿子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淡于权势的人，他年轻时也汲汲于功名。 经过名利场中一番角逐与磨砺之后，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是明理，明理之后便可以成为君子、步入圣贤，这完全是可以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做到的。而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大官，则有很多客观因素影响着，例如人们常说的“机缘”。故在他大彻大悟后说出了“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自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尔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大德之基也。”有鉴于此，一向严于律己，讲求勤、俭、谨的曾国藩在家书、日记中多次提到儿孙不必为官为将，并在遗书中明确提出，后人应多从其遗嘱，少有为官的，即使为官也仅涉及外交、科技，并最后都辞官返归乡里。曾家家风严谨，可见一斑。
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他真正愿意做的是读书明理的君子。
曾氏把君子定义为：“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他为官几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也可以，略为丰厚也可以，不过他始终不敢太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并以此要求自己，示范后辈。
曾氏把子女的职业定位在为士而不为官上。为士当耕读之上，坚持用理想激励人，用职业力量历练和督促子女之发展，而非物质刺激，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理想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知道所有的物质刺激都是眼前的、短暂的、递减的，而不是长远的、久远的、持续的激励，他更相信正确的职业观教育有助于使这些思想内化为子女的毕生信念，成为以后行动的指南，成功的思想保证。有些人用“升官发财、加官进爵”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盅粟”来激励子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子女不成龙成凤，反成虫成庸，要么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想做；要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要么败家丧家，为害一方，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