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意时不把好处占尽，留些余地给别人，这实际上也在给自己留余地。不让别人为难，自己也就不用为难，这就是做人处世的良方。
（倜易》上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其意思就是：行不可至极处，至极则无路可续行；言不可称绝对，称绝对则无理可续言。做任何事，进一步，也应让三分。古人云：“处事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
我们做人处世时，万不可使某一事物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到极端，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其各种可能性，以便有足够的条件和回旋余地采取机动的应付措施。留余地，也就是不要把事情做绝，不把事情做到极点，于情不偏激，于理不过头。这样，才会使自己得以游刃有余。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是众人称赞的一位贤良皇后。长孙皇后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长孙晟在隋朝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礼仪，13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唐朝建立后，她被册封为秦王妃。当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之时，她对唐高祖尽心侍奉，对后宫嫔妃也殷勤恭顺，极力争取他们对李世民的同情，竭力消除他们对秦王的误解。“玄武门之变”前夕，她又对秦府幕僚亲切慰勉，左右将士无不为之感动。
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深知身为“国母”，其行为举止对皇上的影响相当大，因此，她处处注意约束自己，处处做嫔妃们的典范，从不把事情做过头。
长孙皇后不尚奢侈，吃穿用度，除了宫中按例发放的，不再有什么多余的要求。她的儿子承乾被立为太子，有好几次，太子的乳母说东宫供应的东西太少，不够用，希望能增加一些。可是长孙皇后说：“做太子最发愁的是德不立，名不扬，哪能光想着宫中缺什么东西呢？”
长孙皇后从不干预朝中政事，尤其害怕自己的亲戚以她的名义结党营私，威胁李唐王朝的安全。虽然李世民很敬重她，朝中赏罚大臣的事常跟她商量，但她从不表态，也不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
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被唐太宗视为掌上明珠。因此，在公主出嫁之时，唐太宗赏赐的物品要比唐高祖的女儿长公主出嫁的物品多出一倍有余。为此，魏征当面向唐太宗提出异议。下朝后，唐太宗把魏征的不同意见转告皇后，长孙氏当即便深有感触地说：“我以前听说陛下对魏征很器重，但并不了解其中缘故。今天我听了他的谏言之后，才真正明白他是一位十分正直的社稷之臣。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请陛下深思这个道理，那就是天下的最大幸运了。”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同唐太宗一起去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避暑时，身染疾病，且愈来愈重，服用了很多药物，但病情却并未缓解。这时，在身边服侍的太子李承乾就向母亲提请用赦免囚徒和度人人道等方法，乞求保佑，但却遭到皇后的坚决拒绝。
长孙皇后说：“大赦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二教也自有教规。如果可以随便就赦免囚徒和度人人道，就必定会有损于国家的政体，而且也是你父皇所不愿意的。我岂能以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太子听罢，便不敢向太宗奏告，只是把他母亲的话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告给了太宗。太宗听后，感动得涕泪横流，泣不成声。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弥留之际，与唐太宗最后诀别。她用尽气力对太宗说：“我的家族并无什么大的功勋、德行，只是有缘与皇上结为姻亲，才身价百倍。要想永久保持这个家族的名誉、声望，我请求陛下今后不要让我的任何一个亲属担任朝廷要职，这是我对陛下最大的期望。我活着的时候对国家并没有丝毫功绩，所以死后也千万不要厚葬，仅因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所需器物，都用木、瓦制作，俭薄送终。如能这样，就是陛下对我的最大纪念。”说完不久，就死在后宫立政殿。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
长孙皇后得意时不把各种好处占全，不把所有功名占满，实在是很好地坚持了为自己留余地的天规。这样，不但不会使自己招致损害，而且还使自己在人生旅途中进退有据，上下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