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莎士比亚人类的生存是在大地上的生存，只有在生命获得存在可能性的前提下，人类才能去尝试生命可能达到的各种境界，去追求和实现更多的梦想。大自然在为我们提供生命支撑的同时，还为我们打开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带给我们关于世界的丰富体验和无限遐思。作为自然中的一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对自然生态不断选择与适应的过程，人类最早关注的便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努力寻找和发现人与自然的秩序成为很多民族传统文化最初的内容。“人类的文化表述和人文精神如果离开了对自然的认识、见解、启示和物化符号系统的文化表述，人文精神几乎无从生成和传达。”[1]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探索和认知，自然世界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影响一直贯穿在人类文化中，成为作家文学活动经验价值的来源、情感关注的对象和表达的主体。
然而，人类在很多时候会忘记自身存在的根基和依据，遗忘了对家园的守护和生命意义的追寻。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和利益抢夺的喧嚣，传统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信仰被逐步瓦解，很多人欢呼和沉醉于这没有禁忌和束缚的欲望追逐，渴望自己的人生和世界一起发生日新月异的飞速变化。本来，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应该具有更高贵的理性来约束自己，努力维持人与自然的平衡，可事实是这种优越感只是带来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人类霸权和征服欲的膨胀。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话语中，人被视为万物的尺度，自然则是人类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是可以肆意征服和利用的异己对象……人们在轻松享受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时，几乎没有顾及这样做会给自己和子孙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当人类在昂首阔步中蓦然四望，才发现大自然原来的丰富与生动正被单调与沉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工厂在向着天空和大地吐污排垢，更多的森林被砍伐、矿产被开采，人口在膨胀，动物被猎杀，化肥农药成为耕作的必须，塑料制品和一次性用品成为普遍。随着这些破坏、污染行为的加剧，无力承受重负的大自然不断发出危机的警告。在各种自然灾害背后，有很多与人类的行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人类大量排放工业废气，使臭氧层被破坏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一系列灾害性天气；由于过度开垦和砍伐而引发的沙漠化、泥石流和沙尘暴等。在这样畸形的发展中，异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质的关系似乎都走向了反面，发展的呼声淹没了个人微弱的呼告，如同变为大甲虫的格利高尔一样被弃置一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可以回避很多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却无法对自身栖居的“家”的毁损无动于衷。如果我们的生存失去了生存的依赖，那还奢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人不仅要学会思，更重要的是学会栖居”[2]，而栖居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珍惜和保护栖居的大地。因为地球这个人类和其他生命共同的家园母亲因为人类的疯狂掠夺和严重的污染破坏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生命的存在，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已不再是文学的虚构和想象。
自然生态的变化对文化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人类的文明都是自然选择和适应的结果。自然生态不是一个时尚的名词和权利话语，它关乎每个民族、每个族群、每个城市和村庄未来文化的走向和生活的福祉。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大自然，人类不仅从大自然那里获得了他们的生活资料、生存智慧，还在一定自然生态中孕育了属于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的历史，就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把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改造为家园故土的历史。自然是他们文化的根，一旦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他们原有的文化就失去了根基。如，哈尼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们的梯田文化。哈尼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都离不开梯田农业，哈尼梯田稻作的种植与他们村寨管理、神林和水源的崇拜祭祀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一系列信仰和习俗得到固化和表现，哈尼族的很多节日就是梯田农事活动和时序变换的表达。梯田文化不仅培养了哈尼人民敬畏自然、感恩大地、呵护家园、淳朴善良、团结互助、谦和友爱、乐观坚韧、吃苦耐劳的品质和性格，而且培养了他们围绕着梯田农业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影响哈尼梯田农业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水和气候。哈尼人通过架槽、修沟、筑渠引来高山上的流水，高山上的哈尼梯田离不开高山温润气候和夏季充沛雨水的培育、养护，更离不开高山上莽莽苍苍的森林对水源的涵养和山箐终年不断的溪流的浇灌。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所包容的是文化遗产和旅游景观，更是他们的家园所在，是他们生计的许诺和保障。他们生产、生活的方式和养育他们生命的母体，由梯田生态系统串联起来的，是哈尼的整个文化体系。可以说，自然生态是哈尼梯田文化的根基，也是哈尼文化的根基，一旦梯田农业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比如森林的过度砍伐造成水源枯竭、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等，必然会导致整个哈尼传统文化生态链的断裂。因此，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是对文化的破坏，而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也就是对文化的保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决定我们这个社会乃至世界未来走向的，绝不仅仅在于我们创造了些什么，还在于我们拒绝去破坏些什么。
自然生态问题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现代工业文明无法隐匿的病态，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回避这种病态的可怕，因为这种病态损害的山川河流、土壤空气与每个生命的存在休戚与共，拯救地球、拯救人类、拯救生命的迫切需求导致了人类对存在的普遍关注。曾经，人们有着那么强烈的内在冲动，渴望成为地球的主宰，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服和支配自然，于是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带来了人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可今天人类却不得不为自己的盲目和狂妄付出全面的代价。自然生态危机的背后是物质和贪欲对人性的剥夺，是感官享受对心灵的蒙蔽和麻醉，是人与物质存在关系的异化，是人对自身和世界错误认识的结果。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3]当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现实已经危害到人类的生命，当被人类戕害的大自然在萧条和沉寂中让人类感到末日来临的悲凉时，人类被荒疏的自然情怀和生命感复苏了，从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世界各国的人们在这一领域实现了最为普遍的认同。人类在自然生态危机中开始审视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现象展开了痛苦而全面的反思。可以说，生态反思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它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今天，生态已经成为一个被人们广为应用的语汇。正如大卫·布林尼所言：“50年前，几乎没有谁听说过生态学这个名词，至于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明白的人就更少了。时隔一二十载，生态学已然成为一条时髦的用语：生活消费品对外宣传具有‘生态’可信度，大多数人也自诩具有‘生态意识’。虽然生态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不过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内涵。”[4]1866年，博物学家海克尔最先提出了“生态学”这个词——德语写为Oecologie，他将希腊文中的oikos（意为家或家园）和logos（意为各种学科研究）拼合在一起，造出“生态学”（ecology）这个词。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生态学是对家园的研究；“生态”一词也成为与家园有关的生命、存在、健康、和谐、天然、共生等语意的聚合。生态学让我们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地球表面不存在各个独立演变的领域，也不可能处在同一个空间却互不相干地共生。实际上在这个唯一的系统里，一切起作用的东西都是相互起作用，一切演变的东西都交换、改造、改变着临近的东西。地球表面是一个真正的机体，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心跳、有自己的情绪起伏、有自己的血液循环——一句话，有自己的生理现象——的生物。”[5]
当我们谈到生态的时候，人们首先就会把它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在很多当代世界性事务中，生态环境也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被越来越广泛地关注。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介入和参与到生态保护阵营中来，生态文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守护正义与良知、慰藉人的心灵和情感是文学的使命和责任，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它总是在关注、批判和反思着社会，从现实中获得意义支撑。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受到置疑、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陷入危机的现实语境下，一部分对生态危机有着责任意识和敏锐观察力的作家，从对人类、自然和生命的深切情感出发，站在整体生态立场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审视和反思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生态文学的魅力在于它是对存在之“家”的言说，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生态灾难、生存困境、现实与未来、生态与文化、自然与人、生命价值、大地情怀等与生态有关的话题，让在机械复制时代的人们久已麻木的心灵受到触动和震撼。当生态危机成为普遍的危机，成为价值危机、信仰危机、精神危机、能源危机、生存危机的表现和产物时，生态文学必然成为一种时代的文学话语。在文学遭遇崇高失落、价值质疑、写作手法难以获得普遍认同的今天，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生态题材，毋宁说是生态题材选择了作家。生态文学没有回避矛盾的撞击和冲突，作家面对地球家园的惨痛灾难拷问人的灵魂、质询人的文化。在今天这个崇高失落、信仰缺失的年代，生态文学写作恢复了文学对自身使命的思考和建构。
生态的危机不仅是自然的危机，同时也是文化的危机。生态问题在现代科技的催化下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它是文化的产物而并非科技的怪胎，是文化熏陶和教育的结果。生态危机涉及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宗教等领域，在自然生态危机的表象下隐藏的是文化的危机和困境。因此，生态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错误认识的纠偏，而且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片面科技主义、绝对理性主义、物质霸权和功利主义的全面批判、颠覆和新的建构。著名的生态主义者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说过：“对自然的任何破坏都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所以任何生态灭绝（ecocide）——其后人们就开始用这种说法——从某些角度就是一种文化灭绝。”[6]生态不只是局限在自然范畴，它与社会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从本质上说是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它具有价值倾向和实践意味，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和气质。生态文化是建立在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的文化，它以现代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为理论依据，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思想在文化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它以生态价值观来指导人类的行为和道德，甚至法律和政治制度，倡导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维护自然界和各种生命之间的动态平衡为最高的行动指南，是人们根据生态关系的需要和可能，最优化地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意识的总和。把生态与文化结合起来，探讨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面临的一次深刻文化转型和价值转向的表现。只有当一种生态文化建立时，我们才不必再担忧我们的环境和未来，才不会疲于应付一个又一个不断出现的生态破坏问题，因为它触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立场，这是所有生态问题的原生地。
生态文化倡导人们关注那些保持着生命原初、和谐状态的景象和事件。如，四季的变化，远离尘嚣的山野海滨，来自内心的呼唤和生命直接的体验，那些古老的民间传统和民俗生活……生态文化使人们发现生活中新的意义和价值，关注自然和生命的存在，超越物质和功利的诱惑，对科学技术的应用采取有效的控制手段；生态文化把生态思想意识作为自身文化建构的基础，在这种文化中培养和提高人对自然和生命的体验，加深对它们的认识了解，建构起一种审美和超越的生存方式，从而有效地安顿人类的心灵；生态文化建立在追求整个地球生态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倡导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尊重与我们共生的万物，感恩生命的获得和自然的养育，要求每个人在为自己考虑的同时也会顾及其他，它表现为对行为的规范和自我约束，让人们始终保持对自然和生命的向往和珍视。因此，应当让生态文化成为人类普遍的精神诉求、文化品格、自觉的心灵指向、行动原则和理想境界。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在以文学的审美魅力感染读者的同时，文学也为时代精神的传播尽了自己的力量。人的生存发展和精神气质的涵养、文化品质的形成都离不开具体的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是一部人类文化的启示录，对生态问题的表象和肤浅的理解只会让我们停留在危机的事象上，导向对现实简单的否定和批判，导致精神要求和物质要求的脱节和对立。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人类文化自身，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错位，在于人对待自然和生命的方式及态度违反了生态规律。人类作为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自身的各项平衡早已处于异化、扭曲的失衡状态，肉体与精神、个体与群体、物质与欲望、文明与发展等文化构成都处于矛盾冲突中，这些冲突不仅让人类内心世界陷入焦虑、孤独、痛苦的失衡状态，更让大自然和其他生命存在成为人类文化无辜的受害者。生态文学作为作家生命感受的体验和表达，其言说和表达在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展开了对人类文化的反思、追问，引发了对构建和谐生态文化的呼唤，用审美的方式传达作家的生态思考和生态理解。那些深情的文字引导着我们回到生命的真实状态和心灵的原初感觉，让我们谛听到大地的低语、家园的呼唤，让被遮蔽的存在本真敞开在我们的面前。
文学追求的是生命的自由和尊严，是感动人心的力量和感动中的启迪、玩味中的精彩，是吸取大地的养分而开出的花朵。文学是用来滋养精神和情感、陶冶情操的。当作家把生活中感动了他、激发了他的人事景物化为语言时，就为我们在生活之外展示了另一个同样精彩的诗意想象的空间——它不仅给了我们可以逍遥翱翔的翅羽，更给了我们一双慧眼，让我们在飞翔中把纷扰的现实世界看得更加清楚。生态文学的写作不是孤立的，它要借助生态科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持，唤起人们对大自然和所有生命的价值思考，反思人类对待自然和其他生命的态度，在文学描写和形象塑造中让读者领略和感受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忽视和疏离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的生命律动与脉息，恢复人类对大自然和生命的体验能力，让读者在阅读中回归生命的本真和来处。生态文化的发展和生态文学的发展是彼此交融的。文学来源于生命的体验和感受：当现实人的感受萎缩、体验雷同、生命感丧失和窄化时，作家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在生态危机暴露伊始，作家就已经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中体验和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因此，生态文学的背后是作家坚定的写作立场和强烈的现实感，作家以审慎的眼光来打量自然生态的现实危机和文化精神的困境，在生态背景上展开了独特的想象和理解。生态文学是作家把创作情感投入和贯注在生态问题上的产物，是作者在感性经验和理性沉思的交织中互相生发的结果。一个时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往往会形成文学相应集中的题材和主题，文学也在这样的参与方式中不断丰富自身来保持文学旺盛的创作冲动和生命活力，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生态文学虽然从作家个体自我的生命体验、情感诉求和价值立场出发，但只要作者超越了自我，就能够代山川立言，为动植物呐喊，言存在之本真。较之生态科学和生态运动，生态文学凸显和强调的是体验、直觉与想象，是人与自然、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共振，是在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家园感和一体感，是来自生命的亲近感，它把生态精神和思想立场与文学艺术的天命联系在一起。生态文学作家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语言文字来塑造形象、表达情感。文学语言不是日常话语，其生态思想意识和情感表达不是直白和宣泄，作者要把它们转化为具有话语蕴藉的审美意识形态，通过审美意象在最本质和最普遍的意义上把人的存在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在形象和语言世界的感染中打通现实世界和生态世界的通道，让读者进入人与自然关系、人的存在本源等问题的沉思。只有这样，才能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完成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批判。如果生态文学作家只是依傍着时代生态危机的宏大叙事来吸引读者，结果不仅是对文学自身的伤害，而且也是对生态内涵肤浅和平庸的认识和理解。
当然，生态文学并不能包容当代文学的全部精神内涵，甚至也不能代表当代文学的主流，它只是一种创作倾向和写作的维度，是文学对现实生态危机的一种回应。自然的自由野性精神及和谐生态世界的美好境界，是涵养人类审美情感的沃土，是激发生态文学作家创作的内在动力，我们需要的是能提升人类世俗生活生存品质的文化力量，寻求人与自然和其他生命的和解，而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批判。生态文学作为作家个人的写作，它无力也无须对政治、权利等展开生态批判，它只需努力通过个体生命之间的沟通实现审美关照下的生态文化建构，在文学活动中通过阅读鉴赏在接受者的心灵情感世界中实现生态精神的认同。自然与环境固然是地球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地球生态系统是否保持动态平衡最重要的参照和依据，然而人的生存方式和人自身的存在同样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导致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失衡的内在根源。精神生态的失衡与自然生态的失衡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作家对生态的书写应该延伸到人的精神、文化和情感世界，把它们也作为生态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关照，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活动变化中来理解和审视它们。因此，我们对生态的理解不应该是狭义的而应该是广义的：在生态背景上所呈现的不仅是自然，还应包括所有与自然相关的生态系统中的人类、生命、科技、资源、发展、文化等方面。这样，生态话语的表达才能由“浅”入“深”地突破表面的环境污染和危机境况而切入到存在与发展、个体和群体、精神与文化、人与自然、环境公正与社会公正等话语表达中，寻求到通达整个生态系统和谐的救赎之路。生态文学不是对生态问题的简单暴露和批判，也不是绝望的痛苦和愤世嫉俗的无奈，而是要努力用语言文字为人类日益枯竭的精神和灵魂注入自由、灵性、恬然、超越的因子，指引人类走出生态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起生态文化，让这种文化确立起我们行动的准则和道德信念。只有当这种文化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方面时，它才能产生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当我们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图景而努力时，就意味着有了共同的文化根基，作者个体的叙事也就有了普遍的内在指喻，生态问题也就能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命题而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此时，这种力量既来自外在的法规和伦理的制约，更来自人内心深处的需要；既是他律的，更是自律的。只有这样，大自然才能以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身躯成为人类和所有生命共同栖居的家园，而人类则能诗意地享受着生命的美丽和生存的快乐。我想，生态文学写作的价值也正在这里。
参考文献：
[1]彭兆荣，文学与仪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5.
[2]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239.
[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狄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3.
[4][英]大卫·布林尼，生态学[M]。李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6.
[5][法]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M]。陆亚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
[6][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1.
§§第一章 生态文学的学科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