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呼的一声响，众人对着声响望去，只见一只样子凶恶的秃鹰，已飞下停在那山洞口。它朝那黑洞的深处审视良久，忽然一拍双翅怪叫着冲入蓝阴阴的天空。也许是它看见了自己的心，它被自己的心吓坏了。[18]
——于坚作为面向现实生态危机的“站出来”的写作，生态文学中的危机意识可以唤起人类的生态良知，使更多的人愿意为人与自然的和解作出自己的努力，甚至可以干预政府的决策，作为存在的澄明而不是文字游戏，它为人类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让大地涌现，让每个人能“看见自己的心”。文学的思考应与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思考从本质上区别开来，文学在于从体验、情感、事件、过程出发呈现出心灵的挣扎和精神的拷问。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少文学失去了直面现实人生的力量、勇气，在商业文化的侵蚀下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丧失了批判、自省的勇气，失去了对人类精神探索和对现实关怀的品质，只能躲在个人世界中浅唱低吟，在自我构筑的虚幻世界中图解世界，力图通过语言和技巧的新奇来获得大众的注意，用所谓“纯粹”和“个人”的写作方式来掩饰内在的贫乏和冷漠，这样的生命和写作都是“不在场”的。文学应该是面对现实的审美思考，要有对现实清醒独到的眼光，追问现实呈现和隐藏着的问题，成为文化揭示和批判的力量，影响到现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解构和重塑。
生态的危机、文化的危机说到底都是因为缺乏认同与沟通，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和利益考虑，结果只会导致对立和冲突、彼此的倾轧和伤害。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感染、激发读者的精神、情感世界，接受者则通过作者生动独特而耐人寻味的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震撼。如果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对话交流能充分实现，作品的社会价值就会通过审美价值得到最大化的实现。我们常说从读者接受来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作者表现来看同样应该“一千个作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如果每个作家都只是去书写被污染的河流城市，怀念尚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乡村，批判破坏生态的行径，生态文学的书写必然会陷入文思的枯竭、意象的雷同、情感的浅白、表达的乏味。生态问题是现实矛盾的结果，生态书写因此常站在现实的反面，对现实提出否定和批判，处于生态危机中的作者和读者由于自身有着关于生态问题的直接体验，有着对和谐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追求的共同诉求，文学中具有生态内涵的写作必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共振，在文学构筑起世界范围内的“心灵共同体”，使不同文化背景和整体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认同。作者通过写作把他们领会到的世界交付给读者，通过生态向读者打开进入世界、进入自我、进入存在的窗口，无论文本是写实型、理想型，还是象征型，也不管作者采用了何种叙述和表达方式，它最终都应引向读者对现实自然生态和存在的思考。在公众认识和了解生态知识和意义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有一大批作家参与到生态文化的建构中去，用文学为世人开启了通向当代生态审美的大门，生态思想和环保意识的影响和普及才会如此广泛。如今，生态精神和生态文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普遍的精神和文化追求，成为人们自觉的心灵指向、行动原则和理想境界。梭罗的《瓦尔登湖》被誉为“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卡逊《寂静的春天》“改变了历史进程”。他们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为发展而牺牲环境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生态文学不是灾难的再现、资源保护和风光描写，也不只是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简单的表现。如果对生态的表达是以说教和训诫的方式，那不是文学本身的魅力在吸引读者，而是生态的现实紧张使生态题材成为时尚和流行的话语，这就偏离了生态文学的内在规定。只是停留在环境恶化和破坏的表象静态描写上，忽视心理表现、哲理探寻、文化反思和艺术表达的生态文学，很难彰显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文学艺术提供的是关于生命和意义的体验，不是社会叙事的表象和形式。生态文学用语言形象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触摸到大地的血脉，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大地，听到来自内心的呼唤，与其他生命惺惺相惜。现实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们在世界中的方式，让我们的生命呈现出被物质和欲望左右的单调色彩，在功利社会中为了凸显自我的社会价值而拼命成为符合工具理性要求的“单向度的人”，面临着内在世界和外在生活现实的双重异化，人类鲜活的生命和情感被盲目的欲望所左右，被冰冷的机械复制，尽管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成为能创造巨大财富和带来世界巨大改变的主宰，但却越来越有找不到家的感觉，离自己的本质越来越远。生态文学作品中关于自然和生命的书写，那些在大地上自然舒展的生命的姿态，让人类回望曾经有过的生命景观，同时让那些整天追逐欲望的人们看到被人类逐渐抛弃的传统生活方式的魅力，在简单中感受到生命的温暖。作家在作品中思考和揭示的，不仅是生态现实的表象，也不仅仅是善意的劝说和激愤的批判，他们要去表现在生态危机下人的内心是否会有冲突和焦虑，探讨人类的精神实质，拷问人的道德良心，让历史的教训、生态的灾难和对逝去记忆的重温唤起广大读者的生态思考和责任，还原他们对生命、存在、自然的认识和理解想象，加深作者对生命的理解，深化对存在的体悟，激荡起对人类的情感，而不囿于自我的狭隘和功利的樊篱。
今天，生态常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努力可能和我们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我们的幸福感和物质的丰沛程度并不成正比，我们曾经沾沾自喜的科技进步和各种为人类生活提供便捷享受的创造发明背后隐藏着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巨大破坏时，当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世俗、逃避社会、逃避文明，甚至逃避自己的内心，但我们却无法逃避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生存并需要这个环境提供物质保证的事实时，生态就已经不只是一个科学概念和术语。生态文学让人类对生态的认识超越了自然科学和技术性的范畴，上升到了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自然生态在人类影响和干预下的迅速衰竭引发了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思考和审视，留住大自然生命的丰盈和丰富的色彩，让大自然“如其所是”地展示它本来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人们共同的祈愿。正如罗尔斯顿所言：“衡量一种哲学是否深刻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把自然看做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她应有的尊重。”[19]我们对自然的戕害就是对生态的戕害，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戕害，人和所有的生命存在都是生态中的，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只有尊重生命才会善待生命，也才会丰富生命，让生命之花绚烂开放，用价值、意义、尊严、生气和活力等来使生命更加丰盈。生态文学在生态学的基础上生发出诸多的生命和存在之思，这是一种视野、眼光、精神、品质，更是一种境界。生态问题绝不仅仅涉及具体的环境保护和个体生态意识，要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根本上要先合理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因为生态公正与社会公正是一致的。在一个极度匮乏和落后的社会群体中谈论生态保护或许只是一种妄想和一相情愿的事。在一个贫穷的群体中，正义法则会被暂时搁置，代之以更强烈的需要和自我保存的动机。问题是，在人类社会总体落后的时代，人们却能与自然在总体上保持和谐，在很多民族的古老习俗中都保留着敬畏自然、感恩生命的传统。很多古老的传统信仰和习俗与维护当地自然生态的平衡，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缓解生态压力，避免由于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而危及人的生存繁衍有着直接的关系，传统社会就是依靠这些信仰和习俗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对群体产生广泛影响和约束，通过它们的力量建立起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生态观念意识，使人类长期以来能与自然之间保持友好、和谐的关系。在那里，祖先、神灵、山水、树木、村庄、地方文化形成了一条关系纽带。而现代人却做不到。究其原因，是由于“当代人类的世界性存在的根底苦难和生存的普遍困境，表现在人的存在精神和生存信仰方面，就是普遍缺乏扎根于心灵整体的那种深刻的知性：他们有情感和欲望的躁动，却没有心灵对世界、对存在、对自我的敏感与感动；有悟性，却没有灵魂；有对物质、性肉、感官快乐的无穷无尽的知性，却没有对生命存在、对人的存在的自神自圣的精神向往；有物质幸福论和感性快乐主义的忙碌活动，却没有普遍的伦理理想和道德要求：生活在当代处境中的人类，内心躁动着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理想和绝对经济技术主义浪漫情怀，其生存的目光始终投向当下、投向现实、投向实在利害得失，因而往往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看待世界和人、看待事物和问题。即一方面按照适用于任何时代的图式而谋求生存，另一方面又按照不属于任何时代而只属于适合于自己的图式来谋求生存”[20]。正是如此，现代人才丧失了传统文化中那些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因子，而生态的失衡也成为人类心灵和文化失衡的直接表现，生态文学写作也因此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尽管今天的生态运动方兴未艾，获得了广大的支持和认同，但我们的心灵和文化已经受到现代科技和享乐主义的侵蚀，我们的生活不可能一直逃避和拒斥现代文明，封闭的生活不可能维持太久。今天，快乐和幸福被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贫穷”和“落后”这些字眼足以毁灭我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结果就是以现代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水平为标准来衡量和取代原来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多样性的生活，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原本和谐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尤其当这种危害是在开发、扶持等冠冕堂皇的旗帜和借口下进行，或者危害性是潜在隐性地发生，抑或这种危害的成本是以不需要人们支付费用的大自然来换取时就更容易被人们忽略。然而，生态观点和立场一旦确立，“它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它还可以成为一种信仰，一种终生和彻底的信仰，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终极关切。”[21]作家用文学审美的方式把现实生态的危机、困境与尴尬表达出来，给读者带来对生存现实的思考甚至信念和行为的改变。生态文学可以让我们通过文本进入到一个广阔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对自然的重新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和生命本质的探究，把生态思想引申和拓展到对自我、他人、社会的态度和方式中，成为人们内在动机和行为的基础。因为“生命和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他始终存在于他者之中，并与他者结成关系：人的存在是一种世界关系的存在和生命关联的存在”[20]。生态文学书写通过生态指向一切生命存在的意义关系，指向人的心灵生态和社会生态，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呈现中通过普遍存在的生态语意场，涌现出自然和生命及人类存在的本质，遵循着生态的规律，合理建构属于自己的生命空间和生存策略。人要获得诗意栖居，只能是内在心灵和外在世界的和谐中获得，在生命“如其所是”中展开，生态文学写作可以照亮被物质遮蔽的角落，凸现出本然的真实，唤起读者的激情和冲动，让人们在领会中自觉。
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进入到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时代，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人类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首要问题，个体和局部面对的生态困境也是全球性人类面临的困境，一旦生态精神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潮流，它必然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修正破坏现实生态和人类内在精神生态的错误观念，构建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理想生态图景。生态文学的出场是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的必然。文艺复兴以来，从人的主体地位和立场出发成为作家主要的表达方式，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和关注大多从社会际遇和个人情感出发，目光主要集中在人类世界自身中，文学视界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需求，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各种关系思考中唯独遗漏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存在之间的问题，在人类发展图景的憧憬中片面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力量。当生态话语已经成为现实无法回避的话题而摆在人类面前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从早期对自然神秘恐惧的原始和谐时期走到了盲目征服、利用后的全面异化阶段，我们缺少的是如何合理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使地球上的生命能可持续和谐、共存的眼光和意识，是使人类发展对自然的改造既朝着更适宜人类幸福生活的理想图景迈进又不违背生态规律的思想观念的指导。
为文者应用感情来滋润思想，让人在其中领悟和生发出强烈的生命感来。好的文学能唤起读者生命深处的感情和思考，文学不能为“用”所束缚，更不能成为“用”之附庸和旗手，但也不能对人事漠然，应该超出具体的物象，通向生命本体。厨川白村说过：“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文艺）就是人类得以抛弃了一切虚伪和敷衍，认真地、诚实地活下去的唯一的生活。文艺的所以能占人类的文化生活的最高位，那缘故也就在此。”[22]一旦作家把创作和自己生命的需要连在一起，他就会懂得如何将日常经验中那些侵染着生命色彩和气息的细节升华为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形象，在生命的尊严和自然光辉的照耀下让文字熠熠生辉，在最朴实无华的世界里让人的精神价值和理想之光升腾，在充满个性的独特表达和叙述中，让生态科学和生态理性思想染上情感爱恨，回归到我们经验的世界中，诠释在话语构建的场景里，升华为思想和信仰，成为正义和良知的守护，即“在理论的面包上涂上诗性的奶酪”[23]。生态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生命力来自作品写作的高蹈精神气质和谦卑的自然之爱，来自作者把生命的关怀和诗意的澄明融为一体。
生态文学作家是行走在大地上的诗人，是大地忠诚的孩子，他们的写作与他们的生活不是分离而是浑然一体的。他们从大地和身边的事物中去体验、观察、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延续着对大地的命名，让大地在他们的语言中得以保持原在并被重新发现，如果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对大地漠视甚至践踏，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因此，在大地上写作，为自然而写作，最终为所有生命的存在而写作，为人与自然的共在而写作，也就成为生态文学作家写作的基本方向和立场。这样的一种写作向度使很多生态文学作家的作品因此具有一种民间性，给人朴素和温暖的感觉，把读者带入了最普通、最日常，同时也是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中。一滴雨水落下、一缕微风拂面、一丝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一队蚂蚁爬过、一只鸟儿停歇，远山近水，冷暖变化……这些普通的场景常被我们忽略，似乎对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对现代城市中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然而，它们的存在是对我们存在的许诺和保证。生态文学写作就是对自然和生命的命名，大地赋予了作家创作诗性的光辉，空气、土地、阳光、雨水、树木，这一切和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通过它们可以抵达所有的存在。文学的“诗意”其实就是一种回归自然生命的状态和境界，是对有限生命的旷达超越，是对存在本身的愉悦和体味，它超越了物质和利益，甚至超越了各类文化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束缚，是与生态内涵的契合和共融，让人回到感性、回到此岸、回到现在、回到生命的过程中，让生命自身呈现与言说，在体验与描述中真正揭示生命存在的本质。
“反思性核心在于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就好像一个赶路的人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走错方向，不停地审视已经走过的路，发现自己的得失成败。”[24]艺术可以成为人类觉醒的呼告，成为人类良心的给予者，能向人的灵魂深处和情感内部发问，并在感受到灵魂的焦灼和情感激荡的同时不沉沦和退缩，在直面现实和自我中寻求超越和拯救之路，以自己的精神高度照亮现实的生存之地，用独特的方式言说出现实的种种生存状态和感受。苦难本身并非悲剧，只有对苦难一无所知才是悲剧。“体验不到痛苦的心灵不是人性的，体验不到幸福的心灵不是审美的……审美活动正是这样见证着自由的尊严、人性的尊严，见证着人性尚在，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证明。人类一旦觉察到人类别无出路而生长起最真挚、最温柔的爱心，就已经在内心中体察到了在精神上得到拯救的可能。”[25]生态文学牢牢把握住了人的现实生存的根基，清醒地审视着我们面临的境况，勇敢地拉开遮蔽住现实的帷幕，直面甚至介入我们危机四伏的生活，坚信自己写下的不是谎言而是真理。因此，生态文学也就成为对生命意义和写作意义追问的双重挑战，是回到生活、回到大地的一种“在场”的写作。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C]。孙周兴，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54.
[2][美]雷纳·韦勒克，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势[C]∥[编者不详]。二十世纪文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
[3][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0.
[4]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89、263.
[5]邓晓芒，人之镜[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85.
[6]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
[7][美]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M]。林方，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96.
[8][俄]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99.
[9]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8.
[10]王乾坤，文学的承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41.
[11][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21-122.
[12][美]李奥帕德，沙郡岁月[M]。吴美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69.
[13]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
[14]金元浦，论文学的主体间性[J]。天津社会科学，2005：5.
[15]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379.
[16][美]梭罗，梭罗集[M]。罗伯特·塞尔，编；陈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1、375、989-990、31-32.
[17][美]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M]。郭名倞，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代序。
[18]于坚，云南这边[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3.
[19][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中文版序。
[20]唐代兴，生态理性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7、189-190.
[21]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
[22][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5.
[23]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长沙：岳麓书社，2002：293.
[24]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5.
[25]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11.
§§第四章 生态文学的主要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