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钟已经敲过半个钟头了，三个教室里还有两个先生没有到。有一个是早就请了病假，别的一个大概还挨在家里不曾出来
校长先生左手提着一壶老白酒，右手挟着一包花生，从外面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他的老鼠似的眼睛只略略地朝三个教室看了一看，也没有做声，便一走走到办公室里的那个固定的位置上坐着。
孩子们在教室里哇啦哇啦地吵着，叫着，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乌龟。有的还跳了起来，爬到讲台上高声地吹哨子，唱戏。
校长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似乎在想着一桩什么心思。他的口里喝着酒，眼睛朝着天，两只手慢慢地剥着花生壳。
孩子们终于打起架来了。
“先生，伊敲我的脑壳！”一个癞痢头孩子哭哭啼啼地走进来，向校长先生报告。
“啥人呀？”
“王金哥——那个跷脚！”
“云叫他来！”校长先生生气地抛掉手中的花生壳，一边命令着这孩子。
不一会儿，那个跷脚的王金哥被叫来了。办公室的外面，便立刻围上了三四十个看热闹的小观众。
“王金哥，依为啥体要打张三弟呢？”
“先生，伊先骂我。伊骂我——跷脚跷，顶勿好；早晨头死脱，夜里厢变赤老！”
“张三弟，依为啥体要先骂伊呢？”
“先生，伊先打我。”
“伊先骂我，先生。”
“到底啥人先开始呢？”
“王金哥！”
“张三弟，先生！”
外面看热闹的孩子们，便象在选举什么似地，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举着手叫王金哥，一派举着手叫张三弟。
校长先生深深地发怒了，站起来用酒壶盖拍着桌子，大声地挥赶着外面看热闹的孩子们——
“去！围在这里——为啥体不去上课呢？”
“阿拉的张先生还勿曾来，伊困在家里——呒没饭吃呢。”
“混帐！去叫张先生来！”校长先生更是怒不可遏地吆喝着。一边吩咐着这两个吵架的孩子——“去，不许你们再吵架了，啥人再吵我就敲破啥人的头！王金哥，依到张先生屋里去叫张先生来。张三弟，依去敲下课钟去——下课了。真的，非把你们这班小瘪三的头通统敲破不可的！真的……”校长先生余怒不息地重新将酒壶盖盖好，用报纸慢慢地扫桌子上的花生壳。
下课钟一响，孩子们便野鸭似地一齐跑到了弄堂外面。接着这，就有一个面容苍白，头发蓬松的中年的女教员，走进了办公室来。
校长先生满脸堆笑地接待着。
“翁先生辛苦啦！”
“孩子们真吵得要命！”翁先生摇头叹气地说，一边用小毛巾揩掉了鼻尖上的几粒细细的汗珠子。“张先生和刘先生又都不来，叫我一个人如何弄得开呢？”
“张先生去叫去了，马上就要来的。”校长先生更加陪笑地，说：“喝酒吧，翁先生！这酒的味道真不差呀！嘿，嘿，这里还有一大半包花生……娄，嘿嘿……”
“加以，加以……”
“唔，那些么，我都知道的，翁先生。只要到明天，明天，就有办法了。一定的，翁先生，嘿嘿……”
“为啥体还要到明天呢？”
“是的！因为，嘿嘿，因为……”
校长先生还欲对翁先生作一个更详细的，恳切的解答的时候，那个叫做张先生的，穿着一身从旧货摊上买来的西装的青年男子，跟着跷脚王金哥匆匆地走进来了。
“校长先生，”他一开言就皱着眉头，露出了痛苦不堪似的脸相。“叫我来是给我工钱的吧？”
“是的，刚才我已经同翁先生说过了。那个，明天，明天一定有办法的。明天……嘿嘿……”
“你不是昨天答应我今天一定有的吗？为啥体还要到明天，明天呢……”
“因为，嘿嘿……张先生，刚才我已经对翁先生说过了，昨天白天，校董先生们一个都不在家，所以要到今天夜里厢去才能拿到。总之，明天一早晨就有了，就有了！总之，一定的……”
“我昨天夜间就没有晚饭米了。校长先生，请你救救我们吧！我实在再等不到明天了！”张先生的样子象欲哭。“我的老婆生着病，还有孩子们……校长先生……”
“是呀！我知道的。我何尝不同依一样呢？这都是校董先生们不好呀！学校的经费又不充足……唉，当年呀！唉唉……娄，侬的肚皮饿了，先喝点儿酒来充充饥吧——这里有酒。我再叫孩子们去叫两碗面来。娄，总之，嘿嘿……这老白酒的味儿真不差呀……嘿嘿……”校长先生将酒壶一直送到了张先生的面前。
“那么，是不是明天一定有呢，校长先生？”张先生几乎欲哭出声来了，要不是有翁先生在他的旁边牢牢地盯着他时。“酒，我实在地喝不下呀！”他接着说，“我怎能喝这酒呢？我的家里……”
“是了，我知道的。你不要瞧不起这酒呀，张先生。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那时候——是的，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轻的呀——我记得，那时候的八仙桥还只得一座桥呢。中山先生同陈英士住在大自鸣钟的一家小客栈里，天天夜间叫我去治这老白酒，天天夜间哪……那时候，唉，那时候的革命多艰难呀！哪里象现在呢，好好生生的一个东北和华北都给他们送掉了，中山先生如果在地下有知，真不知道要如何地痛哭流涕呢……张先生，依不要时时说依贫穷，贫穷，没饭吃；人啦——就只要有‘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譬如我：就因为不愿意‘失节’，看不惯那班贪赃卖国的东西，我才不出去做官的。我宁愿坐在这里来喝老白酒。总之，张先生，嘿嘿……翁先生，嘿嘿……人无‘志’不立……张先生，依不要发愁，我包管侬三十六岁交好运。娄，侬来喝喝这杯酒吧！翁先生，侬也来喝一杯……总之，明天无论如何，我给你一个办法……”
第二次的上课钟又响了——校长先生猛地看见壁上的挂钟已经足足地离上课时间过了三十多分了，他这才省悟到自己的说话得太多，太长，忘记了吩咐孩子们敲钟上课。要不是孩子们忍不住自动地去敲钟要子，恐怕他还以为自家是坐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呢。
张先生为了“气节”，只得哭丧脸地拿了两枝粉笔和一本教科书站了起来。翁先生却更象“沉冤莫诉”似地，也只得搔搔头发，扯扯衣襟，懒洋洋地跟着站起来了。大家相对痛苦地看了一眼，回头来再哀求似地，对着校长先生说：
“先生，明天哪！那你就不能再拆我们烂污了啊！”
“那当然娄！”校长先生装成了一个送客一般的姿势，也站起来轻轻地说，“不但依两位先生的，就连生着病的刘先生的薪金，我也得给伊送去呢。”
于是，办公室里又只剩了校长先生一个人，立刻寂静起来了。他一面从从容容地将壶中不曾吃完的老白酒，通统倒在一个高高玻璃杯中，一面又慢吞吞地用手拨开着那些花生衣和花生壳。他想，或者还能从那些残衣残壳里面找寻出一两片可堪入口的花生肉的屑粒来。
第二天的清晨，因为听说有薪金发，三个先生——连那个生着肺病的老头儿刘先生也在内——一齐都跑了来，围在办公室里的那张“校长席”的桌子旁边，静静地伸长着颈子等候着。
“今天无论如何，他要再不给我们薪金，我们决不上课了！”三个人同声地决定着。
孩子们仍然同平常一样：相骂，打架，唱歌，敲钟上课要子……但是校长先生却连影子都没有回来。
“无论如何不上课！无论如何……”张先生将拳头沉重地敲在办公桌子上，唾沫星子老远老远地飞溅到翁先生的苍白的脸上。
“对啦，咳咳……三四个月来，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一个铜钱吃药！咳咳……”老头儿刘先生附和着。他那连珠炮似的咳嗽声，几乎使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孩子们三番五次地催促着先生上课，但翁先生只将那雪白的瘦手一挥：
“去！不欲再到这里来噜嗦了。今天不上课了，你们大家去温习吧！”
因为感到过度的痛苦、焦灼和无聊，翁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团绒线和两枝竹削的长针来，开始动手给小孩结绒绳衣服。张先生只是暴躁得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看他那样子不是要打死个把什么人，就是要跟校长先生去拚性命似的。只有老刘先生比较地柔和一点，因为他不但不能跳起来耀武扬威，就连说几句话都感觉到十分艰难，而且全身痉挛着。
整个上午的时间，就大这样的无聊，痛苦和焦灼的等待之中。一分一分地磨过去了。
“假如他下午仍然不来怎么办呢？”翁先生沮丧地说。
“我们到他的家中或者他的姘头那里去，同他理论好了！要不然，就同他打官司打到法院里去都可以的。”张先生在无可奈何中说出了这样一个最后的办法。
“张先生，咳咳……唉！同他到法院里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唉，唉唉……唉！”刘先生勉强地站起来，叫了一个孩子扶着他，送他回家去；因为太吃力，身子几乎要跌倒下来了。“依我的，咳咳……还是派一个人四围去寻寻他回来吧！老等在这里，咳咳……我看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回来的了……”
但是下午，张先生派了第一批孩子们到校长先生的家里去，回来时的报告是：“不在。”第二批，由张先生亲自统率着，弯弯曲曲地寻到了寻一个麻面的苏州妇人的家里。那妇人一开头就气势汹汹地对着张先生和孩子吆喝着：
“寻啥人呀？小瘪三！阿不早些打听打听老娘嗨头是啥格人家！猪猡！统统给老娘滚出去……”
因为肚皮饿，而且又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们，张先生只能忍气吞声地退了出去。好容易，一直寻到夜间十点多钟，才同翁先生一道，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总算是找着了那已经喝得酒醉醺醺了的校长先生。
两个人一声不做，只用了一种愤慨和憎恶的怒火，牢牢地盯住着校长先生的那红得发黯色了的脸子。
“阿哈！张先生，张先生，你们怎么能寻到此地来的呢？嘿嘿……娄，来来来！你们大概都还没有吃晚饭吧，娄，这里还有老白酒，还有花生。嘿嘿……娄，再叫堂倌给你们去叫两盘炒面来！嘿嘿……张先生，翁先生，依来坐呀！坐呀……客气啥体呢！嘿嘿……客气啥体呢！来呀！来呀……”
“那么，我们的工钱呢？”翁先生理直气壮地问了。
“有的，有的，翁先生，坐呀……喂，堂倌，请依到对过馆子里去同阿拉叫两盘肉丝炒面来好吗……娄，张先生……娄娄，火速去，侬火速去呀，堂倌！”
“那么，校长先生，谢谢侬了！如果有钱，就请火速给我一点吧！我实在不能再在这陪侬喝酒了，我的女人和孩子们今天一整天都呒没吃东西呢！校长先生……”
“得啦，急啥体呢，张先生，依先吃盘炒面再说吧！关于钱，今天我已经见过两位校董先生了，他们都说：无论如何，明天的早晨一定有！明天，今天十二，明天十三……嘿嘿，张先生！只要过了今天一夜，明天就好了。明天，我带依一道到校董先生家里去催好吗……嗳嗳，张先生，我看……嗳，依为啥体还生气呢？假如侬嫂子……嘿嘿……娄，我这里还有三四只角子……张先生，嘿嘿……侬看——翁先生伊还呒没生气呢！”
想起了老婆和孩子们，张先生的眼泪似乎欲滴到肉丝炒面的盘子上了。要不是挂记着可怜的孩子们的肚皮实在饿得紧时，他情愿牺牲这三四只角子，同校长先生大打一架。
翁先生慢慢地将一盘炒面吃了净净光光，然后才站起来说：
“校长先生，依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吧，钱——到底啥时光有？不要再者骗我们明天明天的。我们都苦来西，都靠这些铜钱吃饭！娄，今天张先生的家里就有老婆孩子们在等着伊要饭吃……假如……加以，加以……”
“得啦！翁先生，明天，无论如何有了，决不骗侬的。娄，校董先生们通统对我说过了，我为啥体还骗侬呢？真的，只要过了今天夜里厢几个钟头就有了。翁先生，张先生，嘿嘿……来呀！娄，娄，再来喝两杯老白酒吧，这酒的味儿真不差呀！嘿嘿……娄，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了！那时候我还交关年轻啦。还有，还有……娄，那时候……”
张先生估量校长先生又要说他那千遍一例的老故事了，便首先站了起来，偷偷地藏着两只双银角子，匆匆忙忙地说：
“我实在再不能陪侬喝酒了，校长先生，请侬帮帮忙救救我们吧！明天要再不给我们，我们通统要饿死了……”
“得啦！张先生，明天一定有的——一定的。”
翁先生也跟着站了起来：
“好吧，校长先生，我们就再等到依明天吧！”
“得啦，翁先生，明天一定的了——一定的……你们都不再喝一杯酒去吗……”
两个人急忙忙地走到小酒店的外面，时钟已经轻轻的敲过十一下了。迎面吹来了一阵深秋的刺骨的寒风，使他们一同打了一个大大的冷噤。
“张先生，明天再见吧！”翁先生在一条小弄堂口前轻轻地说。
“对啦，明天再见吧！翁先生。”
时间，虽然很有点象老牛的步伐似地，但也终于在一分一分地磨过去。
明天——明天又来了……
1936年5月19日作于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