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查委员会里的前下士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左”派和右派竞相发起一连串的暴动、政变，元气大伤的国防军自然站在右翼力量一边，他们成立了一些间谍组织调查国内的政治团体，以防止出现一个赤色的共产主义德国。
1918年11月底，野心勃勃的阿道夫·希特勒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个一名不文的前下士首先投靠了第二兵团调查委员会，为其镇压革命“左”派提供情报。对于希特勒而言，做这种小小的特务工作自然不在话下。很快国防军便注意到这位老兵的间谍才华，将他提拔到当地的军队司令部新闻审查机关工作。后来又送他进了“政治训练班”，在那里希特勒的反犹和反 共谬论得到上级军官的赏识，不久就提拔他到慕尼黑一个团里当教官，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作斗争。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给了他一个锻炼演讲本领的机会，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的演讲才能由此被开发出来，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电台上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月，希特勒接到奉命调查新成立的慕尼黑“德国工人党”。小特务希特勒来到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参加该党集会，他数了一下人头后发现连自己在内只有25个人。他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这不是一个有前途的政治组织。正当哈欠连天的希特勒准备拍屁股走人时，一个自称某教授的人发言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虽然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却有着无与伦比的大德意志情结。这位教授的发言刺痛了他，于是他不顾间谍工作原则跳起来严词驳斥了对方。
希特勒的这次咆哮打动了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的心弦，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德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这位锁匠塞给希特勒一份名叫《我的政治觉悟》的小册子，后来干脆寄给希特勒一张明信片宣布接受他入党。希特勒对这个不起眼的小党毫无兴趣，在清晨5点时分，他躺在兵营里的铺位上，看着耗子们啃食他前一天晚上撒上去的面包渣——这是他唯一养得起的“宠物”。就在这时，他仔细看了看安东的小册子，发现里面很多主张与自己的思想符合。过了一会，信差送来了他的“入党同意书”。希特勒哭笑不得地看着明信片，最后想通自己的穷困潦倒不得志在于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他的理想必须依靠执政才能取得，作为一个外国籍的穷光蛋和不入流的国防军间谍机关小特务，需要把握住眼前的机会。
经过两天的仔细思考以后，希特勒终于决定要参加这个党。他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3年后他出任党魁，并正式将党名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就是“纳粹”，1933年，希特勒依靠路德宗原教旨基督教会、垄断资本集团、容克地主阶层和国防军的支持上台，纳粹德国就此诞生。
纳粹宣传家们将自己效忠的国家与神圣罗马帝国和前德意志帝国并列，号称第三帝国。这种宣传口号激发起了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而希特勒在上台之初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也的确普遍改善了国民收入，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希特勒承诺“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而且他的承诺在第三帝国初期的1938年之前确实兑现了，从而使更多人拥护希特勒。当时的德国是特立独行的“褐色”国家，不同于西方列强也不同于苏俄。在这种全民一致拥护纳粹党的表象下，是第三帝国情报机关冷酷无情的镇压手段。在当时的德国境内有两种平行的军事组织：一个是国防军体系，另一个是党卫队体系。这两个体系彼此保持竞争，都发展出自己的庞大谍报组织，形成了双重的情报战线。
二、军事情报局里的投机商
德国国防军的情报机构历史悠久，在一战失败后也没有被协约国集团清算。1933年10月，希特勒提出：“国防部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在反间谍与宣传活动方面捍卫军事政策的利益。”随后对国防军谍报组织进行了扩充和改组，成立了隶属陆军部的军事情报局，在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推荐下，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出任局长，并晋升为海军上将军衔，负责整个德国的情报工作。
卡纳里斯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人，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称他为“现代历史上最勇敢的人……幻想在欧洲建立一个以英、法、德为首的美国”。意大利驻柏林武官对他的评价是：“毫无顾忌，智力超群。”而德国党卫队情报系统则认为他是“最大的叛国者，自始至终都在直接地、故意地向英国出卖自己国家的军事机密”。正是其特殊的工作性质、混乱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个人经历，使卡纳里斯成了一个难以准确描述的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纳里斯作为海军情报官参战，后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从事谍报工作。战争结束后卡纳里斯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1928年他被派往美国从事谍报活动。后来又开始经营德国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谍报网。卡纳里斯很善于搞政治投机，1923年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他结识了纳粹党高层戈林，并向戈林表示自己可以利用军队里的情报机构协助希特勒上台。他说到做到，很快向希特勒送交了有关德军全体军官的政治倾向、人品素质和经济情况的材料，这对希特勒日后控制国防军系统起了重大作用。1933年1月，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末任总理冯·施莱歇为了应付经济危机，打算立法取消容克地主的津贴以减轻失业问题。这一改革方案具有极大的风险，施莱歇把它锁在总理办公室的保险柜内。卡纳里斯通过手下的间谍把这一文件的副本偷出来转交希特勒，希特勒立即把它摊到兴登堡总统面前，指控“政府机构里窝藏着布尔什维克”。容克地主出身的兴登堡把施莱歇赶出内阁，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卡纳里斯从此飞黄腾达，在一段时间里很受希特勒信任。1933年，卡纳里斯担任情报局长后，希特勒对卡纳里斯满怀希望地说：“我想建立一个像英国情报局这样的机构，团结一群人，满腔热情地去工作。”
卡纳里斯是个很精明的人，他一上任就立即着手两方面工作：一是积极网络人才，扩大间谍队伍，在国内外建立一个严密的间谍网，重振了一战失败以来情报战线低迷的士气。二是与党卫队情报系统，特别是盖世太保达成协议，划分职能权限明确情报局的权利和义务。他为情报局确立的职能是：一、间谍和军事反间谍活动；二、国防军及其所属机构内部的情报；三、监督并执行对间谍活动采取的一切措施；四、控制和监督武装部队军官的招募工作；五、指导并规定与国防有关的政策。盖世太保执行政治警察的一切职能，同一切公开的敌人作斗争。党卫队保安处执行国内政治方面的职能，协助工业保安、反间谍情报、边境情报等方面的工作。
为了准备和发动战争，德国于1938年进一步改组了军事情报局，使其直接隶属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此时，军事情报局已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军事谍报机构，统一领导德国陆、海、空三军的间谍情报工作。卡纳里斯是个讨厌组织和书面工作的人，他管理间谍机构的原则是把权力下放。尽管任务由总部下达，但对于各个间谍人员总部则很少加以直接控制。
德国 军事谍报局下设负责收集敌对国经济、军事情报的秘密情报处，负责进行破坏、颠覆、心理战和突击队活动的二处，从事反间谍、反情报工作的三处，外事处及中央处等五个处。处下除按专业划分为科外，还设有驻外站，每个驻外站负责规定的地区。其负责人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们可以招兵买马并训练自己的人员。卡纳里斯还指示每个驻外站建立各自的特别小组，情报局将这些小组称为家庭乐队。每个家庭乐队有一位代号为“指挥”的间谍头目领导。这些家庭乐队的主要任务是揭发德国 军事谍报局内部的叛徒、渗入敌人的情报组织、留意发现可能为德国服务的外国人。通常一个家庭乐队可能拥有上百名告密者，三教九流，无所不容。通过其对第三国进行谍报活动，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国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网。同时还在德国和德战区建立了320多个电报信件检查站，从检查中搜集零零碎碎的情报，对来往的信件包括中立国的信件，最初是抽查，到后来改为全部检查。
卡纳里斯手下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勃兰登堡特种部队。这支部队的队员至少会流利地说一种外语，他们有的能说捷克语、波兰语、乌克兰语；有的则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语言，如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芬兰语，俄语更不例外；有的则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少部分人甚至会说藏语和阿富汗语。这支分队的人还带有大量的护照、定量供应本和身份证。他们还熟知执行任务区域的风俗习惯，很难把他们与当地人分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进入苏联的勃兰登堡队员都知道“如何像俄国人一样吐唾沫”。这支部队无论是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还是在1940年的西欧战役以及以后的苏联战场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一个600人的部队中竟有四分之三的人获得了铁十字勋章。
随着战争迫在眉睫，军事情报局的工作进展神速。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期间，法军的动员令居然在法国海军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签署前就全文落到了卡纳里斯手里。英国陆空军的协作计划，他也有本事搞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卡纳里斯发表战争通报，要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000名间谍注重收集英国特工机构的情报。由于1937年前希特勒禁止在英国进行大量的特务活动，因此，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在英国的工作实际上是白手起家。但到战争爆发前，根据德国 军事谍报局自己的档案材料，它在英国安插各式各样的特务不下253名，其中包括几名安插在英国高级官员家的佣人。这些特务有的扮成观光者，侦察到了位于英国东部的大多数重要机场、港口设施、军火工厂和油库的地址，帮了德国总参谋部的大忙。综合他们提供的点滴材料，德国 军事谍报局和德国其他的情报分析家基本上对英国的战争能力有了清晰的了解。卡纳里斯甚至在1938年宣称：“不仅英国沿岸的设施，而且大多数机场，还包括从伦敦到北海港口赫尔之间的油料贮存仓库，我们都画有详细的地图。”但他私下又不无忧虑地对心腹说：“我觉得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遭受失败，无疑是个灾难；但如果希特勒获胜，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情报局不要做哪怕使战争延长一天的事。”
卡纳里斯对希特勒的态度，反映了一部分德国 军人的思想认识。他们认为德国准备不足，不能过早地对英法开战。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德军必须在1938年以前准备就绪。持反对意见的将领们认定德国还没有为一场大战准备就绪，现在就挑起一场战争，有招致灭顶之灾的危险。因为反对希特勒的冒险计划，武装部队总司令勃洛姆堡元帅、陆军司令弗立契将军、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都被撤职查办。与此同时，还有16名将领因不同意希特勒的计划而被勒令退休；另有44名指挥官，被认为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而被调到低级岗位。这些人的前车之鉴令卡纳里斯及时闭上了嘴，但是这位滑头的政治投机商也从此开始了惯用的两面派手段。他一方面继续对外发动情报战，另一方面则开始着手准备可以在未来挽救自己的措施。随着德国再度陷入两线作战和注定会失败的总体战当中，卡纳里斯加快了军事情报局的不作为与捞取战后政治资本的“小活动”。
卡纳里斯首先暗中劝阻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不要被希特勒忽悠上了轴心国的贼船，接着又救助了法国将军吉罗德，虽然此人被希特勒明确下令处死。可是不会讲一句德语，而且是独臂的吉罗德居然能从军事监狱中成功越狱。英国间谍组织军情六处很快便查清这是卡纳里斯暗中相助的原因，事实上早在1935年卡纳里斯便派遣私人代表常驻英国暗通款曲了。卡纳里斯在执行希特勒布置的“U—7行动”之际，伙同自己的副手汉斯·奥斯特把大量“可靠而又忠诚”的间谍派遣到北美活动——这些间谍全部都是他们的犹太朋友。1942年盟军执行“火炬计划”在北非登陆前夕，卡纳里斯手下的驻西班牙情报站已经把盟军的500艘舰艇驶进直布罗陀并准备进攻北非的情报传回柏林，卡纳里斯竟然将情报压下来没有向最高统帅部发出警告。在1943年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前夕搞的战略欺骗把戏“马丁少校”事件中，装在尸体中的伪造文件显示进攻方向是希腊和撒丁岛。英国情报机关分析认为，“如果卡纳里斯暗中站在盟国一边，怀疑文件并非真件，那他就会首先站出来表示相信那些文件是真的”。事实果真如此，卡纳里斯把“马丁少校”身上的文件转给了德军最高统帅部。虽然卡纳里斯如此默契地配合了英国人的工作，可是他连续数年之久的暗送秋波始终被装傻充愣的约翰牛忽略。可怜的卡纳里斯不知道自己“求爱不成”的原因不光是由于英国情报组织内部的政治斗争，还有党卫队情报系统和英国内部的苏联间谍在积极破坏。
在德国并不只有军事情报局这一个间谍组织，纳粹党卫队首领希姆莱一直注视着卡纳里斯的表演。1943年3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一名走私外币的军事情报局成员。这名特工供出了谍报局内部的背叛情况，但是希姆莱没有直接举报这件事，而是采取了“滚雪球”的策略：一面收集不利于卡纳里斯的证据，一面等待希特勒本人产生对卡纳里斯的怀疑。
机会很快来临了：1943年7月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倒台。希特勒为了摸清意大利新政府的态度，派卡纳里斯飞往威尼斯与意大利军事情报头子塞扎尔·阿米会谈。尽管阿米直截了当地告诉卡纳里斯，新政府首脑皮特罗·巴多格利奥打算尽快单独与盟国缔结和约，而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的唯一顾虑是，一旦希特勒得知意大利人做了二五仔之后会占领这个国家。但当卡纳里斯回到柏林后却对希特勒保证意大利是最忠诚的盟友，那帮可以想出“没有撬棍无法打开弹药箱”这种投降理由的意大利军队都是斯巴达人一般的勇士。可怜的元首再度上当，可当意大利新政府于9月3日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时，希特勒开始怀疑德国 军事谍报局不仅无用，而且还背叛了纳粹德国。
1944年2月，德国 军事情报局驻中东地区的重要间谍埃里希·凡尔麦伦夫妇叛变投降了英国，这使得纳粹德国在土耳其境内的整个间谍网被彻底摧毁。至此希特勒已经忍无可忍，希姆莱终于开口表态：“卡纳里斯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的失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将手头的材料摊在希特勒面前，一举毁灭了党卫队情报系统多年的死敌军事情报局。
1944年2月18日，希特勒以建立“统一的德国秘密情报组织”为借口解散了军事情报局，纳粹德国的一切情报组织全部由党卫队指挥，卡纳里斯被勒令退役。这位海军上将的倒台不仅是军事情报局毁灭的标志，还使得酝酿中的军队叛乱失去了情报系统的支持。1944年7月20日，反希特勒团体“黑色乐队”的主谋之一冯·施陶芬贝格上校用定时炸弹刺杀希特勒。他等炸弹爆炸后立即逃离“狼穴”直飞柏林，随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卡纳里斯打电话报告行刺成功。卡纳里斯知道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于是故意大声说道：“天哪！他死了！什么人干的？俄国人？”几小时后，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传来，老滑头卡纳里斯立即致电大本营，祝贺元首幸免于难并要求严惩凶手。
7月23日，帝国中央安全局外国情报处处长瓦尔特·舒伦堡来到了卡纳里斯的别墅。这位政治投机商迎来了最后的毁灭时刻。他的老友凯特尔元帅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为叛乱分子特设的“人民法庭”达八个月之久，在这件事情上希姆莱也起了微妙的作用：毕竟败局已定，留着这个与英国情报机关有沟通渠道的老人也许会是一个减轻战犯罪责的交换筹码。希特勒后来发现了这件事，他大发雷霆地命令把卡纳里斯交给党卫队法庭立即审判。
1945年4月9日黎明，全身赤 裸的卡纳里斯被推上绞刑架，党卫队专门选择了钢琴琴弦做绞索来增加他的痛苦。29天后，德国投降。
三、希姆莱和他的朋友
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是出生于慕尼黑乡村地区的纳粹高官，当纳粹思想兴起后，希姆莱放弃了养鸡场和肥料工厂的工作投身于法西斯事业当中。1925年党卫队作为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出现，后来在全德国范围内保护纳粹党的各位高级干部。而当时充当纳粹党打手的冲锋队人员构成复杂，充斥着流氓无赖，使得希特勒感到他们已成累赘。冲锋队的总队长、同性恋者恩斯特·罗姆一心打算用冲锋队取代国防军，更是激起了普鲁士军官团的愤恨。于是在各方面因素促使下，尤其是在党卫队副手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朋友戈林的调唆之下，希特勒对老同志罗姆痛下杀手，他惊异地表示自己刚发现罗姆是个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叛徒和同性恋者，悲痛地下令立即将罗姆及其手下的冲锋队长们全部干掉：“罗姆及其身边的人犯下了整个世界史上最大的背信弃义的罪行。我与罗姆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对他一直忠诚相待，可是他却阴谋叛国反对我，好把德国拱手交给我的敌人。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罗姆及其同伙将受到惩办，我要统统地枪毙他们，以儆效尤！”
在“长刀之夜”行动中作为冲锋队下属组织的党卫队独立出来，并执行了对冲锋队的血腥镇压和清洗行动。希姆莱由此也开始平步青云，尤其是在他自导自演了舍身为希特勒挡子弹的一场戏以后，更成为元首眼中最忠诚的部下。
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党卫队的领袖。希姆莱立即参考古代秘密组织圣殿骑士团、耶稣会士和意大利法西斯组织黑色旅的模式扩充党卫队，党卫队在最高峰时拥有95万名成员。党卫队队员的座右铭是“忠诚即吾荣誉”，所以是希特勒心目中的嫡系人马。1932年，希姆莱命令自己的副手莱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建立间谍机构党卫队保安部，主要执行搜集情报与反间谍的任务，由此开始了与军事情报局的漫长竞争。
1934年，在希特勒的调停下，希姆莱的党卫队接管了原属于戈林势力范围内的盖世太保。同年，希特勒赋予了党卫队管理所有集中营的权力。由此一来政治秘密警察和间谍、反间谍机关都处于党卫队的领导之下。
战争爆发后，希姆莱又组建了一个中央性质的情报机构党卫队保安局来统一协调手下的各情报组织。这个机构分成七个处，其中权力最大的有第三处国内保安情报处，负责德国境内和德占区内部的情报搜集和安全保障工作；第四处帝国秘密警察处，这个组织就是盖世太保组织，负责在德国控制区镇压“所有危及国家的倾向”，他们有权调查一切案件，特别是针对纳粹党和德国高层人物的阴谋案件，除了一般情报组织的刺杀、反间谍和情报功能外，盖世太保组织还是屠杀犹太人的直接执行者；第五处帝国刑事警察处，是一个调查所有非政治性严重刑事犯罪的侦探机构；第六处对外安全情报处，它是党卫队对外情报搜集的窗口。
党卫队系统最成功的间谍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哈格森的贴身男仆伊拉斯·巴兹纳，这位隐藏在敌人心脏中的内间偷拍了大使保险柜中的所有机密文件。尤其是在同盟国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的秘密谈判细节和盟军进攻法国的“霸王”行动方案都在第一时间传回第三帝国。当然，这么好的情报只卖一家有点可惜，所以巴兹纳还兼职做了土耳其政府的间谍，每次都把照片洗上两份分别交给自己的主人们。巴兹纳的小买卖一直干到1944年春天，这时候一个投靠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德国间谍弗朗兹·克比尔向阿伦·杜勒斯报告：有一个代号为“西塞罗”的间谍躲藏在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馆里面。在得知自己被调查之后，巴兹纳如兔子一般窜逃到南非。他拿着德国人付给自己的30万美元打算开始享受奢华生活时，才发现竟然全都是伪钞！
党卫队系统与军事情报局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一面，例如他们在柏林繁华大街上开办了被称为“绿屋”的基蒂沙龙妓院，这是德国情报界的老传统了。在入侵波兰之前的栽赃陷害中，两大情报组织也曾携手合作。党卫队保安处的行动小组得到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波兰军服和武器，冒充波兰士兵袭击德波边境上的德国格里维策广播电台。他们事先绑架了一名波兰人弗朗西斯科·霍尼奥克，此人被灌药后套上波兰军装带到广播电台打死，作为波兰军队入侵的“铁证”，这个波兰倒霉蛋是二战欧洲战场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党卫队的情报系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希姆莱本人却是个素质低下的蹩脚领导。在战争初期的岁月里，他经常在电话中与其他政要谈论机密事项，完全不顾及线路是否被窃听，事实上德国的每一部电话都可能被窃听，绝对保险的电话线是不存在的，包括他办公桌上的也一样。有一次希姆莱给希特勒的助手党务部长鲍曼打电话，随口说起“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话题。鲍曼立即打断他指责说：“请别再说了，您不知道电话可能被窃听吗？真是难以想象地掉以轻心！把你要说的话写下来，派一个传令兵来送给我！”
虽然在情报战线屡有收获，不过党卫队系统中更引人注目的还是残酷的内部斗争。希姆莱的老战友海德里希是天才的情报战领导者，他设计出一套表格和卡片索引系统，用来记录每个可能的政权敌人。柏林秘密警察处及其在外省的分局建立了一套所谓的A部卡片索引，分为三类登记秘密警察心目中所有的政权敌人，并用颜色对它的打击对象作出细致入微的区别标记，而且每年两次由专人审查颜色标记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形形色色的侦缉方式构成了一个密布全国的罗网，连他手下的党卫队鹰犬们也被暗中建立卡片档案以便监视和驱策。
海德里希最成功的战绩出现在1936年底，他考虑到未来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所以需要及早铲除苏军指挥系统中的优秀人才。为此，他编造出一个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与德国情报机构合谋反对斯大林的计划。因为卡纳里斯手里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20世纪20年代苏德蜜月期与几位德国将军来往的信件，所以海德里希便向军事情报局提出索要这些资料。不料卡纳里斯严词拒绝提供，于是海德里希干脆派人潜入军事情报局档案大楼偷出这些信件，又一把火烧掉大楼毁灭证据。当伪造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签名反斯大林文件和接受德国巨款收条准备齐全后，海德里希四处散播这件事的谣言，一时间这桩“阴谋”世人皆知。连法国总统都委婉地向苏联大使提出：贵国内部可能存在问题。愚蠢的捷克总统贝奈斯还听信德国间谍的鼓动，打算向德国买下这份情报再高价转卖给斯大林。约瑟夫·斯大林同志不打算让这些“二道贩子”们得手，他派遣特别代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直飞柏林，开价300万卢布买下了这份假情报。海德里希大喜过望地数票子时，才发现这些现钞全部都是伪钞——约瑟夫大叔是个不诚实的买卖人。
不过这已足够了，苏联内务部长叶若夫早已秉承斯大林的吩咐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列为反 党嫌疑分子，在得到海德里希的情报之前就已经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两名副手。用假钞买来的假情报更成为给元帅定案的铁证：1937年6月11日，塔斯社报道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七名红军将领被一个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因为“被告勾结推行敌视苏联政策的某外国政权的军事领导集团反对国家，被告为这个政权的谍报机关工作”。随着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人的处决，开始了苏联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的政治清洗。1年之内，处决了3500名校级以上军官，几乎是中高级军官总人数的一半，90%的将军和80%的苏联陆军上校被处决。换句话说，5个元帅中杀掉了3个，15个军团司令中杀掉了13个，85个军长中杀掉了57个，195个师长中杀掉了110个，406个旅长中杀掉了110个。被冤杀的将领大都处于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这种灾难性的打击是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大败亏输的直接原因之一。
1941年9月，海德里希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的副行政首长。他巧妙地运用“糖果与鞭子”的方式将捷克地区逐渐德意志化，先是由于杀人无数而被称做“布拉格屠夫”，后来又大搞绥靖政策用各种恩惠收买拉拢捷克人，尤其是大力改善工人阶级的待遇。海德里希的“新政”在几个月里就完全改变了捷克的政治气氛，被收买的捷克总工会在五一劳动节发表文章，提醒工人们捷克共和国时代谈论了十几年而未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海德里希在半年里就实现了：“今天捷克工人的福利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在海德里希无与伦比的举措之下，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得以贯彻，而这些变革在过去总是因为财政困难和政府低能而束之高阁。”希特勒对海德里希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在1942年5月20日的一次讲话里声称：“看来只要给那些捷克人双倍的食物配给，不送他们到东线去打仗，就可以把他们转变为帝国狂热的追随者。然后他们就会在军火生产上投入两倍的努力，并当做自己神圣的责任。”
一时间捷克人心平静，大有全民做顺民的趋势，地下抵抗组织竟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英国派驻捷克的间谍网络被海因里希全部铲除干净，英军军情总局军情六处的斯图尔特·孟席斯将军和流亡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心急如焚。在驻布拉格期间，海德里希为了避免自己的亲民形象受到伤害，出访巡视时一律不携带随身侍卫。这一点很快被他的敌人利用：1942年5月27日晚间，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郊外遭遇英国派遣的捷克突击队伏击身负重伤，延至6月4日一命呜呼。希特勒亲自主持海德里希的丧礼，称呼他为“拥有钢铁之心的男人”，并授予“德意志勋章”，归葬于柏林。希姆莱在葬礼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但他没有解释为何在海德里希被抢救期间突然禁止医生使用必须药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病床上。海德里希在掌管帝国保安总局后权利日盛，尤其是希特勒让他掌管捷克，明显有栽培他做政治接班人的意图，这不仅令他的党卫队同僚们妒忌，也令希姆莱感到芒刺在背。当这位党卫队传奇人物被刺身亡后，党卫队内部再也没有可以威胁希姆莱地位的人了。
四、猫戏老鼠的娃娃脸和农夫缪勒
在海德里希之后继任党卫队保安局长的是斯特·卡尔登布隆纳，这个碌碌无为的纳粹分子非常令希姆莱放心，所有的情报大权全被党卫队全国领袖收回掌中了。无能的情报领袖反而彰显了手下的光彩，娃娃脸的舒伦堡就是其中一位。瓦尔特·舒伦堡是海德里希的得力部下，正是海德里希将他从一个法律助理提拔为专门负责侦破地下抵抗组织的高层干部。后来他成为党卫队保安局对外安全情报处的处长，在卡纳里斯倒台后，舒伦堡接管了军事情报局的几乎全部遗产，成为掌握德国对外情报大权的人物。
当战争爆发后，舒伦堡立即展现出自己的情报战天赋。党卫队间谍阿尔弗雷德·魏林宁以阿尔伯特·奥特尔的化名，携带一张瑞士人的护照在英国入籍，并在英国重要军港斯卡帕湾附近开设了一家小钟表首饰店。经过15年的长期潜伏侦查，他对英国海防舰队的动态了如指掌。1939年10月初，魏林宁传递给舒伦堡一件重要的情报：英国王室出行专用的“皇家橡树”号巡洋舰就在港内停泊，他是从一名到他店里修表的“皇家橡树”号军官那里探听到的。而通过长期的“钓鱼”观察，魏林宁发现斯卡帕湾的东部航道刚撤掉旧反潜网还没来得及铺设新反潜网。舒伦堡将这件情报转交给潜艇部队指挥官邓尼茨上将，立即命令王牌艇长伯里安上尉指挥“U-47”号潜艇溜进海港，用鱼雷把“皇家橡树”号连同833名英军水兵和英王王座一同送进海底。英国损失了开战以来的第一艘战舰，而“U-47”号在约定地点接上早已等候于此的魏林宁一起凯旋。
一个月后，舒伦堡又指挥并主导了“维尼罗行动”，这是一次“猫戏老鼠”的间谍骗局。由于党卫队情报机构一直怀疑卡纳里斯是英国间谍，并且在国内活跃着以他为首的“黑色乐队”叛国团体，所以舒伦堡策划了一起骗局，希望在这次行动中摸清英国情报机关的工作方法和荷英两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关系，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破坏英国同德国国内反对派的信任。他装扮成最高统帅部运输部门的夏梅尔上尉，夹着单片眼镜，通过内应的介绍去给英国人送事先准备好的假材料。10月21日这天，舒伦堡在荷兰境内与英国谍报局驻荷兰代表潘恩·贝斯特上尉会面。这个英国人开车将他送到荷兰城市阿纳姆，与两个英国谍报机关成员会见。这两个人一个是英国谍报官斯蒂芬斯少校，另一个是荷兰参谋本部军官克洛普。三个人与舒伦堡会谈后非常满意，因为舒伦堡自称是一位计划政变并除掉希特勒的国防军将军的亲信。
在10月30日第二次商谈时，克洛普以误会为由将舒伦堡稍事扣留核实其身份。于是舒伦堡和两名手下都被警察以检查护照为名带到警察局搜身，就在这时舒伦堡才发现自己的一个手下竟然在梳洗盒里边塞有一卷德军专用的阿司匹林药片，药片的纸包装上印着“党卫队医务处”！舒伦堡一面飞快地将那卷阿司匹林药片抓到手里一面故意把一只梳子弄掉在桌子底下，他俯身拾起梳子时把一包药片连同包装纸都吞下去。这位滑头的间谍虽然差点被噎死，不过荷兰人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使他们逃过一劫。
舒伦堡最后顺利地取得了对方的信任，上当的英国人甚至交给他一部无线电台和密码本用来联络，这是德国情报机关昼思夜想的东西。舒伦堡很想继续把游戏进行下去，他估计可以钓到很多“大鱼”。可是恰逢发生了德国自由主义者埃斯特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盛怒的希特勒命令立即对幕后主使者英国情报机关采取报复措施。于是本打算去伦敦会晤英军情报总局高层的舒伦堡不得不将结束游戏，他在下一次接头时率领党卫队突击队员将自己的“同志”从荷兰绑架回来。至此“维尼罗行动”成功结束，事后舒伦堡由希特勒亲自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此事件影响深远，除了使希特勒宣称荷兰不再是中立国之外，还令真正想同英国间谍机关合作的卡纳里斯失去了对方的信任，日后卡纳里斯使出百般招数讨好英国人，可总因为此事而被记仇的英国佬视而不见。
此后舒伦堡继续被重用，苏德战争爆发后他甚至被邀请去东线指挥专门消灭犹太人、东欧民族和共 产 党人的“特别行动队”，但他巧妙地回绝了——他是间谍但不想做屠夫。1941年6月，舒伦堡担任中央保安局六处处长，同时也负责国内反间谍人物。1942年11月，舒伦堡指挥破获了当时著名的苏联间谍组织“红色乐队”，这个组织从1940年5月到被破获时一共向莫斯科成功发送了1500份情报。在这个行动中军事情报局也做了大量的配合工作，他们出动无线电侦听和测位人员与盖世太保合作。尽管德国人无法破译苏联间谍的密码，但是来自莫斯科的要求使得间谍们不得不大密度地发报，于是德国人准确定位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红色乐队的两大领导者被捕后相继叛变，盖世太保一共逮捕了200多名抵抗成员，其中143人被处决或死于集中营，只有65人幸存。军事情报局本来打算利用投降的苏联间谍第内帕诱捕在瑞士的一个独立苏军谍报网络“红色三人组”，但是被对方识破并发出警报，于是莫斯科解散了所有“红色乐队”领导下的谍报组织。
1945年6月在丹麦安排好投降事宜的舒伦堡被盟军逮捕，在战后纽伦堡审判中，舒伦堡出庭作为证人指控包括卡尔登布鲁纳在内的其他纳粹战犯，1949年他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成为同级别纳粹战犯中受到处罚最轻微的人，这主要也是归功于他在战争的最后岁月里尽最大努力解救集中营囚犯的生命。
舒伦堡在监狱里撰写了他的回忆录《迷宫》，他是唯一撰写纳粹高层内幕的前谍报人员。在回忆录中他检讨第三帝国对谍报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在谍报工作方面没有建立起一套高效率的制度。他对英国情报机构的高效率向来非常羡慕，认为德国情报机构和英国相比根本差距不在于人员的能力，而在于缺乏一种历史沉淀的综合经验。在他的眼里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而他们还帮助美国建立了同样优秀的中央情报局。舒伦堡对德国谍报机构的评价是“各机关重叠混乱，造成重复、浪费、低效率和人员之间相互猜忌。结果导致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严重缺乏。”他刚到任就注意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改进其中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是以前别人所不愿意改善的。他希望能在各谍报部门之间建立起一个“分立而又集中”的模式，并在他和当时的保安局长海德里希监督下来加强管理。但是据他说，由于官僚政治的影响严重，该项改革未能得以执行。
在自我评价方面，舒伦堡一直自认为是当时最杰出的间谍大亨。不过恐怕他的同事会有不同意见，此人就是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与商人家庭出身的舒伦堡不同，缪勒出身农家，并终身以此为傲。
1929年缪勒参加了在慕尼黑警察部队，很快就成为一名熟练的镇压“左”派力量的打手。当纳粹主义刚兴起的时候，那些法西斯分子也没少挨他的揍，缪勒不管政治只服从命令。身为警察局督察的他与纳粹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较量，并搜集了纳粹党所有重要成员的独立档案。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时，缪勒已经是研究纳粹党事务的权威，在警察局他使人又敬又畏，很大的原因是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私人情报网，收集情报能力极强。
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创建盖世太保的时候，正需要这样的冷血打手卖命。1934年4月缪勒以一名警官的身份加入了盖世太保组织。到了6月4日，他就晋升为盖世太保的处长，负责收集使用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分子的详细资料。随后缪勒全面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压迫和消灭工作。1939年9月27日，缪勒担任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就此成为盖世太保的领袖。就在此时，纳粹高层才发现这位元首的忠诚斗士竟然还不是纳粹党员！
关于缪勒，瓦尔特·舒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虽然他已从最低的职位变成最高级的领导干部，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出身。有一次，他带着粗笨的巴伐利亚土音对我说道：“应该把所有的知识分子关到一个矿里，然后炸掉它。”事实上，想要和他做任何方式的谈话，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整个的谈话，都被他那冷静而扼要的发问所占有。当你回答他的时候，又多半不能获得他的信任。不管他在道别时的姿态是如何的友善，但是他那眼睛和目光的流露，依然是非常严肃。
身为盖世太保首领的缪勒在消灭犹太人的问题上毫不马虎，“犹太人事务部”主任阿道夫·艾希曼是缪勒的直接下级，在他俩手上直接断送了数百万犹太生命。除此之外，缪勒还在1944年3月签署了“子弹命令”，任何一个被怀疑的德军逃兵都可以被当场处决。在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事件后，也正是他手下的盖世太保对阴谋分子大开杀戒。
缪勒并不是个单纯的屠夫，他还是精明的情报头子。由于他对苏联共 产 党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他一直掌管对苏情报作战。尤其在1942年至1945年间，几乎所有的对苏情报活动都被缪勒把持。他手下的盖世太保们复活了一些苏联间谍，并设法“教化”他们成为双重间谍，其中最有名的是“红色乐队”领导人之一的海因兹·番威茨。后世对于他的争论也集中于此——缪勒是不是苏联间谍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缪勒是忠于纳粹的，舒伦堡就是其中之一。当他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审问的时候，舒伦堡坚称缪勒通过无线电和苏联的情报机关保持着联系。他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1942年他在盖世太保中安插的亲信在一次行动中缴获了几部苏联情报员使用的发报机，然而发报机却未能如数交给反间局——缪勒扣留了两台。当他到缪勒那里责问时，缪勒却说他将用两台发报机向莫斯科发送假情报。1944年2月希特勒决定解散军事情报局后，所有的对苏职能全部转归缪勒掌管。大权在握的缪勒下令暂停对苏联的所有反间谍行动，面对舒伦堡的抗议他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对苏联的行动相当成功，俄国人早已不敢在德国领土上收集任何情报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英美。”1944年底，舒伦堡手下的监听处截获了一个使用与“红色乐队”发报手法类似的无线电信号，信号源正是盖世太保通讯处的郊外大楼。舒伦堡带部下前往搜捕，在一番激烈枪战后一个人都没抓到。他还声称从1943年开始，缪勒通过各种方法向希特勒传达斯大林的规劝。不过战后接受审判的盖世太保成员拒绝相信缪勒是苏联间谍的说法，尤其是他的直接上级卡尔登·布隆纳。
二战结束后，缪勒一直下落不明。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直追踪他的下落，可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唯一确定的是1945年4月28日缪勒曾出现在柏林一家军用仓库，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露面。与此相反，苏联方面却忙不迭地一口咬定缪勒已经在巷战中死亡。20世纪50年代后从苏联释放回的一些德国战俘宣称在苏联看到了酷似缪勒的人，他佩带“克格勃”部队的上校军衔。由于有大量盖世太保人员被东德国家安全局留用，所以这些战俘的话格外令人浮想联翩。直到今天，缪勒真实身份和最后结局还是一团迷雾。
五、英国人的无线电游戏与二战版“007”
卡纳里斯和缪勒之所以会引起人们无尽的好奇心，关键原因就是二战期间存在过太多的双重间谍，在这方面最有心得的便是英国的那些老牌特务了。研究英国情报历史的人往往会对一大堆复杂多变的机构名称感到头疼，这个国家的现代情报机构起源自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主要由秘密情报局、军事情报局、保安局和政府通讯总部等机构组成，这些机构组成联合情报委员会，由一位内阁大臣统一协调指挥。
二战期间大出风头的主要是英国 军事情报局，其中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大出风头，以至于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英国就这两个情报部门呢。其实光军事情报局就有19个军情处，其中军情五处成立于1909年，负责英国国内情报工作，职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类同，后来改名为秘密保安局；而军情六处与五处同时成立，负责对外情报工作，职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类同，后来改名为秘密情报局。虽然日后的“007”系列电影让军情五处名扬四海，不过在二战期间还是军情六处的风头更劲。军情六处的斯图尔特·孟席斯将军与早年也干过特务工作的丘吉尔私交很好，所以获得经费支持和高层垂青自然也更胜一筹。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由于孟席斯手眼通天，所以军情五处往往无法得到破译德军密电等最高层的秘密情报，而军情六处在同行交流过程中只肯反馈他们认为与军情五处有关的情报，也使得军情五处抱怨连天。
1938年8月，正是战争迫在眉睫之时。军情六处驻布拉格的间谍负责人汇报说有一个被纳粹驱逐的犹太技术人员查理·莱温斯基打算投靠英国——这个姓氏很有趣，可惜不知道该间谍负责人是否姓克林顿？莱温斯基不是普通人，他在德国的“哑谜”工厂中做工程师，宣称自己能完整复制出哑谜机器。哑谜是德国埃尼格玛密码机的代号，是当时德国 军政部门普遍采用的加密电报编码破译机器，也是同盟国梦寐以求的无价之宝。
莱温斯基的投靠纯属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以至于约翰牛反复猜测这是否是汉斯设下的圈套。不过这馅饼的诱惑性实在太大，孟席斯决定就算有毒也要拼命咬一口。他按照要求支付了1万英镑和英国国籍给莱温斯基，而莱温斯基也不负众望，复制出埃尼格玛密码机的原形。虽然还无法做到直接破译德国密电，但凭借原形机起码在原理上已经摸清了德国人的套路。随后英国密码专家在得到波兰转交的情报基础上，制造出破解埃尼格玛的机械计算机系统“炸弹”，于是德国在英国面前犹如裸体一般毫无遮掩了。虽然此后德国曾几次改变编码装置，更在1942年彻底更新了密码机系统，但凭借从缴获潜艇上获得密码等手段，再加上“炸弹”的不断改进，英国始终控制着主动权。
孟席斯因为“炸弹”爬上了军情局长的宝座，而丘吉尔更是利用这独门绝招先后赢得不列颠空战等决定性胜利。为了严守破译埃尼格玛的秘密，丘吉尔有时宁愿付出惨重代价。例如当考文垂即将被轰炸的情报传来后，丘吉尔拍板决定绝不疏散以免德国惊觉泄密，于是汉斯们一顿炸弹投下来，6万多约翰牛的冤魂上了天堂……唯一一次破例出现在北非战场上，当时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打得英国 军队节节败退，而日军也试图进攻印度与德军呼应。伊朗越来越倾向于加入轴心国开战，眼看要实现德日会师的可怕局面。为此丘吉尔连续按照破译密码摧毁了意大利后勤船队，使得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失去燃料和军火补给，最终在阿拉曼战役一败涂地。孟席斯为此设下一个大骗局，反复用已被德军破译的密码向不存在的意大利统帅部内间发去“贺电”，终于令过分自信的德国人向墨索里尼提出愤怒的指控。
此外，“炸弹”和驻瑞士间谍网的情报还帮助孟席斯派遣突击队破坏了挪威的重水工厂，这是军情六处突击队的最伟大成绩，直接导致希特勒的原子弹之梦破灭，丘吉尔也兴奋地说我们将点燃欧洲。就在孟席斯洋洋得意之际，1944年4月1日的愚人节他收到了盖世太保发自荷兰海牙的贺电：“近两年来，我们收到95次空投支援，计有电台75部，枪械8000支，子弹50万发，炸药3万磅，另有足够开设一家小型银行的50万荷兰盾经费（全部都是真钞）。我们之间的合作如此默契，极有成效。但近期我们感觉你们减少了空投，似乎有甩开我们开设新店的意图。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也绝不勉强，但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
有来无往非礼也，德国方面也在不断破译英国密码，尤其是利用被捕的驻荷兰英国间谍劳斯威尔和道伦诱骗英国方面连续空投，损兵折将。虽然劳斯威尔不断按照约定的暗号在密电中发出警报，甚至趁盖世太保不备直接在密电中发出“被捕！被捕！被捕！”字样，但是军情六处愣没察觉，照样不断把补给和特工人员空投下来！缪勒上演了欧洲版的守株待兔故事，更妙的是这些又聋又瞎的英国“兔子”还偏偏接连不断地撞过来。缪勒的幽默感令孟席斯和军情六处颜面扫地，在利用双重间谍戏弄对手方面他们比军情五处差远了。
负责国内安全的军情五处曾由于“皇家橡树”号事件而声名狼藉，不过在新任局长戴维·皮特里的指挥下，英伦三岛成为反间谍的铜墙铁壁，在二战期间他们一共逮捕了115名德国间谍，在英国本土上没有德国人活动的空间。不仅如此，军情五处的拿手好戏是将德国间谍转为己用。
在英国米德尔赛克斯郡哈姆市拉奇米尔剧场内部有一个军情五处设置的秘密审讯中心，代号是“020营地”。被捕的轴心国间谍都被送到这里审讯，英国人的审讯办法很独特，他们不像盖世太保那样使用酷刑，而是反复采用心理战术摧垮俘虏的精神防线。例如给俘虏看被处死犯人的死亡报告书、剥夺一切供给单独关在不见天日的暗室里、以连续24小时不停的高分贝噪音折磨等，在这种绝境中囚犯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精神折磨远远超过被拷打的痛苦。德国间谍中有不少硬汉，不过没有一个能挺得过去，最后要么自杀，要么变节，要么精神崩溃成为疯子。1940年9月19日伞降在剑桥郡的伍尔夫·施米德在被捕后拒绝合作只求速死，他百般辱骂审讯人员并宣称德军立即就会登陆英国，到时所有的看守都是德军的俘虏。但是经过13天的精神折磨之后，施米德乖乖投降成为双面间谍，代号是“塔特”。还有个叫威廉·罗尔夫的伦敦餐厅老板在被捕后拒绝与军情五处合作，但又忍受不了折磨，最后采取把头部伸进煤气炉中这种骇人听闻的自杀方式了断了。
德国间谍投降后，如何控制这些不可靠的双重间谍就成为对英国国家安全头等重要的事情了。例如在回答德国党卫队或是军事情报局关于“是否应该继续轰炸伦敦还是转而轰炸中部其他目标”之类的提问时，又有哪位审讯官敢于给出这样生死攸关的答案呢？于是丘吉尔出面组成了著名的“双十”委员会，由内阁战争办公室、内务部队总司令部、本土防卫局、空军情报局、空军机场目标伪装局、海军情报局、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等机构共同派遣代表商讨对策。双十委员会的主席是剑桥教授约翰·马斯特曼，他制定了控制双重间谍的原则：英国各机构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充分准备，保证给双重间谍的假情报能够通过德国情报机关的严格审查，否则双重间谍身份一旦被德方怀疑就会立即失去作用。作为控制间谍的主力机构军情五处而言，他们掌握了德国想从英国方面得到的情报的种类和范围，还能获得德方情报并“享受”德国发来的间谍活动经费。而最重要的是军情五处可以按照双十委员会的指示通过双重间谍向德方传递假情报，进行战略战术欺骗。为了防止不死心的双重间谍在发报时动手脚，英国又专门设立了“无线电安全机构”对发报的双重间谍进行严格监听，这个机构还有一项任务就是通过监听查找隐藏在英国境内的未暴露间谍网。
双重间谍为德国制造了不少灾难，其中效果最大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塔特。这位间谍首先利用手头的密码本帮助英国破译部门掌握了德国 军事情报局在埃尼格玛密码机之外的无线电密码，不过军情五处没得到这份果实，它被孟席斯硬生生抢去了。于是军情五处只好在别处打主意，他们指使塔特向德方索要大量活动经费，于是两名倒霉的伞降“送钱人”被军情五处人赃俱获，钱被没收，人被枪毙。最后逼得德国人不得不请求日本驻英大使馆的海军助理武官吉井道教帮忙，这个小个子的日本人在伦敦的一辆公交车上把钱交给塔特。军事情报局如此重视塔特是有原因的，经过军情五处的大扫荡后，他们一共也没几个能在英国活动的间谍了，不巧的是这几个“幸存”的间谍现在都为英国新老板工作。
为了解决英方长期利用塔特骗钱的目的，一个最狡诈的双重间谍被启用了，他就是著名的南斯拉夫花花公子达斯科·波波夫。1940年，波波夫的同学兼密友约翰·杰布森将其招揽到德国 军事情报局工作。波波夫是个大胆而又滑头的“恶棍”，他前脚刚在德国人那里领取了间谍证件，后脚就跑到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主动要求做双重间谍为英国服务！于是军情五处为波波夫起了个代号“三轮车”。富商家庭出身的波波夫在一开始间谍生涯时就暴露出极端好色享乐的特点，军事情报局安排色 情特工诱惑他，结果波波夫将计就计大占便宜以后什么情报都没透露，于是他顺利通过了德国人的“考试”。当塔特的资金供给发生困难的时候，三轮车便挺身而出执行“大富翁计划”：他声称自己认识一个在纽约有户头的犹太富商，所以德国 军事情报局可以把美元存进纽约账户，然后犹太人把相应的英镑支付给塔特。这条安全快捷的资金输送路线被军事情报局大加赞赏，自然送给希特勒报账的金额一点也没减少，中间节省的经费都被军事情报局的人员贪污了。
波波夫在英国发展了两名下线人员，自然全都是军情五处为他安排的。于是大量虚假情报被三轮车运载到汉斯家里，其中有夸大英军海空力量促使希特勒暂停登陆英国的“海狮计划”，为了掩护诺曼底登陆而虚报加莱登陆计划促使德军将防御重点投向错误地点，等等。在此期间军情六处也厚着脸皮多次借助波波夫的力量，但当他们通过破译德国 军事情报局密码得知波波夫已被怀疑的时候，竟然不通知军情五处。1942年波波夫回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会见德国 军事情报局的代表，面对着怀疑自己的德国人，波波夫百般忽悠，竟然使得德国人暂时放下了对自己的怀疑，还给了他2.5万英镑的活动经费和新的情报调查表。此后波波夫把自己的老朋友杰布森也拉下了水，杰布森成为代号为“艺术家”的英国双重间谍。杰布森对英国的重大贡献是他出卖了德国方面的双重间谍科斯勒博士，科斯勒是德国 军事情报局驻布鲁塞尔情报站的高级间谍，他是个为纳粹服务的犹太人，凭借自己的身份轻易取得了英国方面的信任，并在英国境内发展了一个有效的网络。科斯勒间谍网被出卖后，杰布森也没跑得了，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战争结束前夕被杀。二战结束后，波波夫隐居在法国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间谍与反间谍》，一般认为他就是传奇英雄“007”的故事原型。
六、埃德加·胡佛的情报帝国
滑头波波夫的传奇经历很有趣，他与本节的主人公也打过交道：1941年8月，德国 军事情报局派遣波波夫到美国重建刚被联邦调查局破获的间谍网络。这个二五仔自然不会真为第三帝国效力。他通过军情五处与联邦调查局沟通之后，才带着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出现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面前。
德国给波波夫的命令之一是调查珍珠港的防御情况，而可能攻击这个区域的轴心国力量只有日本联合舰队，就这样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计划眼看就要露馅。可惜波波夫改不掉的花花公子做派让美国特务们看不过去，尤其是波波夫用联邦调查局的经费买了跑车和名宅并追求好莱坞女星的举动激怒了胡佛，他先是在波波夫的豪宅里布满监听器，后来干脆在接见波波夫的时候直接命令他滚蛋。
珍珠港事变之后胡佛干脆否认有谁向他提出过警告，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在自传中提到了波波夫，不过他的口气又是另一番模样了：“那个南斯拉夫的花花公子不仅是来刺探我们的原子弹秘密的，还以珍珠港会被袭击为诱饵想让我们提供美国 军备生产的数据，尤其是要知道我们一个月能生产多少飞机，其中有多少会被卖给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想知道我们有多少飞行员在接受训练……不管他是在为谁工作，我都要把他从这个国家踢出去！”
1924年，司法部的年轻律师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没有人能想到他会从此盘踞这个位置48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美国换了8位总统和16位总检察官，只有胡佛始终稳坐钓鱼台。他在暗中操纵美国政坛，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想过搞掉他换上自己人，可是却始终没人敢冒险，因为中央调查局手里有所有政坛人物的丑闻资料。胡佛从13岁起开始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非同一般地繁琐，从自己鞋袜的尺寸到教师上课时说过的俏皮话都被他仔细记录下来，在他从政后这个习惯扩展到记录别人的一举一动，胡佛牢牢抓着别人的小辫子，换来近半个世纪的谄媚和拥戴。他和他的中央调查局共同组成了一个无法撼动的情报帝国，胡佛的反对者形容，在他的时代中美国政权不是在总统手中而是在联邦调查局长手中，这种恐怖的特务统治直到胡佛死于任内才告结束。
胡佛上任前的联邦调查局深陷在腐败无能的丑闻中，在他上任后竭力清除积弊，经过一番改革后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指纹系统和训练有素的间谍队伍。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发生过一些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经过胡佛的努力案件一一侦破。看起来似乎很辉煌，其实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罪犯的斗争中享有其他警察机构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第一，联邦调查局作为全国唯一对外公布有关犯罪活动统计数据的机关，可以人为地夸大联邦调查局在破获绑架案和劫匪案中的战果；第二，联邦调查局可以自由选择打击目标和“全民公敌”。为了稳妥起见，联邦调查局选择的往往是便于追捕、知名度又大的亡命之徒，而不是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样，联邦调查局就可以取得可观的破案率，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这些要素成就了胡佛的名望，当欧洲的战火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授权胡佛肩负起境内反间谍的任务。胡佛说干就干，他重新挑选培训适合反间谍任务的特工，当战争爆发后已经有超过4000名反间谍人员准备就绪了。
胡佛很懂得利用舆论来引导人民支持自己的事业，从1940年开始美国境内的各大报刊和剧院都开始宣传公民的反间谍义务和联邦调查局的伟大业绩。尤其是好莱坞影星弗兰克·洛夫乔伊在宣传影片《这就是你的联邦调查局》中声情并茂地朗诵道：“向你的联邦调查局去寻求国家安全和财产安全，这两大伟业都是用来保护你和你的家人，还有你的祖国！”这句台词是胡佛本人撰写的，如果不是顾及到形象不佳的话，这位局长还会亲自出演影片主角的。
除了宣传工作之外，胡佛还在国内组建庞大的监视网，并极力加强信件检查制度。尤其是对那些与轴心国和共 产 党影响大的国家通信的邮件更是被全部拆开检查，后来发展到检查国际法不允许检查的外交邮件，并且违反美国法律进行大规模的电话窃听、入室搜查和跟踪盯梢。这一切都在罗斯福的默许下进行，很快便产生了巨大效果。1940年正是靠这些手段捣毁了盖世太保在美国的间谍网：联邦调查局特工菲迪亚小姐在一封从纽约寄给柏林海尔格兰德·尤福尔大街1号的弗里德·里克斯先生的信件中看出了端倪。因为这封信件用词谨慎，极具逻辑性，非常不像是散漫的美国人所写。并且有些词汇直接从德语转化而来，所以不会是母语为英语的人所写。于是联邦调查局出动了大批专家试图找出信件的破绽，经过无数尝试后使用碘蒸气熏出了密写内容。这封信是使用药店普遍有售的止疼药水书写的，这种古老的方法在一战前就已经是侦探小说中烂大街的套路了。
原来收信人正是海德里希本人，而寄信人则是盖世太保驻美国间谍头目、德国商人维斯德·里克。当时美德还有外交关系，不能贸然行事。所以联邦调查局出动了专业的色 情间谍伊丽莎白·玛德琳，伊丽莎白用美人计迷惑了维斯德·里克，他在床第之间对情人的炫耀露出了致命的马脚。于是德国间谍网被一网打尽，这才有了波波夫的美国之行。顺便说一句，胡佛本人对色 情事业极为热心，他大力推动了色 情间谍的使用。胡佛本人也是一位拥有无数情妇的老花花公子，并且还有几位“男朋友”，其中最得宠的是局长助理克莱德·托尔逊。此外胡佛是个贪污了大量公款的蛀虫，在抨击波波夫的私生活和挥金如土方面胡佛可没能占据道德制高点。
赶走波波夫后，胡佛磨蹭了很长时间才把情报大致透露给美国陆海军情报部门，对于罗斯福则干脆没有告知。结果当珍珠港被日本人打成一片火海之后，美国 军事情报部门却成了胡佛的替罪羊。万能的联邦调查局巧妙引导舆论导向，使自己逃脱了罪责。从此后，对轴心国情报战成为胡佛的重中之重。美国不仅在国内连续破获了德国—意大利间谍网“布料商”，还顺藤摸瓜一举将德国在南美的情报组织消灭大半。不久后又从邮件检查中发现线索端掉了粗心大意的日本“布娃娃”间谍网。日本海军参谋本部第三部派驻纽约的女间谍以布娃娃商店为据点，秘密搜集美国舰队动向。她以店中常客的姓名和地址作伪装，用密写暗语的方式定期向住在西印度群岛、化名为莫利娜里夫人的间谍作报告。只是由于粗心大意，她把收信人地址的暗语记错，一直将收信人的地址“1414”号错写成“2563”号，导致信件一封封落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手里，最终败露了形迹。除了利用上述案件大吹大擂之外，胡佛还趁机以间谍嫌疑为由开始迫害自己看不惯的著名人士，卓别林和爱因斯坦都成为他的受害者。
纵使联邦调查局再怎样往自己脸上贴金，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日情报战的最大赢家还是美国陆海军的情报部门。日本虽然得到了德国援助的埃尼格玛密码技术，不过他们还是开发了另一套密码技术，美军情报部门称之为“紫色”。破译“紫色”的是美国陆军通信部的陆军信号情报处，而使用密码建功的却是海军飞行员——1943年4月18日美国海军战斗机群凭借破译的日军密码，在太平洋上的布干维尔岛空域一举击落了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本来美国人为了保护破译“紫色”这个绝密情报而很少直接利用翻译过来的电报作战，但是为珍珠港报仇实在是无法阻挡的诱惑。虽然山本报销了，可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开展的迅猛情报战却没有因此哑火，在以后的数年中他们仍然是同盟国情报作战的重要对手。
七、小小岛国的间谍热
据联邦调查局估计，二战前夕在美工作的日本人中至少有3%是日本政府故意安插的间谍人员，数量至少有3500人以上。最危险的是那些在美国出生而拥有公民权的美籍日裔居民，单是在洛杉矶市就有超过700名此类可疑的“潜在间谍分子”。在这些间谍中最出名的是河虎野一，这个日本移民在日俄战争时期移民美国，此后投身于好莱坞的电影事业，曾担任过卓别林的贴身随从——日后这成了胡佛收拾卓别林将其赶出美国的借口。河虎后来得罪了卓别林的妻子被解雇，于是他跑到洛杉矶当律师。趁此机会，这位日本间谍开始发展自己的间谍网，他试图拉拢好莱坞时期的朋友阿尔·布莱克，希望可以从这位退伍老兵那里探听到美国海军的情报。布莱克在得知河虎是日本间谍之后，立即应承了入伙的邀请，接着一转身便跑到海军情报署把河虎给卖了。于是美国海军情报人员扮做被布莱克拉入伙的“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军官，带着伪造的文件与布莱克装模作样地接头，地点正是在夏威夷的珍珠港！这起蹩脚的间谍事件以河虎和他的上司立花致海军少佐一起被捕而告终，日本在美国的最大间谍网络也因此被摧毁。
不过日本人并不死心，经过20年的努力和16万夏威夷日裔居民的配合，珍珠港的一切都被日本帝国摸得门清。在开战前夕负责夏威夷间谍网的日本特务是28岁的吉川猛夫海军少佐，他的重要助手库恩医生则是德国移民。库恩的来头不小，他女儿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情妇。当自视为第三帝国道德楷模的戈培尔偷腥事件东窗事发后，库恩一家被绝情的戈培尔打发到夏威夷避风头，党卫队保安局趁机命令他做潜伏间谍，还将他介绍给日本人使用。吉川把珍珠港中的美国舰队活动规律全部发回本土，不过这个小卒子还不知道他的祖国即将偷袭珍珠港，只是忠实地执行他的主子前田实海军少将的命令。前田实是日本海军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而他的助手之一正是被美国驱逐的立花致。
当珍珠港被袭击之后，吉川猛夫和日本领事馆的全体人员一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这个间谍直到听见爆炸声才开始焚烧文件和密码，结果被美国人从冒烟的浴缸里抢出来不少。而库恩医生则是彻底的外行，他根本不了解“潜伏”是什么意思，竟然跑到屋顶上朝日本领事馆发信号，结果也被立即逮捕。被捕后的库恩医生表现“英勇”，还没等联邦调查局的审讯人员开始威胁，他便将吉川间谍网的全部细节交代得一清二楚。
虽然吉川间谍网报销了，不过他们只是日本帝国情报战的消耗品而已。就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中国内地也早就有日本间谍四处活动的身影了。在盘踞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中掌管情报大权是土肥原贤二陆军大佐。
土肥原是属于日本特高科系统的特务。特高课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隶属于日本内务省。最初，特高课是一个应付国内事变的机构，但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和远东的需要，日本政府开始逐渐转变特高课的职能。比较显著的一个标志是：日本驻外国的使领馆官员在搞情报工作的同时也配合其他间谍情报机构进行谍报活动。
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都设有一个特高课，来负责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特高课的任务有五项：第一项是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第二项是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第三项是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第四项是监视伪高官言行；第五项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除此之外，日本宪兵队也与之配合增设了特高课兼管反间谍业务。
在土肥原网罗的汉奸特务中最有名的是川岛芳子。有“东方魔女”之称的川岛芳子，本名爱新觉罗·显玗，又名东珍、金诚三、金梦芝，日本名则有川岛芳子、川岛良子、川岛良辅等。她是清朝皇室肃亲王善耆的第14位格格，不过在她出生两年后大清朝就垮台了。善耆复辟清朝不成就阴谋策划“满蒙独立”，为此他投靠了黑龙会的干将川岛浪速，还把女儿送给对方做养女。当时显玗只有七岁，善耆为她起了新名字东珍，意思是东洋的珍客。他给川岛写信无耻地说：“将小玩具献君，望君珍爱。”川岛另给小玩具起名为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是在上海成为日本间谍的，这个酷爱打扮成男子的女人在上海四处“猎艳”。她看中了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于是便死缠烂打地求爱。田中虽然也不是什么善类，不过还真被这种方式吓住了。当他最后不得不向对方投降的时候，心里却认为这个热爱日本痛恨祖国的女人是做间谍的好材料。当川岛芳子夸耀自己用色相勾引张学良的副官，协助关东军特务制造了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田中便打定了主意。当土肥原在劝诱溥仪作伪满皇帝碰到麻烦之后，田中便推荐川岛芳子出马。
由于都算是亲戚，所以川岛芳子迅速取得溥仪的信任。这位退位皇帝身边的内奸与土肥原合作上演了一连串闹剧：溥仪先是在自己的床上看到好几条毒蛇，接着又发现两颗手榴弹被混在果篮中被送进家里。接着是匿名警告信和电话骚扰，连溥仪外出喝咖啡都被川岛芳子安排的“伙计”警告说有刺客在四处打听他的行踪。于是在川岛芳子的协助下，溥仪被软硬兼施拉到奉天成了汉奸伪皇帝。
川岛芳子随后回到上海与田中合作雇佣流氓袭击三友实业社，为日军制造侵略借口，他们的诡计导致“一·二八”事变爆发。在战争期间川岛芳子先是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那里套取到国民党政府不敢大打的情况，又通过做英国驻华武官情妇的手段得知西方列强只会口头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于是日军放手大打，最后逼迫抗日热情高涨的十九路军撤出上海。随后川岛芳子又来到伪满洲国就任安国 军总司令，她在率领由土匪流氓组建的伪军讨伐抗日武装的过程中草包本色毕露无遗，也让日本人对她“文武双全”的幻想破灭了。川岛芳子迅速沦为关东军的包袱，被驱赶到北平混日子。
川岛芳子不甘心在北平坐冷板凳，她又通过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蒋介石的红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了线，表示自己愿意做一个中日之间的“桥梁”。作为见面礼，川岛芳子表示愿意交出汪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名单。戴笠早就了解川岛芳子的“丰功伟绩”，感到很有必要拉拢她做双重间谍。于是川岛芳子和戴笠进行了初步接触，军统人员唐贤秋扮做北京大药商行的老板与川岛芳子直接磋商有关事宜。川岛芳子在征得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同意后，将一些非战略性的消息有意透露给戴笠。正当川岛芳子和军统特务眉来眼去、关系暧昧之际，由于国民党与日本军方秘密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川岛芳子便再度被日本军部抛弃了。既然失去了日军的情报来源，军统方面自然也不会再对她多看一眼。
时光流转岁月如梭，此后的川岛芳子迅速沦落为一个纵欲过度而容貌尽毁的黄脸婆。在这一时期她依靠拉拢流氓勒索北平附近的有钱客商谋生，而日本人早已忘掉了这个曾经的得力汉奸。随着日本战败，川岛芳子也被中国 军队逮捕，并于1948年3月25日被枪毙。就在同一年的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巢鸭监狱建于1895年，当时称为警视厅监狱巢鸭支署，两年后改为巢鸭监狱。1922年改称为巢鸭刑务所，专用以关押政 治 犯之用，1937年改名为巢鸭拘置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有不少共 产 党人士被关在这所监狱。就在土肥原被绞死前四年，曾有一位伟大的间谍在此就义，他就是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在日本继续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经营自己的“拉姆扎”谍报网，在此期间他发回了德国进攻苏联的警报，可惜斯大林没有相信。后来他又在莫斯科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刻发回日本采取南进策略不为进攻苏联的报告，使得斯大林放心抽调远东部队支援首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虽然佐尔格是身经百战的老间谍，可还是被日本人抓住了破绽。二战期间的日本是世界上反间谍措施最严密的国家，盖世太保曾以自己拥有30万职业告密者而自豪，要是这数据和日本人的比比，德国佬只能落荒而逃。日本是个全民皆特务的国度，所有国民都有监视揭发的义务。佐尔格这样的外国人出门时，一般至少会有三个来自不同系统的特务进行盯梢。宪兵队和特高科一直严密监视着这位《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动向。最后日本人从佐尔格的日本女友花子身上找到了突破口：石井花子是酒吧女招待，有一次特高科人员搜查她的家时找到一个小巧的打火机，这是她随手从佐尔格那里拿来的。特高科人员拆开打火机后发现那是一台间谍专用的微型照相机，这下佐尔格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由于没有胶卷，所以特高科不能确定佐尔格到底是哪个国家的间谍。可是不久后佐尔格的发报员暴露了，原因是他们雇佣的女仆向警察介绍说自己的主人有半夜起来鼓捣收音机的奇怪爱好。特高科人员立即察觉这是在发报，于是“拉姆扎”小组土崩瓦解，来自数个国家的数十名间谍相继落网。由于主犯之一的尾崎秀实博士是首相近卫文麿的密友兼顾问，所以近卫内阁随之倒台，东条英机继任首相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佐尔格。
被判处死刑的佐尔格在监狱中度过三年的时间，日本政府指望能靠这位高级间谍与苏联达成某种政治交易，哪怕是交换被俘情报人员。不过苏联政府严正声明：“我们不认识理查德·佐尔格这个人，苏联政府从来不向其他国家派遣间谍，此人与我们无关。”于是在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佐尔格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石井花子一直深爱着佐尔格，她终身未嫁守护着爱人的坟墓，后来两人在东京的多磨公墓并肩长眠。1964年，苏联政府打破长达20年的沉默承认佐尔格的身份，并追授他“苏联英雄”称号。
八、苏维埃的剑桥风云
虽然佐尔格牺牲了，不过对于苏联政府来说这并不是特别大的损失。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动用的间谍人数是最庞大的，因为与其他国家喜欢使用双重间谍或诱降敌方人员不同，多疑的苏联领导人们更喜欢直接派遣手下打入敌人内部的做法。苏联人只相信自己发展招募的间谍，在二战中起到重大作用的间谍组织几乎全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被安插好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剑桥五杰”。
1943年5月，希特勒为了打破东西的僵局而策划“堡垒”作战时，斯大林就已经获得了德国人的打算——苏联打入英国的最杰出情报组织“剑桥帮”再立新功，这个间谍网中的苏格兰人凯恩·克奥斯向苏方提供了德军新式装甲武器的性能情报。希特勒视为珍宝的新式武器数据与战术构思都被摆放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上述情报都是德国人通过埃尼格玛“告诉”英国人的，但是小心眼的丘吉尔并不打算同斯大林分享这一成果。不过没关系，既然小气鬼丘吉尔不肯送，斯大林同志也可以自己来拿——苏联情报员凯恩·克奥斯凯可以接触到英国截获的德军电台通讯情报，于是他向苏联提供了这些情报。1937年，凯恩·克奥斯还在大学就读时被苏联间谍机关招募。库尔斯克战役发起前他向俄国人提供了包括德军战役部署和在库尔斯克地区空军基地的详细情报等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德军新式坦克及其运用战术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豹”式坦克、“虎”式坦克改进型、38吨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和“斐迪南”坦克歼击车的详细情报。
库尔斯克会战随即展开，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大决战中，德国精锐的武装党卫队装甲师损失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转折点由此出现了。
1931年，年轻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哈罗德·金·菲尔比到欧洲大陆旅行，非比尔在求学时便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在巴黎他与反法西斯的共产主义组织取得联系，并在奥地利加入了苏联政治保卫局的谍报组织，由此开创了剑桥帮的传奇历史。
当菲尔比返回英国求职时，却由于他曾经参加过同情共产主义的组织而碰壁。于是这位间谍为了完成使命作出了痛苦的转变：他立即断绝与以前的左翼朋友往来，还一头扎进亲纳粹的组织“英德协会”。为了令英国官方坚信他已“痛改前非”，他还与挚爱的妻子离婚，因为菲尔比太太曾经是奥地利共 产 党员。不久后这位剑桥毕业生成为德国大使馆的常客，于是关于他的以前的“赤色危险思想”也就被人淡忘了。当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菲尔比被苏联派往西班牙搜集情报。在那里他得到了弗朗哥的信任，更是落实了他是坚定反 共者的名声。1940年6月，菲尔比在自己的剑桥老同学兼苏联间谍盖伊·伯基斯协助下进入军情六处工作，从此后开始在英国情报界飞黄腾达的历程。
除了前面提到的凯恩·克奥斯凯和菲尔比、伯基斯之外，剑桥帮中还有安东尼·布伦特、吉伊·里德尔和列奥·隆等人，这些间谍各个身居要职，不断将情报送到苏联手中。他们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几个月就作出了预警，可惜与佐尔格一样未被斯大林相信。事实上由于剑桥帮提供的情报过于完美，以至于引起了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的怀疑，忠诚的菲尔比等人被怀疑是军情六处的双重间谍！剑桥帮提交的重要情报没有一份被苏联方面相信，必须得到其他渠道的验证才能使用，这就令苏联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机会。
1942年，菲尔比截获了德国 军事情报局的情报，得知卡纳里斯在西班牙的详细活动行程，于是他向孟席斯将军提议暗杀卡纳里斯。没想到这个计划竟被一口否决，于是菲尔比意识到英国和德国反希特勒地下组织有暧昧的联系。苏联得知这一点后极为恐慌，因为一旦反希特勒分子得手的话，立即会出现一个坚决反苏同时又与西方和解的德国新政权，这就意味着不但苏联要单独承担纳粹德国的巨大军事压力，还有可能出现英国等反 共意识浓厚的西方国家与新德国联手进攻的危险。于是菲尔比接到了破坏这种合作可能性的任务，他利用一切机会贬低反希特勒组织的能力与动机，并且反复提及“维尼罗行动”等英国情报机关吃亏上当的先例。于是军情六处在反复犹豫中眼睁睁看着卡纳里斯和“黑色乐队”倒台毁灭，在某种意义上苏联充当了希特勒的“保护伞”。1944年菲尔比升任反间谍科科长，在这个职务上他一干就是11年。凭着职务的方便，菲尔比庇护着剑桥帮成员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此过程中他的领导组织已经改名为克格勃，克格勃不断抛出一些被抛弃的无用间谍做牺牲品，好让菲尔比能够以卓越的“反间谍”成绩留在岗位上。
在担任对苏情报处处长期间，菲尔比最杰出的贡献便是将英美联合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反 共分子的计划泄漏给苏联。当英国情报人员秘密潜入阿尔巴尼亚时，被早已张网守在那里的阿尔巴尼亚人逮了个正着，很多情报人员被杀和被捕。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英国情报局从1951年起开始怀疑菲尔比的身份，但是他们花了十年时间也无法证明菲尔比是一个双重间谍，所能做的只是将其从情报系统调到外交部门再予以解雇。菲尔比以《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周刊记者的身份到贝鲁特工作，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直到1962年，克格勃间谍乔治·布莱克在英国落网后终于使得菲尔比暴露。精明过人的菲尔比嗅出了暗藏的危险，1963年1月23日，菲尔比在赴晚宴途中，成功地摆脱了跟踪他的特工人员，然后乔装成一个阿拉伯人，步行300英里穿过叙利亚抵达土耳其再进入苏联境内。1963年7月，菲尔比在莫斯科露面，苏联授予他列宁勋章。菲尔比到达苏联五年后，于1968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我的无声战争》，讲述了自己身为双重间谍传奇的一生。1988年，这位剑桥帮的领袖在苏联去世。三年之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苏联轰然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