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科学总结，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学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马克思主义何时介绍到中国？怎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震动，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怎样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起来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如林则徐和他的好朋友魏源。他们主张以“船坚炮利”来抵抗侵略者。然而，他们的主张是腐朽的清政府不能接受的，林则徐只落得受排挤的下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防范外国侵略者和镇压农民革命，开始了“办洋务”的热潮，洋务派承认西洋人的“船坚炮利”，必须向洋人学习。他们表面上标榜“自强新政”，但从未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过自强的事实，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彻底破产。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了“救亡图存”，也都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他们所学习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是因为它采取了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要富强，必须以日本作为榜样。1901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校、派留学生，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其人数逐年增加。如留学生1900年不超过七八十人，至1905年竟增加到八千人左右。毛泽东同志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当时，中国留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两个地方是东京和上海。1903年前后，他们掀起了一个办刊物的热潮，两三年内出现政治性刊物近二十种。他们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为中心，广泛地介绍和传播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各种新思潮。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也都被当做一种新思潮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名字，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中节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书》时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文中提到以“百工领袖，着名者，英人马客仕也”（按：即马克思，李氏初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同年4月，他又在《万国公报》中提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思，主于资本者也。”这里并没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内容。
1902年9月，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也提到马克思的名字——“麦喀士”，下注：“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并引颉德的话：“麦克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此后，改良派在《廿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称赞社会主义是“将来世界上最高尚美妙之主义。”在《廿世纪之新主义》一文，又指出这个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达到目的的办法是“变资本家专横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
这些文章在中国的报刊上第一次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介绍给中国人民，并粗略地片断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但是不系统，不科学，它们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是作为介绍西方各政治学派中的一种”新思潮“而介绍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虽美好，但不能实现，特别在中国不能实行，因为中国太落后。梁启超说：“圆满之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犹未必能行之。”这就清楚地说明改良派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主观上并不是要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只能实行改良主义。但尽管如此，我认为梁启超不失为我国最早粗略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人。
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东京创办的《浙江潮》第六期发表了“大陆之民”所写的《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一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之额日众，社会之幸福日薄，百实业骤兴，而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不平等现象。称赞由于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而引起的工人罢工运动。并预言：“吾视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向中国人民介绍社会主义的开始。《浙江潮》第八期发表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一文，介绍了埋哈司（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要点，提到了废除私有制和相续制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之福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此外，《江苏》第五期在《国民新灵魂》一文中称颂“铲平阶级”的社会革命，赞美“共产均贫富之说”。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用笔名“蛰伸”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及简单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这是中国人直接介绍《共产党宣言》最早的文章。文章说：“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即有历史以来到今天，所谓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他还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解释为“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指出：“前乎马克思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其能言其毒害之由来，与诸所以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之空想……夫马尔克之为《共产党宣言》也，异于是。”这就初步地辨识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此外朱执信还发表过《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从社会主义论铁道国有及中国铁道之官办私办》等等。朱执信同情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但他并不信仰、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解释是错误的。由于他是早期较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起过前驱者的作用的。
此外，革命派廖仲恺也曾译过英国学者柏聿氏的《社会主义手册》中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宋教仁译过日本片山潜等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中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共产国际活动的历史。
中国人在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日本人曾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日本最早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在1898年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成立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社会主义协会”。1902年至1907年期间，社会主义在日本得到了初步的传播，一大批有关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相继出现，中国的爱国志士以探索、追求真理的激情，很快地就把这批文章翻译介绍给中国人民。如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长广舌》一书；1903年广智书局出版福井准造撰、周子高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撰、周子高译的《社会主义》；文明书局出版村井知至撰、侯太绾译的《社会主义》；《浙江潮》编辑部所出版幸德秋水、中国达识译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新世界学报》连载的久松义典着、杜士珍译撰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在这些译文中，特别是《社会主义神髓》，基本上是依据《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写成。《近世社会主义》是日本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各国社会主义概况的综合性着作。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介绍了第一国际的历史，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称赞不止，认为是一代之大着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服膺之经典。热烈称颂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然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并说：“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据，以攻击现社会，以反对现制度，而创立新社会，以唱道于天下，舍加陆马科斯（按：即马克思）其人者，其谁与归？”转引自姜义华：《我国何时介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译着》。这一批早期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译文，打开了中国人民的眼界，给中国思想界以重大的影响。
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为了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在20世纪初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时，也曾从不同的角度介绍过社会主义。1907年《天仪报》第四期刊有申叔作的《社会主义学说发达考》，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源流作过粗略的介绍。1908年《天仪报》第十五期，民鸣曾译载了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的序言。译文后附有编者按语说：“案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入此门。”“资产者与无产者”，后面附有一段编者按语：“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界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说明《宣言》的重要性。必须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他们歪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其介绍也是不自觉的。
从以上可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到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确确实实在中国提到过或介绍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当中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早期传播，对中国人接触社会主义学说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当时日本一大批宣传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也都被及时地翻译介绍给了中国人民，在中国思想界起过一定的作用。尽管各种介绍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从各自的政治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解释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不少错误的解释，但在客观上他们确实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
二
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疯狂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闯入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界，不可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
吴玉章同志在回忆录中说，他是在1903年通过阅读《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李大钊也是20世纪初在日本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后，他受到了事实上的启示，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后，他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痼疾，产生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情。他们赞美社会主义“将以增人间之福祉而消除其厄难”，承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列宁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下，产生“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痼疾，“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96年至1897年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博览群书，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着作，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便设想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就预防资本主义的垄断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所谓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报〉发刊词》。的主张。孙中山的这种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由于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就使他在后来处于彷徨和绝望之中的时候，能够毅然地、勇敢地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并坚决地排除了国民党右派对他的阻挠，毅然改组了国民党，使其成为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政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并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廿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介绍，对于消除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曾起过一定的作用。1903年广智书局出版日本福井准造撰、周子高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文的新书广告中说：“本书关系中国前途有二端：一为中国后日进于文明，则工业之发达不可限量，而劳动者之问题大难解释，此书言欧美各国劳动问题之解释最详，可为他日之鉴法；一为中国之组织党派者，当此幼稚时代，宗旨混淆，目的纷杂，每每误入于歧途，而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尤在疑似之间，易淆耳目，如社会党本世界所欢迎，而无政府党乃世界所嫌恶，混而一之，贻祸匪浅。是书晰之最详，俾言党派者知有所择。”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无政府主义思潮未能在中国产生大的影响，以致在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时遭到了完全的破产。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给先进的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使他们知道，世界上除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学说外，还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给爱国志士们以理论的启示和革命的激情。它为后来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客观的历史功绩，今天应该事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
既然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介绍到中国来，那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付诸实践呢？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未得到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小，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人，毕竟也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本身就不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还不具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不能付诸实践的。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结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在战争中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更多的怀疑。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爱国志士救国救民的目的为什么达不到？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真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求答案。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奴役的中国人民获得了新的希望。尤其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到了事实上的启示，看到了决定人类命运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1915年的“五四”运动，特别是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伟大力量，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革命观点的中国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威力，起来学习、宣传、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桥梁。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革命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第一个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向中国人民介绍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中国人民指了新的斗争方向。他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出这三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论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对于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志宣言》中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主张“民众运动”、“社会改造”。这期间陈独秀先后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劳动者的觉悟》等文章和演讲，通俗地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指出只有做工的人是社会的“台柱子”。尽管陈独秀往往用民主主义解释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缺乏完整的了解，但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有很大影响的。1920年，上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许多刊物也都陆续刊载了一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恩、列的一些论着，以及介绍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和材料，使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潮流。许多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等，1918年到1920年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进行了广泛的革命活动和社会主义宣传，先后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正是这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分子的积极活动，才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并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它在中国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扩大，并且逐步地引导人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之后又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攻击宣传用马克思主义来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是“空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他反对用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问题作根本的解决，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主张只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反对派戴季陶鼓吹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免“社会共产主义在无知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发生出动乱来”，企图把工人运动引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
对于这些反动言论，共产主义者给予了应有的痛击。李大钊在同年8月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深刻地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世界文化的大变动，要研究问题就离不开主义和方法，社会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这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方法来改变社会经济基础，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旧制度。李大钊对胡适的批判，代表了当时共产主义者革命的坚定立场。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者公开分裂。这次斗争，有力地反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败下阵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无比生命力，更说明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和形形色色的各种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诞生了。从此，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历了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马克思主义这颗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革命种子，经历了曲折的途径，终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