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谕旨，近百名幼童“凄然回国”，往日熙熙攘攘的出洋肄业局人去楼空。晚清第四任驻美公使崔国因在出使日记中，记载了容闳向第二任驻美公使郑藻如移交肄业局时的一份公文。移交时，把局内的物品一一列出清单，附上七箱洋文账单，还有留守人员的开支单据都一并移交。崔国因看后，深深为之感动，认为容闳的移文可谓光明正大。崔国因的日记是这样记述：
十四日，晴。十月吴编修嘉善移容副使文：照得出洋驻美肄业局各学生业已奉文收局，惟局屋系贵大臣与前在事诸人议建，现惟有仍由贵大臣暂行派人看管，或留或变价归公，亦应统由贵大臣酌定办理。其局中器用各件，亦一并列簿照交，希即查收。又贵大臣原交洋字账单七箱，带回无人认识，应仍检出移交，以便查校。又交来单据：工匠估开约须修理银一千二百元，翻译核开洋明年通年地税银二百七十二元，又明年通年保险一百五十元，看管工人二名，至明年洋六月底止，薪工银共四百六十元，煤炭水火一百四十元，俱明年洋六月底止。如数备具银两，同局屋一所，局中器用账簿一本，原来洋账七箱，统移贵大臣查收，并希即赐收到公文，见复施行。［郑（藻如）任案］因（崔国因）按：此移文可谓光明正大，一相形间，而贤否见焉。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刘发清、胡贯中点注，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1页。
据《万国公报》报道，留美学生分三批回华，第一批二十名，第二批二十五名，第三批四十余人。 《学徒回华》，载《万国公报》合订本第14册，第8464-8465页。当学生到达旧金山准备启程返国时，旧金山的记者采访了他们，问：“在美与在中国孰佳？”答：“我辈万里远游，久离家乡，自以急回本国为佳。”又问：“中美两国服用孰美？”答：“中国服用亦胜于美国。”记者考他们所读之书，“均能一一应对”。作者非常感叹，“远涉重洋，不忘本国，亦佳子弟也”。 《学徒可嘉》，载《万国公报》合订本第14册，第8483页。
留学事业中途受挫，使那些积极主张广开渠道培养人才的洋务派们痛心疾首，王韬就是其中一个。他对幼童赴美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仿行西法，是“以其所长，夺其所恃”；而“出洋肄业幼童百二十人，往学于美。骎骎乎日盛一日焉”。但是，他深深明白，这些仿效西法的举措，其道路是不平坦的，欲速而不达，他更害怕“始勤终怠”，甚至有始无终，因为他看到中国的阻力实在太大。这些阻力“几于盈廷皆是”，致使留学事业这一新生事物半途而废。他在《洋务》一文中写道：
顾事求其渐精，而道无贵乎欲速，安知后日之遽不如西人哉？而我特虑其始勤终怠，畏难苟安，至于异日，或以无益而罢，或以经费不足而裁，盖在乎当轴者之转移推变耳。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者，几于盈廷皆是。或惧其难以持久者，此也。 王韬：《弢园文新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页。
爱国诗人黄遵宪对留美学生被遣回感触尤深，他作五言长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表达了一代有识之士对人才的看法和对召回留美学生的愤慨，以及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诗云：
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当其未遣时，西人书交驰。总统格兰脱，校长某何谁。愿言华学生，留为国光辉。此来学日浅，难言成与亏。颇有聪颖士，利锥非钝槌。忽然筵席撤，何异鞶带褫。……矧今学兴废，尤关国盛衰。十年教训力，百年富强基。奈何听儿戏，所遣皆卑微。部娄难为高，混沌强画眉。坐令远大图，怀以意气私。牵牛罚太重，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13-114页。
中国派遣学生赴美学习这一段历史，在中国文化发展史和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正如一位学者说：“这次留美论其目标不为不当，论其办法不为不全，论其计划不为不周。” 翟立鹤：《清末留学教育》，台北：三民书店1973年版，第153页。虽然留学生全部撤回，但历史绝不会倒退到幼童出国之前。学生学习的进度已按留学计划的初衷有序地进行，假以时日，一批新型的人才将会在中国建设事业上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中途撤回使该计划无法完善。学生在美国长则九年，短则五年多，他们已学有所长，还有一些已上大学或学有专长。尽管有人疏忽中学，甚至有人入教，但学习西学，学西人之长技，成为“主流”和“大势”。这批学有所成的学生回国后，顶住各方压力，把所学报效祖国，在各岗位上发光发热。这种知识力量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这批留学生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的贡献，已成为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一，第一批留美学生是中国社会发展，乃至走向世界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
其实，学生们的思想西化，加入基督教，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等等，仅仅是赴美留学的副产品。赴美留学终极的目的是学西人之所长，学中国所没有所缺乏的西学。在这方面，学生学得怎样？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批留美学生回国后顶住各种压力在各行各业上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国建设不可多得的人才。据李鸿章在奏稿中说，早期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未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外，其余九十四名，有二十三名分配到船政局、上海机器局，二十一名在电局学传电报，其余五十名分配到天津，由天津海关道安排在天津水师、水雷、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部门工作。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第167页。这批学生经过多年坚韧不拔的奋斗，以其忠贞美德和爱国心为祖国效劳。数十年后，这批学生大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据统计，这批留美学生，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三十人，其中工矿负责人九人，工程师六人，铁路局长三人；从事教育事业者五人，其中大学校长二人；从事外交、行政者二十四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十二人，外交次长、公使二人，外交总长一人，内阁总理一人；从事商业者七人；加入海军者二十人，其中海军将领十四人。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76页。他们在工厂、矿山、铁路、航运、电报、电话、银行等部门工作都做出重大贡献，出现不少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和技术骨干，是我国近代第一代科学技术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矿山，著名的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涉足于祖国各地的山川河流找寻煤矿，他发现湘潭煤矿，又绘制了《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矿冶专家、开平煤矿工程师吴仰曾，一心扑在矿冶事业上，在本职工作中“粉碎了帝俄掠夺中国矿产的阴谋诡计”。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第36卷第6期。从事电话、电报事业的留学生，他们亲自组建上海、天津、湖北、福州等地的电报、电话局，成了这一事业的开拓者。如朱宝奎回国后，出任国家电报局局长，后升任交通部副部长。梁金荣是江西电报局的开荒者。程大业建立了从北京到内蒙古的电报线。在近代铁路建筑中，不少留学生参与了京沈、京张、京汉、津浦、沪宁、粤汉等铁路的修筑，他们在铁路战线上担任总办、总经理、董事、总工程师。詹天佑是其中典型代表。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雪菲尔学院铁路工程专业，回国后几经周折，八年后才转回本行。他在不依靠外国人的情况下，采用科学方法，自己设计、勘察、建造了京张铁路，成为世界闻名的铁路工程师，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已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又说，“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是全体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第3期。这表达了詹天佑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铁路事业献身的爱国热忱。1905年，孙中山在美国东部召集中国留学生演讲时，特别提到早期留美学生詹天佑。他要求留美学生“应都像詹氏一样，学成后为国效力”。 凌鸿勋：《百年来中国铁路一明星詹天佑》，台北，《传记文学》，第4卷第4期。
也有不少留美学生归国后在教育事业上忘我耕耘，为培养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任清华学堂校长的唐国安，热心于留美教育事业，为清末民初大批青年赴美留学做了大量的工作。蔡绍基出任天津大学校长。林联辉在北洋医学堂取得好成绩，后升任北洋医院院长，在医学事业上有较大的进展。周长龄和方伯樑具体筹建了唐山路矿学堂，培养出一批中国早期的铁路工程师。
早期留美学生中还有一些成为外交界、政界的风云人物。如梁敦彦、吴仲贤、陈佩瑚、温秉志、唐绍仪、梁诚、刘玉麟等十六人都在近代中国显赫一时。梁敦彦于1908年任外交总长，后任驻欧美公使。梁诚先后曾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和德国等公使，他任驻美公使期间，向美国政府交涉退还超额部分的庚子赔款，促成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与美国合兴公司交涉赎回兴筑粤汉铁路的权益。梁诚所取得的成绩为世人瞩目和赞赏，他还积极维护侨胞的利益，并利用国际法维护国体的尊严，树立了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形象。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第309-343页。又如，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时，派充武巡捕兼候补翻译王凤阶，就是早期随陈兰彬出国学习的幼童，英文英语皆能精熟，又在天津水师学堂当教习八年。可惜的是，当到达巴黎时，因途中染病医治无效而去世。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曾任驻朝鲜领事、日本横滨总领事及墨西哥代办的吴仲贤，他在任墨西哥代办时，保护华工利益，经交涉索回108名死亡华工的赔偿金。唐绍仪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反对日本侵朝侵华努力交涉。1906年，唐又以清政府全权大臣身份，与英国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粉碎了英国侵占西藏的阴谋，捍卫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后来，他又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成为民国史上重要的外交人物。
分配到海军部门工作的留学生为抵抗列强的侵略，为保卫海防竭尽全力，甚至牺牲其宝贵生命。在中法马尾海战中，几个留美学生英勇战斗，打得很顽强，最后薛有福、杨兆楠、黄季良、邝泳钟等人英勇战死。美国驻华公使1884年致函美国国务卿时，称这几位留学生的“英勇表现是最引人瞩目的”。 高宗鲁译著：《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年版，第100页。美国驻华公使还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希望中国政府建立永久性的留学制度，派更多留学生出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留学生冲锋陷阵，最后壮烈牺牲的有宋文翙、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他们的顽强战斗精神，赢得了当时中外舆论一致赞佩。李鸿章在上清廷的奏折中称陈金揆等“争先猛进，死事最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第二，开留学教育的先河。
经历挫折的留美教育虽然给后人留下许多遗憾和教训，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仍然无法抹掉其深远的影响。这一非凡的创举，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开创了中国近代选派留学生的先河。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留学风气已开，在近代中国逐渐形成的留学潮流，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自此以后，中国留美学习的人数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完善。除了赴美留学外，还相继选派学生赴欧洲学习制造与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矿学、化学以及交涉公法等。由于目的明确、基础扎实、年龄合适、规定严格，也取得很大成绩。这是风气既开的明证，正如李鸿章所说：“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1885年，清政府对这批留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考其所学，其结果：“均能融会贯通，各有心得”，“密速无误”，“造诣有得，足供任使”。支持派遣留学生的李鸿章更是十分满意，称幼童“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风气初开，粗有成效”。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第167-168页。 留美学生在社会上，“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正因为留学教育“粗有成效”，社会开始承认留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也使政府有关部门，增强派遣留学生，造就社会建设人才的信心。
以它为开端，留学教育由此继往开来，激发了成千上万学子的留学热潮。从1872年首批留美学生派遣，两年后，中国向法国派出留学生；五年后，又分别向德国、英国、法国派出留学生；1896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表明留学生的派遣并没有中断。留美教育也由原来的官派形式向民间自费赴美留学转换。到了20世纪初，留美热潮再度兴起，掀动了全国青年学子上进心，成为有志青年走向世界的潮流，这种向外国寻求真理潮流的出现，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了环境，也为中国人才培养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首批留美学生的派遣，也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留美学生成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进的媒介。他们带回的是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美国精神和美国人思想中积极因素，对于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些留学生还把中国优秀文化介绍到美国。如蔡廷干曾用英文撰写《唐诗英韵》，1930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他晚年写的研究老子的著作《老解老》一书，在美国也颇有影响。第一次官费留美学生第四批赴美幼童的带队人和翻译邝其照。他是我国早期对英语最有研究的第一人。1875年11月，他率领学生到美国后，刻苦钻研，编写了一部《英文成语例解词典》，于1881年在纽约出版。出版后不久就被日本人田藤之助译成日文，后来又被伍光建译成中文，以《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辞典》的书名，于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印务总局还出版过邝其照编写的《英语汇腋》共三集，这是中国人编的第一部英语读本。 汪家熔：《清末至解放初的英汉词典》，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中国人编的第一部英语词典，就是邝其照编的《华英字典》。这是一部英汉词典，是当时“攘夷尊华”思想的反映。这部词典的单词排列以字母表为序，与现今双语词典是相同的。虽然该词典收词只有二万条，但其开创性作用不可忽视。商务印书馆建立不久，于1899年底出版了第一部英汉词典，称《商务书馆华英字典》，该词典正是邝其照的《华英字典》的修订和增补本，它是由商务印书馆聘请留学美国的颜惠庆修订增补至四万词。
第三，为中国留学教育制度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和留下思考的空间。
在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派出官费学生的是留美幼童的派遣，它的正反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留美学生回国后，社会上还议论纷纷，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才的问题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中国不能再封闭下去，中国要发展必然要派学生走出去，学习外国的经验，已逐步有了共识。倒是学生出国留学的年龄问题，出国前要达到何种中文程度，政府该花多少经费才合适等等，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直到现在，中国在留学教育制度改革中，上述问题仍然纳入人们的思考范围内。
曾经是留美学生的潘光旦1926年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后之〈季报〉与留美学生》 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19页。文章，提到中国的留学问题。他认为中国没有留学政策，他说：“中国送留学生出洋，向来是没有政策的。国内当某时期需要何种人才最亟，何种次之，何种又次之；从未见有何等相当的讨论。”而留学方策，关键是留学生资格问题。潘光旦写道：“所谓留学方策问题其实就是广义的留学生资格问题。平常听留学生谈论及此，总逃不出下列的几桩。第一是年龄及程度。历年来不时有在美国中学校读起的留学生。结果，不啻为美国多造了若干归化的公民，于本国社会毫无实利。大多数来美后直接入大学，但三五年后，名为大学毕业了，实则普通知识既不可谓多，而其学力更不足以专一艺或进而自营研究工作。……自然引起两个问题：（1）留学生来美时应具何种程度？（2）来美后应学习到何种程度，然后归国？都是很可以讨论的。第二是专门科目的选习。留学事业本来是一桩绝不经济的事业，所以就有人主张，除非设备上在本国一时万不能完美的学科，例如各种工程及纯粹的试验科学等，最好不必出洋学习。此说果有多少见地，也很可以研究。第三是留学生的智力与造诣的可能程度。”潘光旦拿日本与中国比较，认为日本比中国做得更好。他说：“日本派遣留学生，在政府方面，既有相当的督察；所以日本人在欧美留学的大率年龄比较成熟，专事研究工作或实习的人相对的较中国学生为多；所以日本多派一个留学生，本国社会即多收一分实惠。”因此，他觉得既然日本比中国要胜一筹，我们应该向日本引来作参考。
对于当年幼童赴美这段历史，当代有学者认为其正面和负面的经验都应认真总结，因为它影响到当今的留学教育。诚如梁伯华教授所说：“深一层看，‘留美幼童’这个计划无论在安排上、出洋前的准备工夫上、年龄的选择上，甚至容闳在美国对‘幼童’的教育方法上等，都存在极大的问题，亟待学者们深入检讨，并做全面性的批评，则‘留美幼童’的经历，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当能更清楚让后人知道。现今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前人的经验，实在可以作后人之师。” 梁伯华：《近代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文化、外交与历史的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派遣留学生走出国门，求知识于世界，这是行之有效的培养人才的措施。总结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说：
近来因为留学生有许多不满人意的事实示人，社会对于留学生的观感大变，责难日多，激烈者并以为留学教育足以亡国，因而将留学之贡献亦一笔抹杀。实则留学生也和其他学校学生一样，有卖国者、也有救国者，对于学术文化有摧毁者，也有贡献者，不过就其总和之数是说，瑜不掩瑕，遂致一般人不重视其优点而责难其劣点。我们却当分别观察之。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1页。
就早期留美学生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他们多数是有作为的，是爱国的，是有功于民族的杰出人士。
古巴位于南北美洲之冲，海地之西，离美国不远，原是西班牙（旧译日斯巴尼亚，又称日国）的属地。自咸丰年间以来，“闽粤匪徒拐诱本地良民数万人，贩卖至该岛佣当苦工，种种苛虐，殆非人理”。 黎庶昌著：《西洋杂志》，喻岳衡、朱心远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由此古巴华工逐渐增多，受到非人待遇。同治十三年（1874），陈兰彬奉命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情形。调查后又应召回国，协助总理衙门大臣与西班牙议订《古巴华工章程》。光绪元年（1875）底，朝廷委任陈兰彬为驻美、日（西班牙）、秘（鲁）大臣。光绪三年（1877），中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古巴华工章程》。光绪五年（1879年4月），陈兰彬以驻日公使身份前往西班牙递交国书，随后在古巴哈瓦那建立古巴领事馆。陈兰彬抱着“为力之所能为，尽心之所能尽”的态度去完成古巴的使命。陈兰彬在古巴的一系列活动，集中在保护海外华人这一中心，他的活动反映了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重视，对海外华人政策的逐步改变。早期古巴华人史与陈兰彬的名字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