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策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出于对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变化的担忧，早期的家庭政策研究通常与人口政策研究联系在一起。格拉斯列举了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人口政策与人口流动方面的事例。他指出，虽然生育率下降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普遍关注，但各国却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与德国采取了明确鼓励生育的政策，如实行现金奖励和限制避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并实行了相对自由的计划生育政策；英国在这一时期没有采取任何鼓励生育率的措施。格拉斯的著作是现代学术史上对家庭政策进行比较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虽然他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家庭政策等同于人口政策，但他对人口政策的类别、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的探索却为后来的家庭政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家庭政策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比尔森（Berelson）在1974年出版的《发达国家的人口政策》以及卡麦门（Kamerman）与科汉（Kahn）在1978年出版的《十四个国家的政府与家庭》至今仍是家庭政策研究的经典著作。这两部著作通过具体案例，揭示了某些国家人口与家庭政策发展的重要途径。比尔森指出了支持家庭的政策措施，如现金津贴、服务提供以及假期安排等措施的重要性。他们根据政策的目标、动机、相关制度及工具的不同，将这些国家的家庭政策分为三种类型：明确而广泛的家庭政策（如法国、挪威与瑞典）；明确但重点更为集中的家庭政策（如奥地利、丹麦、德国与芬兰）；含蓄而勉强的家庭政策（如加拿大、英国与美国）。卡麦门与科汉不仅提供了很多有关这些国家家庭政策的重要信息，而且正确地指出了在进行跨国分析时所面临的障碍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科学的理性探索为后来学者的家庭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家庭政策研究的学术著作大量出现。如1980年出版的《家庭政策的政治学与计划：美国与欧洲视角》、2000年出版的《探索欧洲社会政策》。Geyer，R。R。（2000），Exploring European Social Policy，Cambridge：Polity Press。此外，关于个别欧盟成员国家庭政策的文章和会议论文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这些文献大多采取了以下四种理论视角：
第一种，工业主义逻辑视角。它采用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方法来观察家庭政策的扩展。这种视角强调人口与经济决定因素在家庭政策的普遍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随着福利国家的人口深度老龄化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福利国家的财政预算与经济增长前景都面临严重的长期威胁。出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需要，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以提高生育率就被视作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这就要求在现金或税收方面采取慷慨的转移分配措施。另一方面，工业化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和财政收入总量削减。为了实现收支平衡，政府不得不考虑削减包括带薪亲职假在内的社会开支。与此同时，在高失业率的推动下，某些决策者将实行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割的家庭政策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方式。通过实行儿童照料假津贴、扩展婚姻补助金等措施使母亲或多或少地恢复家庭主妇的角色，从而为男性工人留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些政策措施改变了家庭成员的工作动机、家庭收入和家庭结构。这种视角同时认为，虽然人口与经济因素是家庭政策计划扩张的必要前提，但在高度工业化的福利国家中，家庭政策对前者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维持经济发展和稳定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
第二种，权力资源视角。它采用阶级理论来考察家庭政策的变化。
第三种，国家中心视角。它重点考察政府官员与利益组织在家庭政策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视角始终将政治力量放在分析的中心位置，认为围绕家庭政策的建构与发展，政府与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种经济利益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公民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塑造和改变着国家政治力量的政策构想和决策框架。但国家政治力量没有被动地接受后者所施加的决策压力，而是掌握了决定后者发挥其实际效力的工具和途径。国家宪法结构所产生的强制力以及经济利益组织与社会组织所发挥的影响力，共同推动了家庭政策及其机构的变革。这种视角同时认为，家庭政策和家庭变化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比如，家庭结构的改变就可能对政治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法国学者托德（Todd）对1500～1990年间西欧意识形态体系的多样性与传统家庭结构的不平衡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她认为，家庭结构本身并不能决定政治领域的价值观，至多只是造成西欧各国政治文化差异的因素之一而已。
第四种，性别理论视角。它主要考察性别动机在家庭政策中的重要地位。这种视角认为，家庭政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对实现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的追求。因此，家庭政策发展的现状同性别平等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早期持性别理论视角的学者多从女性角度来研究家庭政策的动力，通常将研究重心放在考察家庭政策安排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之间的联系上。
在这些学者运用性别理论视角对家庭政策的内容、动力和性质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后期的学者更多采用新方法或新角度对此进行了探索，从而使性别理论视角的家庭政策研究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局面。有的学者从制度角度出发，重点考察妇女机构、组织或部门对家庭政策施加的影响。还有的学者尝试将性别视角与权力资源视角相结合，认为妇女政治力量的上升是家庭政策发展的动因之一。他们认为妇女行动能力的增强，不仅表现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提高，而且表现在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左翼政党力量的增强。妇女在解放自身的目标上与左翼政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这种政治联盟在家庭政策的扩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超越单纯的女性视角转而从男性视角出发对家庭政策进行分析。他们宣称，家庭政策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出于对妇女利益的重视而是源于以阶级为基础的男性利益的扩张。
总的说来，这些持不同视角的家庭政策研究大多指出了欧盟成员国家庭政策之间的差别，并对其家庭政策的影响和类型进行了总结。多数学者还对家庭政策的功能进行了研究，并对此达成了共识：实行资源再分配、鼓励生育与促进性别平等。在对国家、地区、家庭三位一体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为，家庭政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行为及意识形态，但家庭内部的互动、家庭成员个人与外界的互动却比家庭整体与外界的互动更为活跃、影响也更为明显。
虽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时间较早、研究范围较广，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这使人们难以对欧盟层面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形成一个脉络清晰的整体印象；现有的研究多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研究，缺乏对欧盟层面家庭政策的系统考察，而且有些关于欧盟层面家庭政策的史料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和整理，因此，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现有的研究还缺乏对阻碍欧盟层面家庭政策动力机制的分析，也很少涉及其发展存在何种内在矛盾以及应该如何解决等问题。
与西方蓬勃兴起的家庭政策研究相比，我国国内的家庭政策研究相对滞后，研究的数量较少，研究的层次与深度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在研究文献上，以“家庭政策”为名的论文，仅有《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一文。该文只是对家庭政策的必要性和家庭福利的种类进行了简略介绍，还没有深入到家庭政策的概念界定、形成过程、主要功能和决策机制等问题。如果将搜索范围扩大为与家庭问题有关的社会政策，中国学者的成果就比较多了，如反家庭暴力问题、女权主义对家庭的影响、家庭服务和儿童福利、经济繁荣与家庭变化的关系、工业化与家庭制度变化等方面都有较多的学术论文。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出版研究家庭政策的专著。即使涉及家庭政策的著作，也多是介绍西方或某个欧洲国家家庭史的译作，或是涉及相关地区或某个欧洲国家社会政策的专著。总的看来，这些文献多集中于个别欧盟成员国某方面的社会政策，而对家庭政策本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细致，这导致其在理论分析的深度与经验总结的广度上还有欠缺。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与国外学术界交往的密切，我国的家庭政策研究逐渐具备了一个有利的后发优势：即可以及时地借鉴国外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样，一则可以避免研究上的误区和重复；二则可以加速知识更新与思维创新的步伐。因此，我国国内的家庭政策研究，在某些方面能保持与国外研究基本同步的发展势头。如对失业者家庭的研究，就不仅仅停留于分析失业者家庭的形成原因、讨论失业产生的社会后果，而是更深入地分析失业者是否更加容易处于单身或独居的不利境遇？失业者的配偶是否也会失业，即失业是否有在家庭内部集中的现象？失业是如何导致失业者与家庭的疏离以及他与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的疏离？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家庭与社会、家庭与经济、家庭与政治等互动关系的深度思考。
中外学者对欧洲家庭政策的考察，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明的是，尽管笔者曾到意大利特伦托大学进修过3个月时间，并尽可能地搜集阅读了大量有关欧洲家庭政策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笔者在撰写时还是感到资料不很充分。比如，在考察欧盟成员国公民对欧盟层面家庭政策的态度时，由于欧洲统计局在年度信息统计的问卷调查中没有将此列入其中，因而这就使笔者难以获得有关的权威信息。为了较好地完成对欧盟层面家庭政策的分析目的，本书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就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以欧盟层面家庭政策在成员国的实施情况为依据来判断公民对此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当然，这种处理方式还是具有一定缺陷，因为政策的执行涉及多种因素，舆论基础只是支持其顺利实施的条件之一。此外，虽然笔者已尽可能地对欧盟层面的家庭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但由于主观因素的作用，因而笔者在撰写时还是唯恐因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某些分析仍不透彻、某些论述还有偏颇。这些缺陷和不足都需要笔者在今后的研究和学习中来不断加以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