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明亮的“新星。”
――读《新星》致作者
柯云路同志：
收到您寄来的刊物，我即遵照您的意愿，拜读您的大作《新星》，虽然由于字体太小，戴上老花镜读起来也有点吃力，但您的小说本身那种宏大的气度，却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它自始至终感动着我。有些章节、场景，可以说是震动着我。
祝贺您为读者写了一部不同凡响的长篇小说！
您知道，我不是搞小说理论研究的，也不是评论工作者。读一遍，自然读不细，而您的这一部四十多万字的巨著，所包含的内容，又是如此广阔和深厚，因此，仓促之间，要对它进行恰当的评论，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只能对您说说我的印象和观感。
您的《新星》，虽说并非没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我认为，在描写农村生活方面，这部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山乡巨变》之后一座新的里程碑。我读的长篇小说不很多，但就我偶尔读过的近年的作品看，我敢说，《新星》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思想内容的扎实和深刻性方面，在作者对现实生活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方面，在人物塑造和刻画，特别是对青年干部和农民形象塑造的精确和典型方面，在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心理分析的准确、犀利和丰富性方面，都是在一般水平之上的。所以，当我读到结尾处，读到省委书记顾恒给“新星”李向南的信中说“……后生可畏。后来者居上。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些话时，便不禁想到，顾恒这些赞誉李向南的话，同样可以应用到李向南这一文学典型的塑造者您的身上。
我不知道评论家将会对这部作品作出怎样的评价，但我以为，您的《新星》，在写改革和塑造改革者的形象这一类作品中，即便是同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高出了一筹。
您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李向南这样一个典型。李向南的典型意义是多方面的。他是新时期所特有的改革家的典型，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出现的新一代青年共产党员的典型，是具有高等文化教养和深远的政治眼光的党的领导者的典型，他是农民的奶汁哺育大的，和群众同甘共苦多少年，深知群众疾苦，并立志为群众创造新的生活的党的实干家，是渗透着时代气息的当代英雄。您笔下的这个时代“新星”既是一个充满浓厚生活气息的现实主义典型，又是一个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典型，他的力量也正在于此。
除开主张小说不要写人物的作家而外，小说家无不努力塑造典型，特别是长篇小说家，更是竭尽全力在追求典型，追求典型的丰富性。但要把一个典型人物，特别是长篇的主人公的形象，性格的各个侧面，在一个统一的性格中，描写得完满谐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真实可信，生动，感人，那却不是每个作家或每部作品都可以做到的。而您的李向南这个典型，却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出身、生活经历、历史赋予他的思想、感情、意向，他的历史地位、职务，他的抱负、行动等等，都统一在李向南这一个典型人物上，十分和谐、统一、恰如其分。李向南这个形象，是近几年文学上的一个杰出的艺术成就。
李向南其所以不同凡响，除过浓郁的生活气息，高超的艺术功力而外，强大的政治思想内容，也是李向南和《新星》这部作品远远高出于其他作品之上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向南是个年轻的政治家、新提拔的县委书记，他从事的一系列改革是经济的，也是体制的、政治的；他在改革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冲突和斗争，也可以说是一场政治斗争；作品中所触及的一切生活事件、生活场景、矛盾冲突，无一不与政策有关，无一不与党风、政风、干部作风有关，甚至无一不与昨天与今天的党的政治路线有关。作者笔下的李向南，是一位年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善于把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的典范。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政治，不少场合，书中人物，甚至作者自己，都在大谈政治，但这些大谈政治的地方，或令人惊心动魄，或振聋发聩，茅塞顿开，读者并不感到这是“政治”，而只是感到这就是生活，感到自己也身临其境，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之中。
您的这一经验，也应该给予不少作者以有益的启示。前几年，有些作者主张文学要“远离”政治，有一些评论家一再要人相信，我们的文学之所以不行，是因为渗透了政治内容，受了政治的害，因而，专门发掘和吹捧那些没有革命政治内容的作家和作品，而有些作者，则排斥革命的政治内容，追求什么凡人小事，或什么抽象的人性美、古朴美等等。然而，在今天，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社会处于全面改革时期，人们的现实生活能脱离政治吗？你能逃到世外桃源去享受什么自然美和古朴美吗？你去试试吧，那里也有林业政策、稀有动植物保护区政策、渔业承包政策，你躲得开吗？你看破红尘、出家修行，就能脱离政治吗？你去试试看吧，你在那里会碰到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庙宇寺院还有个文化和文物保护政策，你能躲得开吗？最聪明的选择，还是像《新星》这样，不回避生活，不回避矛盾冲突，也就是不回避政治，要敢于直面人生，也就是要敢于直面政治，勇敢地写出像《新星》这样既称得上是生活的教科书，又称得上是政治的教科书式的作品。
除李向南而外，您的其他人物，特别是农民群众，像闷大爷父子等等，都写得实在好。潘苟世这个否定的形象也写得很有功力，很有个性，很典型。恕我不一一评述了。林虹、小莉这两个女性也写得性格鲜明，典型性很高。
至于艺术风格，我读您的小说，心中充满喜悦，如像我在开头所说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表现在《新星》这部作品上，您确实气度不凡。这四个字，也正是我对您的作品的艺术风格的一种感受。
自然，这不是说《新星》这部小说就十全十美了，就无可挑剔了。如果一定要我说什么不足的话，我也可以说上一两点。一是，您对老干部是不是还不太了解，不太熟悉，不太理解，您对他们的看法是不是又太苛刻了一点，简单化了一点。在您的笔下，那几个“三八式”干部，无论是您要否定的人物顾县长、郑书记，或是作为正面形象来写的胡凡、龙金生等等，以至远在北京的李向南的父亲，除开未出场的省委书记顾恒而外，这些人，不是心术不正的官僚政客，就是文化落后、愚昧平庸之辈，几乎全是贻误国家大事的角色。作为一个“三八式”，我很想为我的同辈男女们向作者请命，喊一声“屈”，并愿进一言：在众多的“三八式”以及更早或稍晚的其他什么式干部中，死官僚是有的，庸愚之辈是有的，甚至蜕化为罪人的也是有的，但那身经百战，至今仍然目光远大、精明强干，仍在同人民一起推动历史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强者”也还不是个别的吧？“人是复杂的”，“三八式”也一样。因而，即使一时跟不上形势的人，其思想、性格感情、举措以及产生这一切状况的原因，也不会那么单一。其二，我们祖国所处的这个有史以来最光明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也还有其阴暗面。加以暴露，是改革的必须，但您是否落墨太重，投影太浓黑了？在客观上恰如其分是可取的。如果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都很糟糕或者都不称职，那么，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不可思议的了，因为坐在驾驶楼里的像李向南这样的新星还不是很多的。如果古陵县各级各部门大大小小负责干部都是不思改革，不思进取，就只李向南一人高超，众人皆醉我独醒，或者再加上一个康乐，李向南的抱负也便是很不现实的了。
云路同志，您我还不曾一面，往日我只知道您是一位曾经获奖的作者，如果我的印象不错的话，我似乎记得《山西文学》上刊登过您的照片，知道您在山西。但您既然特意惠寄大作，征求意见，我就直言不讳了。读着您的小说，我是十分感奋和高兴的，我庆幸在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长空，又升起了一颗明亮的、了不起的“新星”，而且，这颗新星又是在我们山西的地平线上升起，是山西的山和山西的水哺育出来的，这也使我分享到一点故乡的骄傲。至于我的那些看法和意见，也都是从我的这些喜悦之情中产生的，说给您，供您参考，说得不对了，也别见怪。
谨致祝贺
顺颂
文安！
王汶石
1984年9月6日
读《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孤岛》
――致作者柯云路
云路同志：
您好！寄来的《黄河》《花城》先后收到，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新作《孤岛》《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也已先后拜读。《孤岛》还是春节前就已读过了的，本想及时给您写信，但却迟迟未写，其原因主要是我对您作品所写的生活和人物不熟悉，不知该说什么好。这都是由于年龄、生活经历和生活圈子的关系，看来我是大大地落后了。因而对您所写的孙策、兰秋、崔天宝、顾等当代中青年的性格、生活及精神世界，均感陌生，对顾的“系统工程”也不大明了，虽然，我对他运用系统工程改造我们的党政机关工作那一系列结论很感兴趣。在这一点上，我是顾的热烈支持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之初，即五十年代之上半期，我们的党政军以及各个单位，是多么精干，效率是多么的高啊，可现在，叠床架屋，人浮于事，简直可以说到了“绝境”，可还看不出有彻底精干化之可能。您通过您的系统工程学家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用科学方法进行论证，得出结论，再好不过了。我十分拥护顾的这个结论。不过，我对于顾这个人和他的科学方法仍感到陌生。比如，作品中所写的那个常委扩大会（顾出席作报告的那次会）的描写，我就感到陌生，也许八十年代的一般市委常委会和我过去所熟悉的这类会议是不大相同了。这些年来，我没再多熟悉过这方面的生活。
不过，比较起来，《系统工程学……》一文中所描写的生活，比起《孤岛》来，我还略有所知，而对于《孤岛》，我就更觉陌生了。《孤岛》描写一列火车被洪水围困，旅客上了一块孤独的高地等候营救的故事。这一类故事，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来说，是时有发生的，报纸上也时有报道。不过，您笔下的千余乘客，在灾难面前，居然不能也不打算团结起来英勇自救，而是一个个都只顾自己，不顾旁人，这在我们这个有三十五年社会主义历程的祖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使人感到那么遥远和陌生，它仿佛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和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土上。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却站出来一个孙策，来拯救这一列车束手待毙的旅客（他们之中有成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解放军指挥员和战士、革命干部）。您不觉得这种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吗？由于您描写的这个场景，时代感不够，因而，您的英雄孙策、兰秋，也就不怎么能够取得读者的同情。
我想，其所以这样，除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概括的原因外，还有一个艺术上的原因。中长篇小说不同于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可以只写一二人，甚至只写一个人物，其他人物即便连姓名都没有也没关系。中长篇不同，由于它篇幅大，线索多，场景多，涉及的生活面广，因而，除过它的男女主人公外，其他二三层人物也要有独特的地位和性格，不能全都做主人公的陪衬，您在您的中长篇小说中，常常是把您的英雄处于一种孤立和孤独的境地，而且，您又多半把这种天马行空式的青年英雄，写成无所不能的救世主，这对您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完美和成熟是颇有损害的。
当今，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很复杂的，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甚盛。人们的道德水平令人感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错综纷杂，改革者的斗争是很艰苦的。但三十五年来积累起来的那点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并未湮没，它仍是我们当今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是社会意识、社会思潮的主流，虽然，在当今的生活表面上不大显眼。因此，不管我们所写的生活题材是多么可叹可悲，而这股强劲的社会主义的新风，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风貌，应该无时无刻地在作品中流荡开来，至少应该让人感觉得到。我说的这些，并非是凭空臆想。且不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社会风尚中被人誉为共产主义凯歌的动人事件，即就是经过十年浩劫，人们的共产主义生活信念和行为准则被严重破坏的今天，沉绿湖畔，迎泽园中，华山险道以及去年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洪斗争，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灾害和意外险情面前那种共产主义社会风尚。现在，由于社会生活上的种种不如人意的情况，人们平时免不了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可是一旦处于严肃的紧急事变面前，深藏在精神深处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火花就会迸发出来，光芒四射。作家自然有权写自己所愿意写的东西，包括着重写人们的消沉颓废情绪，但我总认为把生活中昂扬的东西举起来，给人们以鼓舞，增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更为重要的。
云路同志：我的这些意见，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我其所以迟迟不曾给您写信，其原因在此。我本来不想写了，其理由有二：一是这些没把握的意见，会不会损伤您的创作情绪；二是这些意见是否会使您生气。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考虑不周的意见，常常引起一些年轻同志的不愉快。有好多次，有些原本与我关系很好的同志，拿来他们的大作要我谈谈意见，我出于一种真诚的友情，坦率地谈自己的看法，甚至热情到瞎出一些主意，自以为完了朋友之道，结果却事与愿违，惹得一些朋友不快，甚至时过数十年之久，还耿耿于怀。思想起来，令人歉然。因而，是否给您写封信，犹豫不决。但不写，又无法回答您对我的信任，我终把我的粗浅观感告诉了您。这只是一种报答。您只要知道读者中有一个读者，有着这种粗浅的看法就行了，此外，则不必认真。如有不当和足以引您不快之处，也请您务必不要见怪，您年轻，写作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您有着多大的优势啊！我衷心希望您进一步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生活，分清主次，掌握分寸，不仅把握住八十年代，还要把八十年代放在社会主义时代。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代气息渗透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至下一个世纪初去。也就是说，在意识到八十年代时，还要意识到社会主义时代。在艺术上要着意追求形象性。在中长篇小说上，要注意结构，要全面注意舞台上的各个角落，写好每一个角色。慎重处理主角，不要让他独来独往。还要注意不重复自己。您的几部中长篇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线索或女主人公的性格情调都有些近似之处。
信已写得很长，恐怕谬误之处不少，望您谅解。
顺颂
文安！
王汶石
1985年3月29日
致柯云路
柯云路同志：
您好！
寄来的《山西日报》收到了。山西的座谈会开得很好，报上所发表的座谈会纪要中，大家的发言，也都很好。我先后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书窗》上发表的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的消息和发言综述，读了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短文，很同意您和山西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对李向南的看法。在北京的座谈会上，有人对李向南这个形象持保留态度是没有道理的。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总觉得李向南写得过于成熟，过于能干。这其实还是一种过时的人事工作的观念。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在当前的改革中，年轻有为的人才，总是难于站出来。岂不知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只要打破旧的规程，人才便会风起云涌，当今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各种人才正在成批涌现，他们已不是孤星点点，而是星斗满天了，哪怕只是翻翻报纸，每天也都有这类新式的企业家、革新家、“强人”被介绍给读者。像李向南这样的“新星”，在改革中，已经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来了。至于有人认为作者没有写出李向南的成长过程，这更是艺术教条之见，因为小说的作者并没有给自己立下写主人公成长过程这样的任务和主题，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像要求苹果树上没结出葡萄一样。
李向南这个形象的创造者是一位李向南的同辈青年，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一代年轻人，是具备怎样的水平了。
此外，我读了您的短篇小说集《耿耿难眠》。您是对的。您是很了解老一辈革命者的。您这里边收集的几个短篇都写得很好，很有特色，有独到的发现。所塑造的几个人物都不一般，我甚至觉得《耿耿难眠》这一篇比《三千万》还要好，还要新颖深刻些，不知为什么倒没有引起评论界的特别注意，我认为它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的。
余不及叙。
谨祝
近安！
并向您的合作者雪珂同志致意。
王汶石
1984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