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在中国的土地上
――读《古栈道》
陈军同志：
您好！
您发表在《十月》第四期上的短篇小说《古栈道》拜读过了。祝贺您的成功，也祝贺陕西又出现了一位不同凡响的极有特色的青年小说家。这秦巴山真有灵气，商洛出了贾平凹、郭京夫，如今镇巴山区，您又崭露头角了。
我虽然不是个现代派小说家，也并不投身于意识流作家之列，但您的《古栈道》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越读越为您叫好。虽然，读这种流派的作品，就像在古栈道上行进，一样的艰辛。
应该说明，我虽然依旧赞成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或它们的结合，应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方法，但我也赞成我们的文学也应有其他流派，其他方法，特别是经过一番消化、改造和创新，使其变成具有中国风味的新品种，能很好地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其实，五四以来，我们的小说、诗歌、话剧、电影、音乐、绘画（国画除外）、舞蹈、雕塑，等等，无一不是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只是，它一旦播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吸收中国土壤的营养，受中国气候制约和改造，现在已经变成中国的、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气质的东西了。我以为您的《古栈道》在艺术上走的是近年来一些作家所崇尚的多少有点儿现代派和意识流的路子，便却更多一点中国风味，新手法运用得更加成熟，这也正是我所喜欢它的原因。有一些这类的手法的小说，包括一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这类小说，读起来谈不上多大的享受，而只有精神上受苦受难，备受折磨，而您的《古栈道》虽也免不了让读者吃一点苦头，但总的说来，却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且是厚味的美的享受，这正是我特别推崇它的原因。
在读您的《古栈道》时，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在读高尔基和海明威两种风格相结合的小说，我不知道您是否有此种意思，但我在艺术的享受中，同时感受到了这两种风格的美。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海明威艺术的结合、融合。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小说中有着这种味儿，而不是说，这种融合创新已经完成。
您成功地塑造了缠头帕子的背二哥这个形象，一个秦巴山区的老脚夫的形象。这个人物使我想起了高尔基笔下的码头工人切尔卡希的形象来。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在困苦和危难关头所表现出的那种勇敢、机智、精明、干练和指挥的才能，高尚的品德，在缠帕子的老背夫身上就像在切尔卡希身上一样鲜明、突出、深厚，是那么令人叹，令人爱，令人敬，令人铭刻在心。
《十月》编辑赞叹《古栈道》的人性美。是的，是人性美，这是应当得到赞叹的。近年来，有的作者，在写人，特别是写农民时，着意地追求我中华民族的人性丑，着意刻画、渲染我们的祖先和同胞的野蛮、愚昧、丑恶和落后。对我们父兄的这种描写，很能获得西方那些以优等民族自命的人的赏识。然而，我们自己的心却免不了被绞得发疼。近百年来，西方的欧美，甚至东方的日本，都把我们中华民族藐视为劣等民族，连我们所十分尊重的一些文学大师，甚至如《冰岛渔夫》的作者罗逖，伟大的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笔下中国人的形象，都是丑恶的。这种民族偏见，现在并未完全消除。然而，我们自己总该明白，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民族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优秀的民族，她的心灵和性格是美的。不管她还残留着哪些缺陷与不足。您笔下那个背二哥那种心灵、行为和性格的美，是真的，是中国人的普遍的性格，普遍的美，您不愧是秦巴人民的作家，秦巴人民的儿子。
更可赞叹的是，您的《古栈道》写了人性美，但却不是抽象的人性美。有些作家近年来也在追求人性美，但是他所追索的是脱离开社会，脱离开时代，脱离开特定社会关系制约和总和的抽象的人性美，有的甚至要追索人性的原始美。他们由于厌恶文学中渗进了政治，进而厌恶政治，但在现实生活中又处处躲不开政治，便进而厌恶现实，厌恶人类社会，到人的原始性格中去求索美。而您的《古栈道》中所表现的人性美，却不是离开社会的抽象的人性美，它虽写的是秦巴地区深山老林中的人，但却不是在追寻什么原始的人性美。它甚至还直面着政治，并不在政治面前躲躲藏藏，就在这“荒蛮”的深山老林中的古栈道上，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光芒，仍在不停地闪耀。洪荒的山林与近代政治的浑然一体，映衬着古栈道上跋涉者的人性美，这也使这篇小说显得格外真实，深厚，丰满，层次多，味道浓。
您在艺术手法上，更多地运用了海明威和其他西方现代小说家的手法。这种手法由于完全摒弃了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述、介绍，再加上时空交错的章法，再添上一点意识流的流动的意识作为贯穿线索，因而，读起来是相当艰涩的。苦瓜是苦的，但有人却喜欢吃，鸡爪是枯的，但有人却喜欢咀嚼其滋味，在美食品尝家来说，这是美味之一种。文学上的含蓄自不必说，是美味的上乘，而文学的艰涩，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一种美，也是一种艺术上的有赖于咀嚼的美的享受。
自然，这种享受可能只是很少数人的享受，少数作家、评论家，求新的少数文学青年和知识界少数人。但它毕竟是一种社会需要。现在，在我国文学读者界，是不是可以认为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沙龙读者，人数较少，可以接受意识流、朦胧诗、无人物无情节的舞台剧、电影、抽象派的绘画、雕塑等等。一个层次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作品，这个层次的读者范围要大一些，人数要多一些，前一种流派的作家、评论家正在竭力批评这种艺术方法，认为这种文学艺术已经过时、落伍，并预言它将要进博物馆，但这个预言能否实现，现在还很难说，依我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还不会消失，而且可能还是主流，虽然，它也须得随着读者审美趣味的发展，吸收某些新技法，丰富和发展自己。再一个层次，便是所谓通俗文艺读者群。这个层次的读者是很多的。现在就连三言二拍也成了热门货，卖《七侠五义》之类也大赚其钱。从这个现象看，读者要看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广泛客观社会生活的艺术审美心理，并不是作家理论家主观提倡什么所能轻意改变的。通俗文艺中的不健康的部分应当取缔。但于人民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东西则应当得到支持与发展。过去，我们常讲普及，可是后来，普及的东西不被重视了，近年来通俗小说如此风行，正说明普及的文学不可忽视。这是就整个文学来说的。作家应当有所分工，大家分工合作，谁也不要贬低谁，谁也不要排挤谁。评论界也无须厚此薄彼。大家应当分工合作，共同满足社会上各个层次的读者的精神需求，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
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支持您在您所选择的艺术道路上努力创作，创造出更加巨大的成就来。当然，我也希望您，不要过分艰涩，尽可能让读者经过咀嚼之后，终于能品出其美味来。
再说一遍，您的《古栈道》确是一篇佳作，我希望，也相信，会有更多的读者爱上它的。
祝您
丰收！
王汶石
1985年9月6日
就《老屋》致作者
陈军同志：
您好！
您寄来的《现代作家》六月号，已收到多日了，前几天仔细拜读了您发表在该期上的短篇小说《老屋》。怎么说呢？照一般情况而论，您这篇小说写得还是不错的，是会有人欣赏的。不知为什么，我读这篇小说，不如以前读您那两篇小说给我的印象强烈。
诚如您信上所说，您试图写乡间那些陋习给人性带来的压抑和这种美好人性的反抗。具体说，您在小说里写了一个乡间青年妇女翠翠的故事，翠翠在做姑娘时，有个相爱的小伙子，但她为封建性的买卖婚姻所逼，嫁给了一个她不喜欢的青年春娃，春娃及其家族的人都知道翠翠要离开春娃同她原来的爱人结合，便提出条件，只要翠翠能给婆家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婆家便放她离去。春娃和他的亲属们为此支招和帮助翠翠去引诱一个在老屋插队的知青，恳求这个知青和她发生性行为。我相信这种所谓“借种”的风俗是有的，也许现在还存在，当然也可能只是民间的一种传说，不管怎么说，即便现实生活中有过这类事，但我想不出，文学艺术为什么非得表现它不可？是的，近年来，是有一些作家在开掘这一类题材，但我想不出这类题材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在中国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可能直至现今，人们会听到某地、某时、某人会有什么“借妻”“租妻”“短期换妻”“借种”等等奇闻，可我不明白为什么非拿它作为小说题材不可？当然作为篇幅较大的中长篇小说的复杂结构中的一个小插曲，用以揭示某种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性格的某一小侧面，以揭示某种有关生活和道德的主题或其他方面的主题，是可以的，有时甚至可能是必要的。但一般说来，在生活已进入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以为，我们还是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可做的。
此外，这篇小说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上也失去了您自己的特点，秦巴山区的风情之美也淡弱了。还是好好地写您的巴山人吧，写那些肉体和心灵都蕴蓄着强大动力与美的巴山人吧。那是您的生活和艺术的世界。
您是一位有才气的青年，我想我的意见当不至于挫伤您的锐气吧？要紧的是您不必犹豫徘徊，您笔下的巴山人确实是有特色的，您已经跨进这个生活境地，接触到这里的美，这美是属于您的，您如果能锲而不舍地在这儿开发下去，可能会好些。
重复一遍，我不是说“借妻”“借种”“借腹怀胎”之类陋习绝对不可写，我只是觉得这类生活素材没多大意思而已。
这些感想只供您参考，不妥之处，望您不必介意，我们还可以讨论。专此。
并祝
成功！
王汶石
1986年6月23日
就《墓园》致作者
陈军同志：
您好！
好多天以前就该给您写信了。您寄给我的《中国西部文学》和您的来信，收到好多天了，您发表在该刊物上的短篇新作《墓园》我当时就拜读了，当时就打算写信，但因杂事延搁，后来又去了一趟榆林，便一直拖延下来，请您原谅。
《墓园》是一篇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说，一篇出色的心理小说。您写了一位解放军的将门虎子，一位优秀的青年连长，因患病没有能参加上南疆的自卫反击战争，为父母和妹妹所误解，并因全连同志在战争中为国捐躯而他还苟活着，从而，内心充满了愧疚。他带着这种负疚的心情，拒绝了一切条件优越的工作，考上了大学而又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专门找了在颐和园的清漪园从事脏累和被一般人瞧不起的化妆收门票的工作。他是以一种赎罪的心情、自我惩罚的心情执著地去干这些工作的，在工作中，他维护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的尊严和做人的高尚的情操。问题终于水落石出了，严厉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妹妹终于理解了他，而那心灵卑微的卓小琴之流，在他的面前也终于显露出了自己低下的灵魂。
您笔下的这个革命军人家庭，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军人家庭，每个人物虽然只寥寥几笔，却也那么真实、亲切，有性格，令人肃然起敬，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小说的结构也很奇巧。用类似风景点文字说明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穿插起来，既介绍了背景，又烘托了人物，而这种背景介绍，却又十分新颖。在故事进展上，极力使情节淡化，着重刻画人物的心理和直接插写人物的动作，既是一篇充分的心理小说，又是一篇突出的动作小说，两者结合得十分自然契合，这是您的《墓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风格特点。望您继续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顺颂
文安！
王汶石
1986年11月13日
就《斜阳》《布衣》致作者
陈军同志：
您好！
您寄来的《山花》《边塞》两本刊物均已收到。您分别发表在这两期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斜阳》和《布衣》亦已拜读。
小说《斜阳》读来十分有味。您采用了当代外国小说某些结构方法和写作手法，我认为运用得很适当。在艺术技巧上，它至少显示了以下一些长处：一是它跳跃的幅度大，从一组人物到另一组人物，从一处空间到另一处空间，从一时间到另一时间，从一场景到另一生活场景，一跃而至，不用过渡，不用拖泥带水，省去了使读者厌烦的衔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一个艺术趣味立刻进入另一趣味，兴味不至中断。二是由此而来的省去许多令人心烦的叙述，而用更多的笔墨去进行形象描绘，特别是进行人物刻画和进行人物心理描写，让形象始终活跃在读者的眼前。三是这种结构的方法很适于把广大的空间或漫长的时间或看来互不相干的各自活动着的人群，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篇幅里，作生动形象的饱满的描写。
在《斜阳》里，您叙写的在华山上的游客中的几组人物：日本少女和穿白衬衫的青年；老军人和大学生；青年作家和他的新婚妻子；逃避包办婚姻的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粉刺脸和瘦猴这一对小流氓；性格形象都十分鲜明。每个人物，您都用了很少的文字，却把他们的心理和外形动作，都勾画得那般活灵活现，读起来真是其味无穷。
小说《斜阳》虽然未说一句玄奥的哲学话语，却充满着一种生活哲理的气氛。语言也是很美、很生动的。没有一句学生腔，也没有一句报纸语。
遗憾的是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作者让苍龙岭上铁链断，让这些游客们坠落万丈深谷，以“一串串最绝望最超脱最世俗最美丽最丑陋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凄惨的嚎叫，在峭壁上击出尖利的回声，经久不息。”
在这儿，作者的虚无主义人生观表示得是如此强烈；圣洁的和龌龊的，英雄好汉们和王八蛋最终皆不免于同一命运、同一归宿，人活着，追求光明，追求理想，追求高尚，追求圣洁，还有什么意义呢？看来，思想界某些不健康的东西，也给了作者以消极的影响。
《布衣》一篇主题虽然积极，但艺术上不如前一篇。在这儿，作者使用了传统的手法，但作者运用这种手法时却不如运用前种手法时那么熟练。这篇小说，叙述的方法运用得过多，不精练、沉闷；形象性描写太少，而且章法也有些平。在语言上，和前篇比较起来也较为逊色。在对待生活态度上，也有些令人不快之处。如小说中一再提到当年参加红四方面军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时，称之为“死鬼”，什么“短命鬼”“从死鬼里爬出来”“纪念碑上那五十九个死鬼”，而且，把在革命年月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称为“短命鬼”，把活下来的人，称做“命大的”，这些虽然是从群众口中说出来的，就人物来说，有一定的个性特征，但作者在对待这类生活细节时，还是应该慎重的，应该有所选择才好。
顺便说一句，在小说中揭露、批评和帮助党克服某些不正之风时，如果批评的对象不是罪犯，而是犯有错误的干部（群众也一样），我们都应当采取热情帮助，治病救人的同志式的态度。
以上意见，只是一些粗略的感想，不妥之处，请您指正。见到您不断有新作发表，十分欣喜。不要因为某些作品有不成熟之处而泄气，要努力学习，深入生活，提高思想水平，不断创造，硕果就在前头。
顺祝
成功！
王汶石
1987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