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
严复，福建侯官人。1854年1月8日生于福州府侯官县南台区苍霞洲。此地位于福州城墙南边、闽江北岸，是一个热闹的沿海港口，有着繁荣的国际贸易与多样的文化活动，此种环境对于严复在成长过程中的视野开拓实有相当帮助。他的祖父严秉符与父亲严振先为当地名医，熟悉儒道经典与医道，但并无科举功名。因此，严氏家族在福州是属于中下层的地方精英阶层。
5岁时，严复开始跟随家人与私塾老师读书，背诵《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9岁时，其父聘请当地著名学者黄宗彝来担任启蒙教师。1865年黄宗彝过世，严复又继续跟随其子黄孟修（增）学习。在黄氏父子教导之下，严复研习传统典籍，此时儒家的伦理价值，尤其是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在他的内心生根。同时，他也开始喜好书法与诗词歌赋。后来，写字与吟诗作词成为他一生的嗜好并留下不少墨宝。
12岁时，严复与一位王姓女子成亲。婚后数月，其父不幸罹患霍乱去世，家中顿失经济支柱。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因无力支付家庭教师的费用，他被迫放弃科举事业，转而投考由福州船政局初办的船政学堂。这所新式学校是由船政大臣沈葆桢在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的协助下创办的西式军事学堂，旨在训练学生习得造船与驾驶的技术，属于自强新政中模仿西法的一部分。严复参加了该校于1866年所举行的包括口试、笔试与体能测验的第一次入学考试。其中，笔试作文题目出自《孟子》、《万章篇》的《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当时甫逢父丧的严复对此一题目深有感触，因而能畅论内心情感，终以第一名获得录取。
次年初，他与其他百余位学生在福州城内定光寺上课，在诵经声中开始学习ABC并修习算术、几何、物理、化学、机械等航海必修课程。该校虽以西学为主，但同时也强调中学。因此，学生必须以部分时间来学习古文并研读《孝经》与《圣谕广训》等教材。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并不感觉到中、西学之间的矛盾，严复后来会通中西的理念亦应植根于此。不过从此时到他自英国返国期间，严复学习的重心始终摆在西学方面。1871年5月，17岁的严复从该校毕业。其后6年，则分别在建威与扬武两艘军舰上实习并曾赴新加坡、日本与中国台湾等地。
1877年，23岁的严复被选派至英国读书，进入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展开两年求学生涯。在校期间，严复主修海军驾驶。上课内容包括数学、化学、物理、机械、航海与国际关系等。严复也在这时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斯宾塞、培根、赫胥黎、边沁、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穆勒等人的学说。同时，他也开始观察英国社会，注意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他看到英国人因从小锻炼身体而较为强壮，这引发了他日后对于“民力”的提倡。再者，在观察英国法庭制度之后，对英国法律执法的公正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经验让他了解到中国政法制度的缺陷并思索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1879年的夏天，25岁的严复返国，任教于母校福州船政学堂。为了标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严复将名字由“宗光”改为复，字几道。“复”来自《易经》，取其“复其见天地之心”，“几道”则出自《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也反映出严复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倾向。次年，在李鸿章的邀约下，严复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由“洋文总教习”一职开始其教学生涯，1891年升为道员（正四品），再于1893年底“委办天津水师学堂”，此后他的头衔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
就在此一阶段，严复也开始以翻译作品与政治评论文章闻名于世。此时的他身体状况不好、沾染鸦片恶习、科举失利；人际关系方面，与直属长官李鸿章关系欠佳、又欲前往南方投靠张之洞而未果。此种际遇与他个性不够圆融有关。郭嵩焘与曾纪泽曾批评他的性格锋芒毕露，具有狂妄、骄傲之气。这也很可能是他日后难以适应中国官场风气的根本原因。
1897年严复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仿英国的《泰晤士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天演论》的译稿最早即曾在此刊物发表。然而，在戊戌变法中，除了在《国闻报》上呼吁改革之外，严复并未参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以上海、北京为基地的政治活动。同时，在教书上他也并非那么成功，无法感受到教学相长的乐趣。在人际关系上，严复难以忍受同僚之间的贿赂之风与结党营私，对下属亦不满意。
在天津的20年间，严复的仕途限于水师学堂，无法更上一层楼而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这与他缺乏科举功名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严复捐了一个监生头衔，从1885年开始四度参与科举考试，但四次考试均名落孙山。科举失利的经验让他对八股文感到反感。于是，1895年他在《直报》发表《救亡决论》，批评八股取士有三大弊病：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无人才，无疑地与此落榜经验有关。
然而，准备科举考试对严复的个人成长并非全然负面。余英时曾指出一个“塞翁失马”的现象。他认为严复从30至40岁之间为准备考试而阅读经史典籍，是对于古典文字运用的一种有效训练。严复在此10年间，有系统地沉浸于举业之中，使他补足了自15岁起便中断的传统教育，并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足与同时代的士大夫等量齐观。
在准备科举的同时，严复也持续接触西学。1880年至1881年间他曾阅读斯宾塞的著作，又透过像上海“别发书坊”（Kelly and Welsh Limited，Shanghai）等书店，购买不少西书，而使个人藏书多达数千册。这显示严复在天津时期，不但因为准备科举而具备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同时也更加系统地阅读西方典籍，对西学有更深的认识。
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败，眼见多位旧识丧命疆场，对严复造成莫大的冲击。他领悟到中国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落后，而是存在着更深一层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而觉悟必须师法西方，方能突破困境。战争期间，严复曾写信给长子严璩，一面感叹“时势岌岌，不堪措想”，另一面认为根本之计唯有通晓西方的学问，才能“治国明民”，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战后，他发表了四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分别是《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与上述的《救亡决论》，各文均环绕着中西文化的对比并探讨中国积弱之缘由。除了批评中国的专制、八股取士、鸦片与缠足等恶习外，他还受到斯宾塞的影响，提倡三项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同时，他积极地翻译西书，以从事开启民智的重要工作。
严复的第一个作品即是1895年至1898年翻译的《天演论》。严复首倡翻译工作首重文字的信达雅，这也成为近代以来国人翻译工作的典范。同时，《天演论》的出版产生轰动，成为当时人们喜爱阅读，甚至背诵的一个经典。
许多人认为严复透过此书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或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的解释虽大致正确，却忽略了严复透过翻译在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思想之间细致的取舍以及同一文本的原文与译本，实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脉络之中。赫胥黎的原书旨在批判达尔文与斯宾塞的观点。赫胥黎认为，虽然自然界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但人类社会却不可完全遵从“丛林法则”，而应依赖伦理原则“以物不竞为的”。这一辩论源于19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史中关于伦理力量与自然法则矛盾的论争。
《天演论》在中国的传译焦点不在上述论争，而在思索国人该如何应变、图强的现实考虑。严复同意斯宾塞所谓物竞天择适用于人类社会，但斯氏却太过强调自然力量而不够重视个人自由。他接受赫胥黎对斯宾塞的修正，以为人的能力虽源于天，个人的自由与努力则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可以突破自然限制，与天争胜，进而创造新局，因此天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换言之，严复一方面同意自然有难以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发挥赫胥黎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肯定伦理原则并进一步推演到认为“人治可以对抗天行”，最终得出“自强保种”的结论并在20世纪初引发举国疯狂的阅读潮流。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上述的想法深受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观点之启发。
1900年，义和团事件对严复的公私生活均有影响。列强的战火摧毁了北洋水师学堂与他绝大部分的藏书，也迫使他离开生活近20年的天津而避居上海。移居上海之后，严复在面临事业上的逆境之余，仍持续翻译《穆勒名学》。他坦承：写作思考是他的长处，处理商务则是他的弱点。此时的严复也开始享有声名，在几部重要的翻译著作出版之后，他获得了“西学第一人”的美名。1900年至1908年间，他在上海、天津等地演讲，广受欢迎，有些场合甚至聚集超过500位听众。1905年至1906年，他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之邀，做了8次演讲，商务印书馆将之出版，名为《政治讲义》。该书主要依据伦敦Macmillan出版社于1896出版的John Robert Seeley，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导论》），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政治学的书籍。
1900年至1912年之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西方重要的典籍。在晚清思想史上，这些书倾向于所谓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政治上的渐进改革，而与孙中山所主张的激烈革命主张分道扬镳。
此外，从清末开始严复即与袁世凯建立深厚的友谊。民初袁世凯顺利成为总统之后，随即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5月改为北京大学）校长，月薪320两。严复担任了8个月的校长。后来袁世凯又在1913年至1915年间任命他担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参政院参政，与宪法研究会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严复与袁世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深信当时君主立宪要比民主共和更适合中国的主张，使他成为支持袁氏帝制的绝佳人选。后来在支持帝制的筹安会名单上，严复名列其上。这一举动似乎事先并未得到严复本人的认可。他私下表示袁世凯只不过利用他的声名牟取私利。他深信帝制并不实际，且会为中国带来灾难；同时他也拒绝撰文反驳梁启超为攻击袁氏帝制而撰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一文章。这显示严复对袁氏称帝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未能公开表明反袁立场，使他在袁氏帝制失败之后饱受国人批评。
其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严复的政治生涯也陷入最低潮。1916年7月，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为避免遭到逮捕，严复从北京逃到天津并停止所有活动，仅偶尔与友人通信，抨击军阀与激进主义者所导致的灾难。他甚至批评民主共和制度，认为此时的中国应该实行申不害与商鞅的法家模式或与之类似的日本和德国的模式来解救危亡。
晚年的严复十分肯定儒家传统，对道家更是深感兴趣，曾评点过老庄。他对道家思想的兴趣又涉及了宗教经验的看法。他曾劝孩子：“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而相信在科学的范畴之外有一个超越而“不可知的”宗教领域。有时，他借用佛教观念，将此一境界称为“不可思议”。如同许多20世纪中国哲学家所强调的，作为道德之基础（包括严复所强调的儒家伦理，如“孝”）与痛苦之避难所的内在生活，必须奠基于某种形而上的本体论。如此方可避免陷入“最下乘法”、“一概不信”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
此外，严复虽提倡实证科学，但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也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从赫胥黎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开始，进一步地以佛教“不可思议”的概念来掌握科学以外的世界。此种知识观使他至晚年接受“灵魂不死”的观念、相信鬼神的存在，并肯定灵学研究在探讨未知世界的价值。这一种将自然、社会科学与源于中西传统的宗教、哲学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表现出严复思想的重要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认为严复在晚年完全放弃了早期宣扬的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而回归中国传统。
严复晚年思想虽有所变化，然无疑地仍然坚持建立富强、文明的现代中国，也肯定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只是他更发现，此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采渐进调适的方法，一方面需尊重中国的“国情”或“立国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西方在科学与民主的主流启蒙传统之外，有更复杂的知识传承。严复乐观地认为“道通为一”，中西文化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取向可以会通在一起，并且坚信这将是未来中国应遵循的道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1921年，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之中，69岁的严复因肺疾于秋季病逝于福州郎官巷。他的遗言是：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他的一生贡献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好友陈宝琛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上说：“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弥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文中的“会通”二字，正是严复一生思想的核心。他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宗教与伦理等。一生均以典雅的桐城古文翻译西方新知，讨论古今学问，充分展现其融会通贯中西的思想特征。然而，严复的学术理想是具有政治意涵的，而表现出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精神。此一精神充分地表现在其家中悬挂的两副对联之上：一是“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一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前者显示出“纵论古今、放怀天地”的恢弘气魄；后者则凸显了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一贯目标以及对自身理念的高度自信。
严复结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之关键时刻也让严复一生充满冲突与挫折，不断拉扯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际。严复深刻地感受到悲伤与苦痛乃是人生难以避免的经历，故在遗嘱中写道：“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人生的智慧不在于能达到完美无缺的理想境地，而是在体认人生的不圆满之余更能有所超越。此外，严复恃才傲物的性格，在某些关键时刻却又无法坚持原则，反因软弱与摇摆而蒙受他人要挟利用，进而成为众人不满与批评的焦点，使其始终无法得意于政途。然而，正因严复于官场上的不得意，他才能专心投身于翻译事业，反而能系统地引进西学，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