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传教士在全国各地有恃无恐，为非作歹。而清朝政府则采取保教抑民之策，有些“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因为他们是惧怕洋人之辈，在解决教案、纠纷时，总是处处委屈求全，道歉赔款，袒教抑民，不惜杀害无辜百姓，贬谪、流放下级官员以讨好洋人，所以更助长了传教士们的嚣张气焰，变本加厉地横行不法。教会势力恶性发展，猖獗活动，激起中国人的普遍愤怒和反抗。善良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自动组织起来，掀起滚滚怒潮。他们挺身而出，舍得一身剐，也要同万恶的教会势力作斗争。
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桢曾派人密访，到民众中探寻教案发生的原因，获得个中实情。
问：你们纷纷议论，都说要与法国传教士拚命，何故？
答：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们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来占我们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
问：我等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堂一节，岂不是好事？
答：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
问：你们地方官同绅士主意如何？
答：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只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只做我们的事。
问：譬如真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与他打仗吗？
答：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长毛来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正因为如此，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民教矛盾、冲突日益严重，全国各地反洋教斗争骤然增加，层出不穷，席卷东西南北。当然，也有部分清朝政府地方官员因不甘忍受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屈辱，不能坐视传教士们的胡作非为而参加到反洋教斗争中来。
1861年，爆发了《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一个教案――“贵阳教案”。这是由法国天主教主教胡缚理庆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乘坐紫呢大轿示威游行引起的。他的横行无忌，肆意挑衅，激起贵阳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吏的强烈反对，青岩镇的团丁将教会学堂焚毁，逮捕教民四人并绑赴法场斩首。法国公使出面干涉，逼迫清朝政府派人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20份送往贵州，并按指定地点张贴，另外还要求赔偿教会损失，抚恤死者家属。显然，张贴不平等条约就是要以此束缚贵州的地方官，“借君命以压疆臣”，可是这些官员并不顺从，故意违抗。新任巡抚韩超把收到的20份条约告示交给胡缚理说：“要贴请自己贴出，本处官员不便代为发贴。”贵阳知府多文公开扬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次年2月，因为法国传教士怂恿教徒抗捐，破坏礼俗，贵阳开州知府戴鹿芝将该传教士及教堂教师、教民等四人处死，并派人到各乡搜寻教徒。是为“开州教案”。在法国公使的干涉下，地方官被革职、发配、永不叙用，赔款12000两白银。
尽管清朝政府总是以屈辱退让了结各处教案，但是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却此伏彼起，不断兴起。在越来越普遍的反洋教的吼声里，1870年终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起因是天津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有不少婴儿、幼孩死亡。本来传教士们举办育婴慈善事业，是为了增加人们的好感，引诱穷人入教。他们以为穷人单是为了希望从育婴堂获得一个女婴做媳妇，也会全家受洗，所以大量收容婴孩，对于将婴孩送给教堂的人给予酬金，却不问婴孩来历，诱使一些地痞流氓恶棍为了酬金而干起迷拐幼孩的罪恶营生。1870年6月，天津捉拿拐骗幼孩犯两名，经审讯后处决。不久又拿获一名拐犯，该犯当堂供称“系天主堂主指使”，一个叫王三的教堂打手为之穿针引线。天津知府张光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崇厚答应会审王三。而就在此时，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又死去了数十名幼孩，人们群情激愤。
6月20日，天津民众选派代表前往育婴堂查验，法国领事丰大业疯狂地赶来，粗暴野蛮地将民众代表逐出育婴堂。21日，张光藻按照约定到北洋通商大臣衙门会审，不料，王三竟然翻供，崇厚也从中作梗，张光藻愤恨至极，拂袖而去。天津民众闻讯后聚集到望海楼天主教教堂前示威，并与教堂中人发生争吵。由于教堂中人无理取闹，有人忍受不住便向教堂投掷砖石瓦片；有人还闯入法国领事署，想和法国领事讲理。丰大业于是要求崇厚派兵前来弹压，见只来了几名官弁，立即暴跳如雷，要去质问崇厚。随从西蒙抓起一把大刀陪同前往。见到崇厚后，丰大业出言不逊，根本不听对方的劝告、解释，开枪恫吓。刚走出衙门不远，便遇上正向北洋通商大臣衙门行进的天津民众，西蒙忙上前扬刀开路。当碰到尾随民众而来的天津县知县刘杰时，丰大业破口大骂，并开枪行凶，打伤刘杰的随从高升。西蒙又掏出枪来向天津民众连放两弹。面对穷凶极恶的洋人，天津民众怒不可遏，奋起斗争，当场殴毙丰大业和西蒙，并将他们抛尸河中。愤怒的民众乘势冲入望海楼育婴堂，救出100余名幼孩，杀死传教士数人，烧毁望海楼天主教教堂、育婴堂、法国领事署和英国、美国教堂教所，共打死传教士和洋人20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联合抗议，各国军舰麇集天津、烟台，施加压力。他们逼迫清朝政府屠杀民众，惩办地方官员。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查办下，20名天津民众被判处死刑（其中4名缓刑），25名地方官被革职、流放，赔款49万多两白银，崇厚去法国进行所谓的道歉谢罪。
在“天津教案”的作用和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在自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所发生的400余起反洋教斗争中，从时间上来看，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从地区来看，几乎遍及全国。这也说明教会作为一种社会恶势力日益猖狂起来，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关系极大，结果直接侵害了中国民众的生产、生活，侵犯了国家主权，从而导致中国人民的反抗。教会势力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构成《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窃得中国大门钥匙
窃取中国大门钥匙是列强梦寐以求的。早在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和江海关后，清政府对上海及海关的控制陷于瘫痪，作为江海关监督的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逃入租界避难。本来一些外国商人就都存心拒绝缴付一切关税，这时正好混水摸鱼，大得其利，走私、逃税、贩运禁品。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见有机可乘，勾结美国驻上海领事实行了领事代征制度。当吴健彰在浦东、苏州河等地设立临时海关时，外国领事及外国商人一齐抵制。他们还不许吴健彰到原租界内的海关验货所执行公务。
在列强的压力下，1854年6月29日，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会议决定由外国人作为道台征税的助手，三国领事各派一人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英国人威妥玛、美国人贾流意、法国人史亚实接受任命。掌握实权的威妥玛雇用一批洋员代替海关征收关税，查缉走私，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一年后，李泰国代替威妥玛任海关税务司后，更想尽一切办法来为外国商品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于是，“这种制度已经可以把英国的名字和荣誉与信实联系在一起，并且已经在北方（指广东以北）给了我们一个卓越而日益重要的地位。”
虽然清朝政府并不情愿将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到外国人的手里，但是在战船逼迫下签订的《天津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不仅承认了上海海关行政大权的旁落，甚至还将延聘外人管理海关的制度推向全国，并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到1859年春，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委派李泰国推广上海制度，各口选用外国人的权利也交给了他。李泰国为保障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竭力建立由英国人控制的各地海关，同时也考虑到美、法等国对海关权益的觊觎。于是，他以英国人费士来为广州海关税务司，美国人华为士做汕头海关税务司。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讠斤接受英国驻华公使的推荐，正式委派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可李泰国因伤需要回国休养，在离华前并未征得清朝政府的同意便擅自指定赫德、费士来代理其职。1863年李泰国被解职后，赫德担任总税务司，从此掌握中国大门钥匙40多年。
赫德不像李泰国那样面目狰狞，狂悖刁蛮，常以温和礼貌的言谈举止来换取清朝政府官员的好感，因而深得奕讠斤的信任，与李鸿章的关系也很密切。起初海关总税务司设在上海，从1865年起正式迁到北京，这样赫德便可以凭他与清朝政府官员的关系，到处插手，为英国侵略中国效力。而这时全国已有14个海关，遍布南北各通商口岸，深入长江流域。有400余名外国人和1000余名中国人接受雇佣。它名义上是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导，实际上却自行其是，长期被外国人把持。赫德起草制定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对中国关税大权被攫取后的海关内部人事、行政制度作了详细规定，不啻是对中国海关长期控制的法律依据。各海关的外国雇员不仅一律由总税务司直接委派，而且升降调迁也完全由总税务司一人做主；各地税务司处理地方事件的通信文件及平日所了解的各口岸贸易发展情况，必须经常向总税务司报告。从而使总税务司在中国海关拥有最高权力，使赫德具有了像一国元首那样的权威。
赫德的确没有使英国人失望。他利用职权，大量招募英国人，使英国人在中国海关中始终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列强的不满，产生争端，他还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些法国人和美国人进入海关。赫德实行了华洋分班制度，歧视华人。华人在由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内实际上只能担任巡役、听差、司门、司夜、排印人等最低下的工作，长期与高级岗位无缘。而赫德的亲属、朋友则被纷纷拉入海关，受到特别关照和重用。除其弟赫政曾任税务司外，内弟裴式楷也出任过中国一些重要海关的税务司，后升任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的堂弟裴式模历任琼州、镇江、芜湖、牛庄、宜昌、烟台、汕头、上海等地税务司，在海关任职也长达30年。赫德还安排其子卜鲁斯任总税务司秘书，企图永久把持中国海关，只是其子太不成器，才打消这个念头。
尽管赫德有意识地加强了中国海关的所谓国际性，使之成为万国股份有限公司，但随着列强在中国竞相扩张势力，争斗不断加剧，海关实际控制权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列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海关是控制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命脉，决定和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要素，谁握住中国海关大权，谁就能在中国所展开的角逐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美国、俄国、法国等对总税务司这一职位也是垂涎欲滴、跃跃欲试。为了保住这一职位，赫德干脆放弃了升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机会。他认为海关是个潜在的中心，而头等重要的是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以保护英国广泛的在华关系和利益。
利用清朝政府官员对海关懵然无知，掌握中国大门钥匙的外国人，以欺瞒的手段哄弄清朝政府，使清朝政府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海关收入的15%被留作海关征税工作的经费，这个数额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经费支出。每年海关的罚款收入数额巨大，但是清朝政府却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分毫。海关也从来都没有发表过海关所保留的总收入15%支用的详细情况，也没有公布过海关所收到的吨税及罚款的收支账目。而海关对进出口外籍船舶的管理和轮船常年保结制度的实施，使外籍船舶包括兵舰自由进出，领事报关、担保，有利于外国航商，推销外国货物。在验货估价、报关待遇、旅客验放等方面严重歧视华人。通过复进口半税的实施使中国船舶难以同外籍船舶竞争，阻碍了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发展壮大。海关除执行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船钞税率，具体规定征免事宜外，还包庇、宽处外商的走私、漏税等案件，为不法洋商提供便利。存票和保税制度的确立也为外国商人向中国倾销商品打开方便之门。
赫德等人以海关为据点，谋取与海关并无直接关系的特权。他们包揽了海务、港务，还把手伸向了引水、检疫及气象观测。引水是一个国家保障港口、船舶安全的一项重要主权，属国防机密。但赫德等人想方设法地用外籍引水员代替华人，把持中国各港口的引水。所以，渐渐地在辽阔的中国水域里，很难见到一位华人引水员了。海关在控制京师同文馆之余，还兼办邮政。本来在中英《天津条约》中就已经将对中国这一主权的漠视合法化。总税务司迁到北京后，自行开办邮政。海关除收寄各国使馆、海关本身及部分地区外侨信函外，开始收寄华洋公众邮件。赫德公开威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自己不开办邮局，就不能怪各国越俎代庖了。经过长时间活动，1896年光绪帝批准由海关兼办邮政。从此，中国各地的民信局越来越少，而海关直接经营的客局却大量增加。邮政权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当清政府提出加入万国邮政公会时，赫德以中国邮政尚未统一为由加以阻拦。
赫德利用自己控制中国海关的特殊地位，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在指挥各地海关洋员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同时，他还亲自调解了李鸿章与戈登之间的矛盾，以共同对付民众反抗、斗争。创建北洋海军、任免清朝政府高级官员，赫德也要插手，最起码是提名或提出建议。1867年清政府任命的云贵总督和四川总督，就是由他提名的。赫德、德璀琳、金登干等人对操纵、干预清朝政府外交活动更是不遗余力。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谈判开始前，赫德就建议清朝政府派李鸿章去参加谈判。谈判过程中，他又周旋于双方之间，经常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使英国有效地获取实际利益。结果不言而喻，英国人感到非常满意。为维护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在中法战争中清朝政府军队胜利的情况下，赫德、德璀琳、金登干等人一起出动，以威胁、欺骗等手段，迫使清朝政府做出停战求和的可耻抉择，由金登干在巴黎签订《停战协定》，使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在此后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都受到海关洋员的很大影响。
赫德不仅帮助英国攫取向清朝政府进行巨额政治性贷款的权利，使英国人在华地位进一步巩固，更重要的是贷款除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外，还以苏州、松沪、九江、浙东等地货厘和宜昌、鄂岸、皖岸的盐厘作担保，而这很大一部分厘金就改归海关管理，等于落入外国人之手。《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海关税只能作为次要抵押品，赫德便提出以盐课、盐厘为担保，把政治性贷款规定的现行的管理盐厘办法推广到全部盐政收入，并将各通商口岸的常关、海关合并，规定距通商口岸25公里内的常关均属海关税务司管理，使海关的权限扩大。于是，继海关税之后，常关税也成了大宗抵押品。而外国人把持的海关又控制住了中国国内税收，直接掌握了关税税款的支配使用权，也就掌握了清朝政府的经济命脉。
侵略者们也深知，能够支配、控制中国海关及全部税收，插手国内税收，得益于清朝政府的极端腐朽，所以不希望中国改朝换代。这样一来，实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各国列强，在中国却竭力维护腐朽封建统治，试图扼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阻止民主革命的进程。各口海关税务司也积极协助清朝政府逮捕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搜查革命党人从海外买来的军火，扣留革命党人的信件，交给当地清朝政府官员。武昌起义后，总税务司想方设法筹款，接济清朝政府，使封建王朝苟延残喘。同时，从财政上千方百计地给革命党人制造困难。继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安格联，在1911年10月15日给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的函电中，毫不掩饰其对革命的敌视态度：“你应该将税款汇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等候事态发展变化。”“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
以前各口岸的关税收入全部存放在中国海关银行，海关本来不管这笔钱。武昌起义后，在革命党人举事的长沙、汉口、上海、广州、厦门等一些口岸的税务司将关税权劫夺过来，宣称关税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财产，如果革命党人占有，可能要同外国发生纠纷。就这样，海关的税款非但没有为革命党人所有，反而以为了安全为由，流入汇丰、德华等外国银行。可革命党人还受到了“如不按期偿还外债，就会引起列强的干涉”等粗暴的威胁、恐吓。当列强看到清朝政府大势已去时，便也换了一副更为严厉的面孔，胁迫清朝政府。他们美其名曰把海关税款存入外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人所有，用作军费。可是其最终目的就是混水摸鱼。他们在牢固地把持中国海关行政大权后，并不满足，而是要探囊取物，将关税税款也装进自己的腰包，以达到既控制海关税款收支管理大权，又使度日艰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夭折在摇篮中的目的。他们还千方百计地使攫取的保管与支配海关税款的权利合理化。安格联就建议迫使清朝政府同意建立各银行委员会，由总税务司全权管理保管关税，并负责偿付外债和赔款。因此，存入外国银行的关税税款非经总税务司或代表的签字，谁也不能支取。
随着海关税款被列强劫入囊中，中国的财政金融遇到很大的困难，各重要城市的工商业受到巨大影响。以前，钱存放在中国海关银行，流入到市场满足社会工商业的需要，金融市场总是相当松，很少发生金融性危机。但是当海关税收流入外国银行以后，就不再很快地为中国工商业者所使用，“结果中国工商界经常处在忧患中，因为银根紧了”。
丧失的权利要想收回，就如同是虎口夺食，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更是难上加难。在华盛顿会议的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的第17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无意改变中国海关现时的管理。也就是仍然承认列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在全体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十分委婉地向列强提出改变将中国海关税款存入外国银行的办法，并不是改变外国人在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方面的地位，也无意将税款全部从外国银行收回，只是希望各国能够怜悯中国的困境，施舍那么一点点。他表示如果各国代表认为还不能完全回到只控制中国海关行政权的旧办法上去，至少应该把一部分存款分配给各国承认是健全、殷实的中国银行。本来是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却要低声下气地乞求列强的恩准。可是列强为了自己的在华利益，根本就不会顾及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后来，汇丰银行成为中国海关税款惟一的存放银行。中国海关被列强把持、控制了将近一个世纪，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既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已经窃得并牢牢把持住中国大门钥匙，就不会轻易放手。
祸患贻无穷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仅使万国旗从天子脚下升起，为上帝的使者来华传教带来了福音，将中国大门的钥匙置于洋人的手中，而且还使近代中国社会的肌体上附着许多恶赘，鸦片贸易合法化、准许华工出国做工、大片领土主权的丧失等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鸦片烟，真狡狯……这是西洋要将中国害，远从印度运将来……将一座好神州化做烟世界。”妖艳的罂粟使西方列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白花花的银钱，给中国人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祸害，吞噬了人们劳动、创造的能力，侵蚀了社会的肌体。而随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鸦片这一毒鸩，也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以“洋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横行中国。“英国终于完成了长时间以来所追求的而又很少公开承认的愿望。印度政府不再是中国走私者的主要同谋者，公开的伙伴。这一大项毒品贸易为法律所正规化了。中国屈服于不懈不断的压力，对此它是无力抵抗的。”于是，鸦片只要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每百斤交纳税银30两之后，便可以公开地走进中国，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