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通过建立学会等组织，就可以把那些拥护变法的人团结在它的周围。而建立学会，只能先从北京开始，成立学会一旦得到清廷的认可，那么各省就会以此为榜样，再创办各种学会，其阻力就会小得多。康有为这种在北京建立学会，以促进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主张是“显干例禁”，违反大清律令的，在文化专制的时代，不仅可以坐牢，而且有可能杀头，因而除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和少数对康有为拥护的官员陈炽、沈子培等人的支持外，一般的达官显贵和著名学者都不敢冒险赞同。于是康、梁等人继续不辞辛苦，四处奔走，“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不少官员和士人对组织学会持观望态度，于是康有为唇焦口燥，反复解说，并与不同意见者辩论。有时也碰到不少的钉子，有时顽固守旧者对康有为毫不客气，“非矣之，唾骂之，或谓热中，或斥为病狂”。但康有为毫不气馁，更不为所动。由于康有为能言善辩，“议论纵横，波澜极壮”，故理解和支持康有为的人渐多。为了联络感情，康有为又常设宴请有关人士出席，在举杯谈笑之中，争取到了不少同情和支持。正如康有为自己所写：“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乃频集通才游宴以鼓励之。”梁启超也“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
经过康有为以及梁启超和其他人的努力，朝中大臣如翁同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张之洞等人都对强学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于是这些当权的门生、亲信如张孝谦、袁世凯、徐世昌、丁立钧等改变了态度，开始参与组织学会。
1895年9月，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和帝党派官僚结合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成立。选举陈炽为提调，张孝谦为助理，梁启超为书记员，并推举康有为起划强学会序和章程。
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称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其会员有康有为、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文廷式、丁立钧、张孝谦、杨锐、张权、袁世凯、陈仰垣、徐世昌、汪大燮、熊余波、姚菊仙、杨楷、韩樾堂、褚成博、张仲4、王鹏运等人。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外交官黄遵宪此时回国，也积极参加强学会的活动。
康有为为强学会的成立写了篇文章《强学会序》，经众人议定作为强学会的纲领。这是一篇扣人心弦的维新变法政治宣言。康有为首先以焦急的心情在文章中描述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亡国危机：
“俄北瞰，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有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康有为进而分析了印度、土耳其、安南、朝鲜等国衰落，惨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奴役的原因，并指出这些国家都是因为守旧不变而遭致灭亡的命运，“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康有为进而指出中国正在步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后尘，不仅沿边地区，而且内地各省的肥美土地已成为贪婪列强争夺的美食，中国如若不及早采取措施，进行维新变法，那么亡国惨祸不远矣，到那时将寸埃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中华民族成为列强的奴隶，受到压迫摧残。因此他呼吁有志之士以德、日的维新变法志士为榜样，联合起来，合众人之才力，推动中国的维新变法，救亡图存。
《强学会序》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外纪闻》上，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人深受感动，正如梁启超所写：“读之者多为之泪下。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
强学会成立后，以办报介绍西学、新学，宣传维新变法为主，除将原康、梁等人创办的《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外，还每十天按期在炸子桥嵩云草堂举行集会，讨论时势，宣传变法，研究强国之道，并吸收新会员。强学会声势日大，来者日众，士人云从。康有为写道：强学会“自七月创办以来朝士云集，军机总署御史翰厅各曹来会者百数，几与外国议院等”。
强学会成立之初，即在琉璃厂租房一所，购置图书，设立图书室，其后英、美公使也捐助不少西书和仪器，康有为还派麦孟华到上海采购图书。此外还准备组织人翻译西书，介绍西学。
强学会成立后，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加入者日益增多，于是强学会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函寻求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直隶总督王文韶均对强学会复函表示支持，其实际行动则表现为每人捐金5000两；另两位统兵将军聂士成和宋庆也各捐银数千两作为强学会基金。李鸿章也表示愿交金2000两，加入强学会，但强学会同仁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表现记忆犹新，一致认为他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祸首之一，因而拒绝李鸿章入会。故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从而埋下了其后李鸿章指使杨崇伊参劾强学会的伏线。
关于强学会的性质，梁启超写道：“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不少论者也认为强学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这无疑夸大了强学会的作用。强学会并不具备现代政党的基本特征，而是与传统的士大夫集会结社的形式相近的具政治色彩的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
康有为虽然是强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但在强学会筹备之初，大家都以为康有为名气太大，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最好不担任负责人，以避免学会遭人非议，康、梁也感到只要能成立强学会，无所谓担任什么。经众议，拟定户部郎中兼军机处章京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为强学会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但由于李鸿藻、张之洞先后介入，因而深受张之洞重视的丁立钧也成为总董。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被迫离京，与康有为关系较密的强学会提调陈炽受到排挤，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亲信张孝谦虽名为强学会助理，实则“主其事”，逐渐掌握了强学会的实权，丁立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也力图控制强学会，内部发生越来越大的矛盾，相互争权夺利，各不相干，康有为所订的强学会宗旨也被改变。
康有为在京的活动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康有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危及他们的利益，于是四处造谣诽谤，大学士徐桐、御使褚成博初不知强学会和《中外纪闻》的背景，当了解到其核心人物是康有为后，就准备奏劾康有为阴谋反对朝廷。于是一些初期对康有为表示支持和敬佩的官员也开始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军机大臣李鸿藻授意张孝谦暗中破坏康有为的行动计划和改变强学会的性质。一时间，北京城内对康有为议论纷纷，飞短流长，诽谤渐起。沈曾植、陈炽得讯皆来告诉康有为，希望他早日离开北京，以免节外生枝，遭受迫害，并建议让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代表在京办事。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为免老师遭逮捕，也劝康有为离京。康有为感到犹豫不决，京师的维新变法活动刚有一点眉目，实在不忍此时离去。
一日，强学会同仁夜饯观戏，当台上演出南宋皇帝赵构十二道金牌召还岳飞一剧时，众人都触目伤情，在坐的李玉波更是失声而泣下。岳飞是南宋抗金英雄，他没有战死在疆场，却遭奸人秦桧陷害，被皇帝下令处死，成为千古悲剧。从古到今爱国忠臣之士多遭劫难，康有为感到历史的召唤，他即席赋七律一首，以赠在座诸公共勉。
山河已割国扰攘，忧国诸公欲自强。
复社东林开大会，甘陵北部预飞章。
鸿飞冥冥天将黑，龙战沉沉血又黄。
一曲欷唏挥泪别，金牌招岳最堪伤。
风声越来越紧，守旧派已不是说说而已，北京城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对康有为越来越不利。于是康有为决定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去发展，开辟新的维新基地。
康有为为办报和开学会已耗尽自己所有的积蓄，当他准备离京时，囊中羞涩，陷入了经济困境中，甚至连可典当的衣物都没有，好在得朋友帮助始能成行。行前，强学会为康有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饯行会，与会者对康有为的离京深表感慨。
10月17日康有为前往基督教北京伦敦会，初次拜访了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当康有为的名片由看门人送交李提摩太时，后者感到十分惊喜，其时李提摩太正给在巴黎的妻子写信，他立即放下笔，来到客厅，迎接康有为。康有为的来访给李提摩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提摩太对这次会见描述道：“在客厅里，我看到这位著名学者穿着黄色丝织的袍子，他在明天离此回南之前，带着一本自己的著作送给我。他告诉我，他相信我们出版物里所说的上帝的慈爱及国家的友爱，并且他希望我们合作来改造中国。”“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度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
次日晨，康有为离开了北京。
强学人物
北京强学会共有会员及赞助人29人，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知识分子，只3人；第二是以翁同（为首的中央封建官僚，10人；第三是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封建官僚，3人；第四是以欧格纳为首的在幕后活动的英美人士，4人。其他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暂时未能确定其政治派系者，9人，但内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归帝党分子。
康有为一派除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外，还有一人叫陈炽。陈炽，字次亮，江西瑞金人。以举人为户部郎中，兼军机处章京。甲午战争前，他曾著《庸书》及《富国策》，提倡君主立宪及民族资本。他也是强学会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重要仅次于康有为。可惜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得到有关他的一篇详尽的传记文字及他本人的诗文集。但根据已经得到的材料，我们知道陈炽一方面提倡民主，与康有为私交极密；一方面又是帝党首领翁同（的亲信。翁同（之参加维新运动，颇受了陈炽与沈曾植两人督促与怂恿。翁同（且教陈炽秘密告诉康有为说：“苟不能为张东之（废武则天）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这可说是对他非常信任了。
但翁同（对于陈炽倚赖中又常露畏惧之意，在《翁文恭公日记》中，常对他作亦褒亦贬之词。
陈炽是户部郎中，又久兼军机章京，翁同（刚好是这两个衙门的主管人物，所以来往很密，不过，他活动虽接近于翁同思想却倾向于康有为，他可以说是翁康两人或两派的桥梁人物。所以强学会初成立时，即推他为提调，不幸强学会封禁之后，他“得旨封锢”，自此便“郁郁不得志，酒前灯下，往往高歌痛哭，若痴若狂。”归江西数年后，1899年卒于北京。
以康有为为首的知识分子，包括康有为自己，梁启超及陈炽三人，他们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他们人数虽少，但在强学会中，却都是核心人物。康有为是强学会主要的发起人。陈炽是协助最得力的人，并且担任了提调的职务。梁启超是宣传最得力的人，并且担任了书记的职务。
属翁同（一派的主要有以下几位：
孙家鼐，安徽寿州人。状元，工部尚书。为人较圆滑，也是这一派系中的重要人物。李鸿藻，直隶高阳人。翰林。中法战争前，曾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后降。甲午战争起，他又以礼部尚书入值军机。论他的资历地位，都在翁同（之上。所以严格地说，我们只能说是李鸿藻翁同（派。在甲午战争前后，李鸿藻与翁同（两人，在反对旧党李鸿章及孙毓汶等的场合下，他们始终是合作的，一致的。虽然翁同（是光绪帝的师傅，有毓庆宫绝对的特权，颇为李鸿藻所嫉妒，但两人的裂缝，似在1897年以后才较严重，强学会成立时，他们仍合作得很好。不过在这时侯，这位老的清流党领袖的号召力比较降低了，而那位新的“清流党”领袖――翁同（已逐渐代之而起了。
强学会的成立，李鸿藻也是一位有力的支持者。
李鸿藻、翁同孙家鼐都是当日的一品大臣，他们不敢犯清政府一向关于结社的禁令，参加到强学会里边去，只是在会外做赞助人，但是这一派系中官职较低，年纪较轻的人物，却与康有为们一样，都参加到会中去。这些参加到强学会中去的帝党人物，可考者如下：
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进士，刑部郎中。
丁立钧，字叔衡，号恒斋。江苏丹徒人，以庶吉士改编修。
沈曾植与丁立钧两人，都是翁同（门下的亲信人物，在翁同（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与翁同（的关系非常密切。与翁同（的得意门生张謇的交情也特别密，张謇自称在北京所结识的好友，有沈曾植、沈曾桐、黄绍箕、王仁堪、王仁东、丁立钧、郑孝胥、沈瑜庆、袁昶、王颂蔚、濮子潼等。而后来却只想“造立屋宇”，约沈曾植、丁立钧两人“皆居于通。”张謇致丁立钧的信札中，亦只拳拳以翁同沈曾植、文廷式等人为念。这都说明他们同属翁同（一派系的人物。
至于他们与张之洞来往虽也较密，但仍保持着一定距离。对于康有为，他们与翁同（的态度一样，从反对旧党说，他们与康有为是同志，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沈曾植就给予他很大的帮助与鼓励，强学会的成立，也得力于陈炽与沈曾植二人的奔走居多。但强学会封禁后，沈曾植便觉得康有为的做法，太鲁莽了。1898年春间他南归时，便劝康有为“试读唐顺宗实录一过”，到了上海后，他又对文廷式说：“此礼家所谓草贼也，草贼终须大败，弟不知须费几多棒喝。”这种看法与翁同（如出一辙。
沈曾桐，沈曾植弟，字子封。以庶吉士改编修，与沈曾植俱有名京师，人称二沈。
沈曾桐在强学会中，没有特殊表现，翁同（日记乙未年（1895年）称：“十二月十四日，沈子封来，南城因封禁强学会，众汹汹，有烦言。”以他的社会关系说，当与曾植一样，属于翁同（派系。
文廷式在甲午战争前，便是海内一位名士，他与张之洞及其门下士梁鼎芬、陈三立等，固然也有相当关系，但决不如与翁同（系人物来往之密，他应该算是翁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张孝谦，字巽之，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参加强学会时，是一位编修，是李鸿藻的得意门生。甲午战争时，翁李主战，常以张孝谦为谋主。所以当强学会中人公推接近翁同（的陈炽为提调的时候，沈曾植即主张以张孝谦副之，明知道他“为人故反复”，但只要“使其勿散坏”大局而已。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生员，温处道。1895年，参加强学会时，曾捐助500元，是强学会中积极的人物之一。时年37岁，但在强学会未遭到封禁前，他就奉命到天津附近的小站练兵去了。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入都，与翰林徐世昌、张孝谦、阎志廉等，深相结纳，俾揄扬于翁李之间，志廉等皆翁李门下士，信之。”所以在强学会开会时，袁世凯是个倾向讨好于翁李一派的人物。在《翁文恭公日记》中，也这样记着：“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温处道袁世凯慰亭来见，此人开展而欠诚实。八月十一日，归后，袁慰亭来辞，谈洋队事，此人不滑，可任也。”但袁世凯到底是一个狡猾官僚，他虽讨好翁同（与李鸿藻，却没有得罪李鸿章与旧党人物，所以小站练兵之事，出于旧党奕5、奕？、荣禄与新党李鸿藻、翁同（的共同推荐。
徐世昌，字菊人，直隶天津人，以庶吉士改编修，与张孝谦、袁世凯等友善，袁世凯既往小站练兵，徐世昌也跟他同去。
以上以翁同（为首的中央封建官僚，共11人。会外支持者，有翁同（自己与李鸿藻、孙家鼐3人。会员中，有沈曾植、丁立钧、沈曾桐、文廷式、张孝谦、袁世凯、徐世昌等7人，北京强学会中，以这一派的人数最多，势力为最大。
属张之洞一派的大约只有杨锐和张权。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特别密，两人有师徒交谊。
张权，字君立，直隶南皮人，张之洞长子。生平未详，据陈宝琛所作张文襄公墓志铭，张权于1898年才成进士，年39岁。于1900年官礼部郎中。
张权于1895年参加强学会时，是36岁的举人主事。他的政治关系，应属于张之洞一派。
以张之洞为首的封建官僚，除会外支持的人物张之洞本人外，加入会中的，仅有杨锐与张权两人，势力很小。张之洞派系在北京强学会中，只演配角，犹如翁系人物张謇在上海强学会中，只演配角一样。
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广学会的主持人物。蔡尔康说，强学会成立时，“广学会督办李君提摩太，方自沪走京师，日以新学之益，遍告达官贵人，诸君皆乐与之游，聆其议，靡不倾倒。”李提摩太自己也说他与李佳白、毕德格等，时常被维新会（即强学会）会员约去吃饭，有时也还请他们“每次宴会上发表关于改革中国的演说，并且举行讨论，会员们感到了深刻的兴趣，他们请我留在北京几个月，以便向他们建议如何进行工作。”这些材料都可说明，像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英美传教士都是公开地参加了强学会，公开地参加了中国政治活动的。他们的行径，已经超出了幕后的、秘密的姿态了。在理论上，他们或者还不是一个强学会的会员，在精神上，他们早已成为强学会中重要的活动人物了。
当时李提摩太与康有为、翁同（的关系非常密切。康有为在北京虽然与李提摩太只见了一次面，但梁启超却以北京强学会书记的资格，同时兼任了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他与翁同（的来往也很密切，李提摩太拜访过翁同翁同（也拜访过李提摩太，并且每次相见，都谈政治，都谈变法。据翁同（日记说，李提摩太所谓变法，“以兴铁路为第一义，练兵次之。”可见他的变法方案中，并不希望中国成为民主的国家，尤其重要的，筑路练兵诸事，“中国须参用西员”，翁同（虽然不赞成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控制中国，但他承认李提摩太是“读书明理人”，承认“其言切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