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又请求在每道设一民政局，选才督办，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每县设民政公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他认为，这样可以“内外并举”，新政有效。
至于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书，交通科举，创造纸币，收印花税等办法，在这次上书中，也都提到了。
光绪皇帝看了这个奏折，非常满意，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不久，康有为进《俄大彼得变政记》，主张效法俄国，进行变法，上了《第七次书》，略谓：
“外侮迫矣，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奇绝，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也。”
康有为要光绪帝以俄彼得为榜样，这榜样究竟如何？
俄国大彼得改革，光绪帝更感兴趣的是彼得坚强的个性和锐意变革的气势。据说这位沙皇为了向当时发达的西欧国家学习，曾乔装打扮，使用化名，隐匿在一个俄国使团中。首站访问普鲁士，使团在库尔兰公国的米塔瓦受到隆重接待时，彼得已乘船到了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在自己寓所里与勃兰登堡皇帝腓特烈三世密谈。第二站到荷兰，彼得照例抢在使团的前头，到达荷兰首都，订做了一套萨尔丹人穿的衣裳，访问各造船厂，参观木材厂和造纸厂，甚至拿起斧头干点活儿。等使团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彼得也赶来，穿上长袍、红衬衣，戴上毡帽，混杂在使团的二等人员之中进了城。在荷兰期间，彼得和10个俄国留学生向这个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国家学习造船。但荷兰工匠会造船却不懂造船的理论，彼得非常扫兴。一天有人问彼得：“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彼得解释了发愁的原因。一个在场的英国人告诉他，在英国这种船体结构学以及旁的学科都很完备，短期内就可以学会。沙皇彼得立即与10名俄国留学生坐快艇到伦敦。在英国四个月，彼得仍然隐姓娌名，潜心研究造船学，有时也去了解英国政治。一次彼得访问英国议会时，断然拒绝到会议厅里去，却跑到大厦的屋顶上，隔着天窗看议会开会情景。英国人说是看到了世界上最稀罕的事：国王坐在王位上，皇帝（英国人称他为皇帝）站在屋顶上。
就是这位性格古怪的沙皇，凭着他的魄力和努力，通过一系列改革，使落后的俄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欧洲占有了一席之地。
全民上书
给光绪帝上书成功，大大鼓舞了康有为，他又开始在北京重新活跃起来。
这时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弟子麦孟华等人来京，未几梁启超、康广仁也来到京。梁启超是抱病从湖南到上海就医的。
梁启超到上海经过医生精心治疗后，病很快初愈，闻列强公开叫嚷瓜分中国，同时北京改革风潮已风起云涌，老师康有为在北京已打开局面，急需一批得力助手，于是他不顾身体虚弱，决意北上，并邀请正在上海办印书局的康广仁同行。康广仁在上海的出版事业刚开始，很不愿离去，但因梁启超北上之意坚决，而大病初愈，身体还弱，不放心他一人上路，只好一道北上。
麦孟华、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的到来，使康有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都是康有为绝对信得过的学生和亲人，他们可为康有为赞画奔走，展开积极活动。
这时正值会试，各省万余举人再次云集京城，这给康有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可以如同1895年发动举人上书一样再次利用高昂的士气，于是康有为决定发动更多的人来参与救亡活动。康有为因已是朝廷命官，与1895年领导公车上书时的身份有所不同，不便出头露面，于是他让当时还是举人的麦孟华梁启超等人出面联络发动，而自己则退居幕后，3月下旬，康有为口授一折《乞力拒俄请众公车保疏》，令麦孟华、梁启超、龙应中等弟子联络各省公车一同上书。在麦、梁、龙等人的四处奔走呼吁下，两广云贵等数省百余名举人奋起响应。3月27日，百余举人来到都察院请求代递上书。
康有为在发动举人上书的同时，又策划发动御史联合请愿。御使文悌常慷慨大言，表示愿意一死以报国，康有为即建议他约请宋伯鲁、高燮曾、王鹏运、杨深秀等御史，一道“僚阙痛哭，力请变法。”文悌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热血沸腾，慷慨陈辞，表示同意。康有为随即为文悌草拟了一份《请拒俄变法折》。但文悌过后一想此事干系重大，弄得不好会丢掉官位，于是就将奏折改为自赴俄交涉，若俄国不同意，他愿自刎在俄人面前，但有关变法问题只字不提，文悌知道清廷不愿与俄多事，决不会同意他的建议，这样一来他既显得十分爱国，也不会受到守旧派的攻击。
4月下旬来京参加会试的百余山东举人分别上奏，告发德国人于是年初，在山东即墨县闯入文庙，将孔子神像打毁，将子路像的双目挖去。而地方官畏洋人如虎，不敢与德国人论理，也不敢向朝廷上报。众山东举人将德国人的暴行公诸于众后，京城哗然，朝野上下和各省在京举人无不怒形于色。康有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一向鼓吹弘扬孔教，而德国人如此践踏他心中的偶像，这使他义愤填膺，决意利用此一事件来推动维新变法。他命在京的学生们四出活动，联络各省举人分头上书。在康有为的策划下，由麦孟华、林旭、梁启超等12人联合署名的《请联名上书查办圣像被毁公启》被送到各省会馆，他们以保卫孔教相号召，以激励士人们的爱国热情。在他们的联络下，由林旭等367名福建举人、庄仁泳等31名江苏松江府举人、汪曾武等204名江苏举人、程子鹄等17名江苏淮安府举人麦孟华、梁启超等831名广东举人，以及李家璧、易顺鼎等湖北、湖南、安徽、广西等省的110名举人先后向都察院上书，请求清廷向德国政府抗议，查处破坏孔庙之人，赔偿一切损失。
在发动公车上书的同时，康有为还策动御史、翰林院编修等一批中级官员向朝廷上书。经康有为的鼓动和在举人们上书热潮的推动下，一批中下级官员也纷纷联名上书，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等156名中下级京官联名的上书，这样大规模的京官联名上书在清代历史上是少见的。
保国保种
由于亡国危机不断加深，“胶、旅、大、威相继割弃”，然而还有不少士大夫醉乐酣嬉、不识不知，因而康有为感到应该将分散的团体集中起来，“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使“爱国之忱，当为天下所共与”，将更多的知识分子吸引到维新变法运动中来。其时江南道监察御使李盛铎来拜访康有为时，也主张成立一个大的学会，以团聚天下之英才。因而康有为约请李盛铎一起来作为发起人共同成立“保国会。”
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共30条，其要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成立保国会的目的：“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会，名为保国会。”
二、保国会的宗旨为“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
三、保国会要尽力讲求内政外交等方面变法事宜。
四、保国会在京师和上海成立保国总会，各省各府成立分会，以地名冠之。
经过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的多方联络，保国会于1898年4月17日在北京粤东新馆召开了成立大会。
是日来参加保国会成立大会的官员和举人达200余人，“上自二三品大员，詹翰道科，各部员郎主事各官，下至公车会试之人，下及于在京之行商坐贾，无人不集”。粤东新馆后面的戏楼坐满了前来开会者。众人公推康有为演说。
康有为登上舞台，英气逼人的目光向全场扫了一眼，然后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幅令人怵目惊心的亡国惨图顿时展现在众人面前，不少的人感到热血奔涌，呼吸急促，心跳肺张，也有的人一念及亡国的奇惨大痛，心中一酸，热泪涌出眼眶。
康有为接着历数了半个世纪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指出，中国在与外国的冲突中屡遭失败，士大夫应该负担相当的责任，因为他们固步自封，不能看到外国的科技长处，不敢向外国学习，以致中法战争后，康有为提出变法维新，也无人呼应。直到甲午战败后，士大夫的爱国心才开始觉醒，但是朝廷却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变法改革，以致国势日弱，“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20见（件），来日方长，何以卒岁？”他沉痛地指出：缅甸、安南、印度、波兰等国亡国的命运很快就要降临中国头上。他针对那种对亡国抱着侥幸心理的人说道，中国一旦被瓜分亡国，其命运将会很惨，外国人既不可能给中国人以官职，也不会给予功名，甚至连当和尚都不可能，因为亡国后连地庙将被毁而不存在。说到这里，康有为感到一阵抽心的疼痛，不禁泪随声下，在场的不少受其感梁，也泪流满面，甚至泣不成声。
康有为进一步尖锐地指出，亡国大祸迫在眉睫，而政府当局却不能挽救危亡，惟一的希望就是寄托在士大夫身上。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故割地丧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忿，洋人岂敢正视乎？而乃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励，非吾自卖地而何？故鄙人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责我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
今吾中国以无动为大，无一事能举，民穷财尽，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恶兴作，日日割地削权，命门火衰矣，冷矣，枯矣，缩矣，将安危矣……
康有为因为太激动了，声音有些颤抖和嘶哑。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以铿锵有力的一段话结束演讲：“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生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果能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
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为康有为真诚的爱国激情和雄辩的口才所打动，都纷纷起而发言，无不慷慨激昂。
保国会的成立在北京城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康有为的演说也深受爱国士人的欢迎，根据在场记录的演说辞在士大夫中不胫而走，很快就传抄到中国其他的各大城市。
4月21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达智桥胡同河南会馆召开了保国会第二次大会，人数逾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号召大家各尽其聪明才力所能及者，奋起保国救国，群开学会，讲求救亡之道。其后，在康有为的主持之下，保国会又在贵州会馆举行了第三次大会，到会者也达百余人。保国会的成立和几次大会的召开对于北京城的爱国救亡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受保国会的影响和启发，各省人士相继成立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群众爱国组织，参加者皆超过百人。
保国会自身难保
保国会成立后声势日大，康有为、梁启超等成为京城中十分活跃的人物和人们议论的中心。近十年来，康有为“忧时七上皇帝书”，出版各种“异端”著作，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到处进行宣传演说，呼吁维新变法，猛烈抨击朝廷中的顽固守旧派，指责他们老朽昏庸、鼠目寸光、贪财好事。因此守旧派官僚对此十分反感，恨康有为入骨，一再要求逮捕和处死康有为。当康有为等人正在高兴保国会的成立的成功和效果显著时，守旧派官僚们也开始进行有力的反击。荣禄放言恫吓说：“康有为立会保国，现放着许多大臣未用，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人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果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徐桐于4月16日晚，将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找去训斥一顿，不准他与康有为等大逆不道之人往来。次日，保国会成立，作为保国会发起人的李盛铎却迟迟不到会。
对保国会首先公开进行攻击的是吏部主事洪嘉与。洪嘉与原是一个守旧的官吏，保国会成立后，他欲趋新并结识康有为，曾三次拜访康有为，康有为都不在，而他所留下的地址，守门人也忘记告诉康有为。洪嘉与以为康有为瞧不起自己，心中积气越来越大，乃到处造谣诽谤。其时康有为的活动确实太频繁，应酬太多，一般的访客来或不能见，或不能答拜，故多有怨者，但康有为并不在意。一日浙江举人孙浩前来拜访洪嘉与，想走洪嘉与的门路考新开的经济特科。洪嘉与见机会来了，于是就怂恿孙浩说：“当今主考官非常恨康有为，你如果抨击康有为必可举特科。”孙浩一听十分高兴，欣然同意，于是先上《驳保浙会折》，后由洪嘉与代草《驳保国会章程》，对保国会的30条章程逐条批驳，并对康有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称康有为为“地方大光棍”，意欲做“民主教皇”，邪说诬民，摇动人心，形同叛逆，辩言敌政，莫此为甚。洪嘉与将该文印制千册，以孙浩的名义遍送京中大员显要。守旧官员得此十分高兴，并借势一齐来围攻康有为和保国会，于是谣言也沸腾不止，对康有为和拥护者进行攻击的奏折如雪片般地飞进宫中。
正当康、梁在京“开堂设讲”，组织保国会时，清廷驻日公使裕庚忽有密函致总署，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横滨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声气，在新旧斗争日趋激烈的当时，此事若为守旧分子所获知，对时务报馆及维新派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恶果。汪大燮从张元济处得知消息后，急忙求助于总理大臣张荫桓，“言狱不可兴”，请设法从中斡旋。张荫桓亦深知大学士徐桐因保国会事正欲举劾康、梁，总署中又有人欲兴风作浪。关键时刻，他遂与翁同（为掩饰，以防事态恶化。张荫桓还亲自告诉康有为实情，“密嘱康、梁诸人弗再张皇。”但康、梁仍心有余悸，“终日不安。”可以断定，裕庚来函一事打乱了康、梁开展保国会的正常活动。
裕庚致函总理衙门反映孙中山与时务报馆诸人相通的情况，是有一定背景和根据的。1894年初，孙中山在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悬牌行医，而康有为也讲学于广府学宫万木草堂，与圣教楼相距很近，时常到圣教楼购书，尤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无不尽量购取。孙中山见康有为有志于西学，视为同道，欲与之结交，并托友人向康有为转达其意。康有为其时门生很多，而孙中山比康有为年轻，故他认为孙中山不能与自己平辈相交，如欲相交，须先具门生帖拜师后才行。孙中山觉得康有为未免太狂妄自大了，于是不愿与他相交。这样，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重要人物因康有为的自傲而失去了一次相交的机会。
当时孙中山的想法与康有为相近，也是试图走自上而下进行变法改革的道路。1894年春，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上李鸿章书》，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进行改革的主张，其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国家学习，改革教育制度，培养新式人才，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农工商业，以期达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孙中山到天津去找李鸿章，通过李的幕僚将上书呈递给李鸿章，但李鸿章借军务繁忙为由拒绝接见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也不理睬他的上书。此次上书的失败，一度使孙中山感到失落。但随之而来的中日战争惨败，使孙中山看到了清朝政治的腐朽黑暗和不可救药，“知和平之法不可复施”，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高举起反清革命的大旗。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即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次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将革命提上日程。
当康有为正为强学会的建立奔走呼号时，孙中山在香港与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发动会党准备于10月26日在广州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兴中会分会，以“农学会”为名进行掩护。孙中山知道康有为及其门生都有志于改革中国，于是又托人邀请康有为的学生参加，康有为当时虽然没有在广州，但其学生知先生反对暴力，以有违师命而拒绝。孙中山所领导的这次广州起义因缺乏周密的组织和准备，并出现了叛徒告密，清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起义还未发动就失败了，陆皓东等数十名起义参加者被捕后牺牲，孙中山被迫逃离广州，流亡日本。
孙中山在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清政府曾多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与各国当局交涉，急盼将其引渡回国，但始终未能成功。1897年8月孙中山第二次到达日本后，清政府遂令驻日外交官员对其活动严密监视，及时具奏。裕庚此函便是孙中山在日活动探查后的一次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