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1857年生于四川绵竹县一个士绅家庭。杨锐自幼勤勉好学，在父兄的严格教诲下，按照前辈所走过的科举之途向那入仕做官的目标迈进。1874年，17岁的杨锐考中秀才，终于挤进了传统知识分子正途行列。四川学政张之洞对杨锐的才学十分欣赏，“亟奖拔之，邀入幕襄校。”1875年，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建立，杨锐被选入院中肄业。尊经书院为四川人才荟萃之地，学风崇实去浮，讲求经世致用，杨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如鱼得水，学业进步很快，被称为杨雄再世，为蜀士一时之秀。其时，外国侵略者正加紧对我边疆进行侵略，边疆危机十分严重。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使杨锐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他开始产生忧患意识，在《贾谊陈政事疏》一文中，他采取以古喻今的手法，表现了对外敌入侵的愤慨和对改革朝政的向往。1882年，杨锐以优贡参加朝考得知县。1885年，他又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1889年，考授内阁中书，参与修纂《大清会典》，书成，晋侍读。张之洞督两广，招杨锐佐幕府，掌握机要文牍。并参与兴办实业和加强海防的活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锐对战争进程十分关注，他与林旭、刘光第、文廷式、安维峻、朱一新等一批京中新式人物过从甚密。他们“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吕、武之志。”对专权误国的慈禧太后等权贵极为不满，抨击李鸿章等人为迎合慈禧太后，对日本实行避战求和的妥协投降政策是“畏虎割肉”。1895年1月，清廷决意对日乞降，派张荫恒、邵友濂赴日谈判，张、邵二人被日本以国书不合，不与开议为由，遣巡捕送至长崎，驱逐出境。杨锐闻之慨然说道：“辱国至此，敷天忠愤之气，或可因之激发。现在门户既失，党奥必危，开河在即，津沽一带，防不胜防，战无可战，叵不有精兵猛将大举北援，大局恐难望转机。”他希望能勇赴国难，力挽颓局。
杨锐“鲠直尚名节，最慕汉党锢、明东林之行谊，自乙未和议以后，乃益慷慨谈时务。”1895年春，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杨锐立即被这位思想新颖、才识宏博的广东学者所吸引，康有为也很赏识杨锐，他们“过从甚密”。“公车上书”运动中，杨锐以其慷慨激昂而崭露头角，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派人物。同年8月，康有为发起组织强学会，杨锐“起而合之，甚力”。成为强学会的发起人和骨干之一。
1896年1月，以慈禧为首的反动集团，以植党营私，包藏祸心，贩卖西学书籍为罪名，封禁了强学会。又免去了倾向于维新派，有一定改革思想的大臣翁同（的帝师职务，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被革职永不叙用逐回原籍。一时人心惶惶，京师哄传将兴大狱，胆小者和投机者以“党会二字视为蛇蝎”。杨锐“乃奋然率诸人以抗争之，亦可谓不畏强御矣。”虽然斗争没有结果，但杨锐更加坚定了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信念。
在杨锐被光绪拔擢为军机章京之后，他对新政的态度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至少在光绪皇帝看来，杨锐是他推行变法的最得力的助手，故才将杨氏置于军机四卿之首；拜命之后，四章京中惟一被皇上召对的只杨氏一人而已。在处理臣工奏章时，杨锐与同班的林旭，曾有过分歧意见，杨氏曾“强令改换三四次”，但大体说来，尚能执行光绪帝颁布的维新政策。如戊戌七月满人奎章奏参刑部左侍郎阿克丹及主事文谦对其应诏上书“多方挑剔，面含怒色”，极尽压制之能事，并谓：“方今广开言路，日望进言之人多，岂知进言之人受尽折磨，始能上达宸听”，故奎章请饬下各堂官，“将迭次谕旨，恭录一道，宣示大堂，有条陈事件呈请代递者，次日呈进，承办官稍有抑格，定行严参，庶进言之人不至气沮矣。”对于这样一份弹劾守旧官吏压制上书的奏折，杨锐、林旭共同署的意见是：“所陈是否属实不可知，然揆之情理，必非敢于造言欺罔，所请应候圣裁。”显然，杨锐与林旭是站在奎章一边的。他们执行了光绪帝大开言路的方针。
刘光第（1859-1898），字德星，号裴村，四川富顺赵化镇人。自幼家境清贫，但“意气卓荦，不以贫废读。”1878年参加童子试，县令陈洛君认为是奇才，对他很器重。1882年，参加四川乡试中举人。1883年试于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自此进入仕途生活。同年秋又告假归省，南游返川。1885年春，母丧守制家中。1888年5月携家赴京，就任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一进入仕途，就有一种具切的忧患意识。早在1883年，这位刚登仕途的年轻的新进士就以为“时势之变，仕途太坏”，“实在关系国家元气，非极力振刷，加意洗革，深恐孽芽已伏，一朝溃败，便不可治。”要“振刷”“洗革”朝政，标志着他已萌生了改革的意念。就在这一年，他告假归省，途经天津，见“洋行联络，烟柳露花中，大非中原景象。爽心悦目之地，即伤心惨目之地。”到上海，“出街游眺：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但闻歌馆酒楼，肉竹相倚；蜂疾蝶怨，玉夜香春”，感叹“不到上海，是人生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在沿江西上途中，见“买洋票，冒洋人，以致厘税空虚，国用支绌”，奸商横行。凡此种种耳濡目染之事，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心中逐渐萌生出强烈的危机感。
刘光第对国家危亡、朝政腐败的深刻认识，还是在就任刑部主事以后。1889年，他在给刘庆堂的信中沉痛写道：“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苛安目前，敷衍了局”，“京中人心，甚为解体”，“政事废弛，货贿公行”，惊叹在这种时局之下“虽欲不衰不削，其可得乎！前缅甸为英人所吞，今安南用兵数年，费财损失，仍与法人讲和，而以其地付之，后来不知作何了局也。”同年，他在给族叔刘举臣的信中表述了对时局的极大忧虑，深感清王朝危机深重：“但如大厦然，已经风销雨蚀，木坏虫生，旁观者虽代为忧灼，加以疾呼苦告，奈何居屋下者，方且晏安饮乐，毫不经心，且怒旁人多事；即处屋中之奴仆有先见者，或有所条陈，反为阿谀苟容之管家所斥逐，此等家屋，尚能望其长久耶？”两年以后，刘光第在致刘庆堂的信中隐约表达了“变革”的意念，他说：“时事艰难，日深一日，而习焉不觉，文安武嬉，古人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者（今人不敢言矣），以今衡之，所去不远。如天不厌本朝，将来或有善变之处，则私心为天下殷望者耳。”这说明，刘光第面对日益艰难的时政大局，虽然还不知道应当怎样变，但“殷望”“善变”，力图改革中国之心何其迫切！只是由于他性格内向，对在官场中议政有所警惕，“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故人鲜知者。”
由上可见，甲午战前的刘光第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士大夫，已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萌生了改革朝政、改革社会的念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战争带来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时代大背景。时代呼唤着改革。甲午战后，酝酿多年的维新改革迅速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这种氛围下，已经进入仕途达十余年的刘光第，在救亡的推动下，怀着一股炽热的爱国之情上条陈，倡变法，论西学，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刘光第本来就非常关心时局，19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仍与法国讲和”，早就使他非常气愤；到了90年代，日本虎视眈眈，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更给了他极大的刺激。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他忧国之心如焚：“中日交兵，大势颇危。彼谋大举，蓄之一二十年；我国毫无预备，铅药全无。海军武备尽用贪懦之人，所费巨款尽以报效颐和园及阉宦、军机。现在事机危迫，各省京官纷纷出京，几于十室九空，流散情形，不堪目睹！”指责清王朝懒于战事，“事机屡失，意在卖国。打仗之事，全不认真，视为儿戏。”其严重后果是：“若犹此泄沓苟安，后来各国生心，东西分裂，何以图存？真不堪设想者也！”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心，刘光第“缕缕愚忱，不能自已”，于1894年冬疾书条陈，即有名的《甲午条陈》，请代奏皇上，“以备朝廷采择。”
《甲午条陈》是刘光第在民族危亡的情势下首次陈述政见、公开主张改革弊政的宣言书，变法思想已见端倪，诚如条陈的引言所指出的：“今倭已形猖獗，恐俄亦隐然思逞。我国如尚不思所以制之之法，蹈常习故，罔肯变通；即或稍有经营，又复视为利薮，虚名无实，而规守成法者，复加掣肘。如此欲求外人之不侮，内地之无事，得乎？伏愿皇上勃然发愤，内断于心，披览史册，鉴古今之成败，周知海内，酌中外之利害，然后用开创之规模，为继述之事业。”显然，对“罔肯变通”“规守成法”的守旧派的指责，对“稍有经营”“虚名无实”的洋务派的批评，对后直“酌中外之利害”、开创新的规模的希望，都表现了变通成法、振兴国家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新的变革思想的驱使下，刘光第才“就今日之所当举行，将来所当变通者”，列为四条。一是针对慈禧干政，“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中权”，“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慈听”；二是针对朝廷吏治腐败的弊端，“请皇上下诏罪己，团结人心”；三是“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四是“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要言之，《甲午条陈》的基本内容就是要还权皇上，改革弊政，加强武备，以御外侮，巩固王朝统治。而其中最核心的是要慈禧退出政治舞台还权皇上，从而让光绪“乾纲独断”，振兴国家。
《甲午条陈》突出表现了刘光第的爱国思想和政治见识，其问世时间比《公车上书》早四个多月。它虽也像《公车上书》那样力主抗战，倡导变法，但涉及的问题远不如后者深刻。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在京师为官十来年的士大夫能有如此举措，实属难能可贵。
《甲午条陈》因刑部堂官不肯代达，“未得上奏，而衙门中喧然传之，各省亦多传说”，影响甚大，刘光第由此知名。
刘光第上递条陈受挫，加之不久传来旅顺失守的消息，他“日夕愁愤，寝食失常。”正在他忧愤之际，前线战事节节败退的消息又频频传来：威海卫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山海关外战役全线崩溃。紧跟而来的是马关订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局艰危，全国震惊，许多具有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救亡意识更加高涨。刘光第自然也不例外。还在威海卫失守时，他就分析其原因是军事调度失于迂缓，且又派员去日议和，“以致将士之心徘徊观望，不甚得力，此皆由朝廷事权不一之故所致。”“将来为和为战，均须大加变改，力为振作，始可自立。不然，大局之危，诚有不堪设想者耳。”马关订约后，于1885年5月19日，刘光第写信给刘庆堂，倾述了自己的悲愤之情，“数年以来，穷也穷不死人，惟去年以来，所见所闻之事，真是要气坏人，愁坏人也。”随后，刘光第怀着忧愤，告假出都，去南方游历，直到1896年7月始返京。
刘光第返京以后，思想逐渐倾向维新。一方面，他感到时局更加艰难，对沿袭旧政已失去希望。正如他在1897年初给刘庆堂的信中所说：“今日事势，以兄观之，比中日未战以前尤为可怕”，“天下大势已去，瘊汉有复振矣。”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他对危亡局势极为痛心：“且闻诸国纷纷啧啧，将有瓜分中国之举，而我乃无兵、无将、无器械、无兵船，坐以待毙，岂不可伤！”为了挽救危亡，他寄希望于皇帝：“总之，此时下工夫，总在皇上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可见，到1897年度，刘光第已有依靠皇帝维新变法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康、梁掀起的维新之风又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在川推动维新运动。1896年8月，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这是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办的最有影响的报刊。刘光第对梁启超“周知外国情形”备加推崇，对《时务报》给以满腔热情的支持，曾向四川维新人士宋育仁建议“将报广为流通，以开固陋，俾吾川士商周知中外时务。”他这样积极为《时务报》作宣传，为的是：“如能商务兵政皆大有起色，是以外国参用民权之意，将来可以多保时日，不致遽为外洋吞占。”1897年底，他在给刘庆堂的信中写道：“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人康有为亦作有条呈欲递，但不知彼部堂官曾肯与代奏否？”信中所指的“条呈”，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后来光绪看到此书，极感兴趣，这成了维新变法的契机。刘光第对康有为上书的关注，正反映了他对维新的积极倾向。正是在康梁所掀起的维新之风的影响下，刘光第开始直接投身于维新活动。到1898年初，实行新政的条件开始具备，他感到“京师大局，现在亦颇有整顿之意，但终觉漫缓耳。”于是，刘光第与杨锐等川籍京官，在四川会馆观善堂旧址成立蜀学会，以“讲新学，开风气，为今自强之策”为宗旨。同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全国性的变法团体保国会，刘光第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列名为保国会会员。
由上可见，在甲午战争及其失败以后的两三年间，刘光第已经突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樊篱，具有了维新倾向，他的思想开始打上了资本主义维新改革的一些印记。
在百日维新期间，具有维新倾向的刘光第，做了两件大事，对维新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撰写《论〈校？庐抗议〉》。《校？庐抗议》乃是30多年前具有改良思想的冯桂芬所日，光绪根据孙家鼐的奏请，命令将《校？庐抗议》印发各衙门悉心核看，签注意见，以备采择。刘光第应命作了《论〈校？庐抗议〉》，逐条签注按语，表明了自己的政见。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问题。它是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最早的一部带有改良色彩的政见书，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1898年7月24在《论〈校？庐抗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经济、文教部分。刘光第主张反对列强侵略，保护和发展本国民族工商业，“今日上策，是待我兵力足时，与外洋换约，加其进口之税。则我内地关厘，直可裁撤。”主张在未裁撤之前，应对关厘加以整顿，“切实省并，以恤商情。”同时宜设商务专官，“精研一切纺纱、织布、树茶（桑）、制茶诸务，而农工矿学，亦得分门讲求。”要鼓励民间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宜劝商人等，集股为轮船公司，驾驶轮船，与民船并行。成本大者，并可驾海轮出洋载货，及兵轮以护华商，其利尤远。”要加紧学习西方，“取其长而制其害。”在文教科技方面，他主张“兼通中西法”，“参中西，究利弊。”如果说刘光第在1896年时在政治上由于已有民权意识而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轨的话，那么现在他在经济和文教科技领域的主张也同西方资本主义接轨了。刘光第爱国维新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为他入值军机处，参与新政，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参与新政。
1898年8月28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推荐了刘光第和杨锐等十多位具有维新倾向的人才。9月4日，刘光第被光绪帝召见。刘“力陈时弊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9月5日，光绪帝授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此时四人皆处于靠近皇帝的地位，“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但是，这时刘光第的心境又是矛盾的。他在给胞弟刘光竺的信中写道：“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但另一方面，他又忧心忡忡，且对新旧斗争的实质缺乏认识：“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兄实寒。吾同杨锐、谭嗣同、林旭共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虽感前途堪忧，但也尽力而为。9月11日，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请杀康、梁，刘光第毅然站在新党一边，力保康、梁。当时他和谭嗣同在一班。他在谭嗣同的奏折上庄重地署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等八个大字。刘光第以死相救康、梁的行为，使谭嗣同大为佩服。
林旭（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家贫，苦读群书。同县道员沈瑜庆“异其博赡以女相配。”1893年中举。其诗文“波澜老成，瑰奥深浓，流行京师，名动一时”，但会试不中，只得以举人身份捐款得任内阁候补中书。1895年5月25日，林旭参加18省乙未科会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的上书，要求抗战和变法图强。1897年，林旭在张元济所办通艺学堂，读西书。1898年1月，林旭创闽学会。8月被荐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百日维新失败，从容就义，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有《晚翠轩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