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太浅，木船太小，为使木船能够浮起来，联军放弃了所有的重炮，只保留了轻型野战炮和马克沁式速射机关枪。
联军士兵虽然多是舰队水手，但驾驶中国式木船，看来很不熟练。而且，他们不得不进行被动的运动战。
这是一次奇怪的运动战。毫无疑问，此时的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运用此种战术，也确实把联军整得很狼狈，但其成效是否大大地打了折扣呢？
璧阁衔《在华一月记》写道：
沿河岸散布着许多有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被义和团占据着……这些处阵地，由于有高大的有土墙的房屋，树木丛生，而且四处全是无树地区，是很容易防守的。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攻击比防守一定得准备多损失掉四五倍才行。我们必须携带机枪和轻型野战炮参加战斗，因为义和团有三磅炮、六磅炮、机关炮、大型土制抬枪，而且经常有防御工事保护着。我们的左翼也常遭到清军骑兵与马拉炮队（12磅炮与15磅炮）的骚扰……他们经常从铁路路基处向我们开炮……我们不能不用一支海军陆战队的加强分队来保护我们的侧翼。这支海军陆战队因之常常处于火力圈内，损失惨重。
这样，在联军撤退的头3天内，以伤亡90人的代价，退至天津西郊。21日，联军进行了夜行军，下午4时，到达西沽，隔河相望，对面竟是一座中国皇家武库！
这一天，是清政府下诏与各国宣战的日子。很难想象，在北京的大门口，在那个存放着战争最为紧要的武器和战略物资的军火库，竟然只有一些义和团在守卫着！
西摩联军已被一路之上的运动战消耗得疲惫不堪。但他们仅出动了100多人，便越过河流，占领了武库。几乎没发生战斗。随之大部队也淌过河流。
已经丢盔弃甲，甚至可以说是瓮中之鳖的西摩联军，就这样忽然有了喘息之机。
西沽军火库周围，地势广阔，军火库内，各种新式大炮和枪枝弹药一应俱全，还有15吨大米，甚至有医疗用品，“需要量远比最初所预计的要多得多。”
于是，西摩联军加固了防线。军火库中最安全的地方被打扫干净并改成医院，随军的230名伤病员得到了初步的救护。口径4英寸大炮、一磅火炮，以及大清朝原装进口的德国克虏伯炮，架在了早已备好的炮台工事上。等到大清朝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闻讯，派出7个营兵力把军火库包围起来的时候，由众多的大炮所保卫的武库，已经守卫得铁桶一般。
战斗再次开始了。这一次，是聂士成军对西摩联军的攻坚战。在连续3天的猛烈进攻中，西摩联军的伤亡人数又增加了140人，但联军阵地坚如磐石，始终未能攻克。
攻防拉锯战斗就这样继续进行着。这里，距天津城区仅有几英里，但，聂士成军攻不进来，西摩联军也杀不出去。
西摩派出的所有信使，不是被杀，就是逃回来。确有一个信使成功地到达了天津。但他被捕了，被绑在树上。夜晚，联军向天空放射出彩色危急求救信号弹。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出发前还在大沽口外军舰上的八国联军，是否已经占领了大沽炮台，并已进入天津城――他们是否能飞速赶来，解救他们逃出虎口呢？
这天，是6月24日，中国政府向各国宣战后的第3天。
真奇怪。17日凌晨便攻克大沽炮台的八国联军，似乎并不急于前往天津、北京救援，此后4天，他们滞留在大沽口和塘沽车站，一直在做着善后工作――派士兵带领俘虏清除尸体，并把尸体投入河中；但潮水又把发臭的尸体漂回来，于是又打捞上来，埋掉；还有就是销毁军火，加强炮台防御。直到21日，得知中国方面向各国宣战的消息，联军大部才开始离开大沽口，到达塘沽车站，开始向天津方向进军。
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6月20日宣战后，中国方面和八国联军方面各自的军事实力、战略任务。
中国方面的任务是：
（1）为保卫首都，拦阻已向北京进发的2000名西摩联军，这一目标应该说已经达到；但还要阻止其撤回天津租界，这一任务正在进行中。
（2）为守住北京大门，要在塘沽车站和天津车站（老龙口）之间严密布防，切断塘沽与天津租界间的敌军交通线，阻止大沽联军支援租界，这一战略目标刚刚开始执行。
（3）围攻天津租界。
针锋相对，联军的任务正好相反：
（1）西摩联军要突破重围，尽可能地保存实力，安全撤回天津租界。
（2）大沽联军要打通塘沽至天津城的交通线，守住天津火车站，以便后续援军从海上源源而来。
（3）到达天津后，其最首要的任务是解除中国军队对租界的包围。
那么，双方的军事力量如何呢？
中国方面：聂士成武卫前军10营、淮军练军3营，共计清军正规军6000多人，尤其聂士成的武卫军，武器装备由德国引进，士兵由德国教练训练，应该说，是一流的陆军劲旅。另外，在天津，此时集结义和团足有3万人，并仍然源源不断地增加着，配合清军作战。
联军方面：坚守在白河（今海河）左岸老龙头车站（今天津车站一带）的俄国军队1700人；驻扎在白河右岸租界内的联军300人，共2000人。
仅以正规军计，中国军队数量是联军的3倍；若加上义和团，则超过数十倍。而且，不仅兵力，武器装备上，中方也明显占有优势。
是这样的力量对比！真不幸，一周后，到6月27日（宣战后第6天），联军的3项战略任务悉数完成，而中方的3项战略目标如水中捞月！
在此期间，义和团所起的作用容当后叙。仅从聂士成的正规军来看，不能说他们作战不勇敢。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斯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中描述道：
中国人毫不吝啬弹药，时刻都在摧毁租界、我们在车站旁仓促修筑的脆弱工事以及战壕、内堡和街垒。中国炮兵熟悉地形，善于打炮。他们不是把炮弹发射到租界的各个地方，而是选好某一个点，对着这个方向发几炮。如果他们看到炮弹准确命中，出现黑烟、着火和楼房倒塌，那么，他们就对准那个地点再发射两三炮，然后再选择新的方位。中国人用的是普通的弧形榴弹，它能摧毁砖石墙，它的碎片能破坏一切碰到的东西。中国人还使用普通火药的爆破榴弹，它会炸开建筑物，引起火灾。
如此凶猛的火力，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什么竟未能完成作战任务？一个原因是：中方的作战技术及军事指挥能力，远远不及对方。甚至可以说，以多出对方3倍（不算义和团）的军事实力，竟然顾此失彼，使要进攻的3大战略目标，尽皆半途而废。
最初，中国军队首先要拿下的目标是租界区。3万义和团和聂士成武卫前军7营6000人，大半兵力投入对租界的进攻。此时，租界守军不过300人！而且，所谓租界区，不过教堂和领事馆，除了楼房，无险可守。
此时，距宣战还有4天，6月17日，中国军队就开始进攻租界，到23日，整整一周时间，几乎天天就是放炮，真正的进攻屈指可数，毫无成效。
就这样，到21日止，租界守军伤亡200人，困兽之斗，难乎为继。租界指挥部长叹一声，他发出了“准备撤出天津”的命令。
千钧一发之际，6月22日，从廊坊撤退的西摩联军占领了西沽武库。聂士成的武卫前军7营竟然全数调出，前去围攻西摩军。租界于是得以喘息。
第二天，23日，大沽联军到达，租界之围解困，中方进攻前功尽弃！
租界之战失利，如能拿下老龙头车站，则大沽联军被拦截在天津之外，仍是战略上的重大胜利。然而，如此战略重役，也是打打停停，浅尝辄止，从6月18日至22日，敌军仅死伤110人，车站始终在敌方手中。
或许，中方的算盘是：阻截大沽联军在塘沽和天津之间，使之不能进入天津城！那么，老龙口是否能够拿下，无关宏旨。但事情并非如此。
从大沽口到天津租界，仅仅80里，由于中方的阻截，联军竟走行了3天，付出了224人的伤亡代价，这是反侵略的重大胜利。问题是，这种小胜改变不了中方战略失败的事实。
大沽方面派出的援军，总数不过2000人，战线拉锯80里，沿途，村村有拳民，处处有清军，兵力超出敌军何止数倍，且敌明我暗，无论如何是稳操胜券的战斗。然而，敌军竟行行复行行，一再突破中方阻截，终于到达天津，不仅解了租界之围，而且救出西摩联军，双方力量对比立刻改观，使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战争，迅速转入第二阶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几个镜头就清楚了：
――6月20日，中国方面包围租界区的第3天，一位叫窝茨的传教士竟然带领3名哥萨克士兵，从租界骑马跑出天津，直达大沽口，向联军告急。这说明，中方对一个小小的租界的围攻，漏洞百出。
――大沽联军向天津进发时，火车前进速度缓慢，“因为发现好多枕木都在铁轨的夹片下被烧毁了，但奇怪的是桥梁都没有遭到破坏。”这是为什么呢？中方的目的不就是阻挡联军吗？却为什么不炸桥梁？老实说，没一个现代军人能解释这样的问题。
――前进中，经常“发现远处有一股敌人，部队一面前进，一面向他们打去炮弹”，“敌人队伍中，有炮兵和骑兵，但没有怎么抵抗就逃窜了”。实际上，沿途80里，联军根本没碰到任何像样的阻击战！中方军队这是运用的什么战术？或者竟然是怕死？！
――到达天津城区附近时，“遭到中国人猛烈射击。但很快就完了。后来通过几个村庄，很少遇到抵抗”。于是，“沿着白河的河岸前进，从一处浮桥进入租界地。就这样，没遇到什么困难，顺利地完成了解除天津围困的任务”！
再看中国军队围攻西摩联军之战：
22日，武卫军7个营共6000人（不算数万义和团和淮军练军）包围了西沽武库。伤兵占40%的西摩军，有战斗力的士兵不过1000多人。当日，双方决战，使敌军又伤亡140人！但战斗竟然就这样结束了！
请看联军随军记者的逐日记录：
――6月23、24日是平静的两天，虽然担忧中国人可能进行一次攻击，但它一直没出现，24日几乎没放一枪，也没看到中国人。天气酷热，而且大风刮得整天沙土飞扬，但是感谢上帝……
――6月25日，又安稳地经过一夜休息之后……7点钟过后不久，发现2000名中国人沿铁路前进，但并非是试图攻击炮台，相反，他们似乎是在进行有秩序的撤退。
――7点40分，我们看到了前来增援的军队。这一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武库炮台的每个人心中都充溢着欢乐，自己眼看就要得救了。9点30分，两支军队会合了。狂热的欢呼声充斥在援救者和被解救者之间。
――增援联队由俄国军官西林斯基中校指挥的，总数不超过1500人！
――26日，太阳升起的时候，联合军队带着伤员向天津进发了，并于中午前抵达天津租界。
这究竟是怎样的战斗呢？
从6月10日到26日，整整半月时间，西摩所率领的2000名八国联军，经过中方数次围剿，其损失是：
死亡――英国人27名，美国人4名，法国人1名，德国人12名，意大利人5名，日本人2名，奥地利人1名，俄国人10名。
负伤――英国人97名，美国人25名，法国人10名，德国人6名，意大利人3名，日本人3名，奥地利人1名，俄国人27名。
总计62人死亡，238人负伤。
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天津门户战，其第一阶段，以中方战略全盘皆输、联军意图全面实现而告结束。
6月27日，各国联军司令各向本国海军部发出内容大致相同的如下的电报：
天津获得增援。西摩总司令所率联军顺利进入租界。天津车站仍在我手。
已从大沽登陆天津的部队为：英军500人；德军1340人；美军335人；俄国海人；意军138人；法军830人。战队255人，陆军及骑兵3500人；日本海战队602人，陆军及骑兵3150人；奥军26至此，八国联军共达10676人，并从该日始，以堪与津门军队抗衡的战斗力，由全面防守转入重点进攻。
此时，首都北京，激战亦正酣。
红衣大炮轰使馆，烧尽教堂杀洋人
庚子国变的史册，难得翻开其中最惑人的一页――北京使馆之战。
战争已经爆发，敌我剑拔弩张，要消灭敌人，采取最血腥最狂热的形式，毫不足怪。然而，两国（不止两国）交兵，先攻使馆，仍属骇人听闻。按照国际公法与惯例，使馆之安全，由驻在国负责。如今，驻在国不仅不再保护各国在本国的公使，而且要屠杀他们，毫无疑问，这是疯狂的违例。
这疯狂的提案，炮轰使馆――要把使馆变成一片废墟的提案，在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前一天，6月20日，便已执行。谁也不敢反对。朝廷大内，理智已荡然无存，断头台恶狠狠地威胁着每一个人。谁要是胆敢说出“国际公法”或者“国际惯例”，哪怕是窃窃私语，都有人头落地的危险。恐怖手段先震慑了自己人，一致赞成那野蛮的决议案，并责成董福祥去执行。人人知道，炮弹不长眼睛，要毁灭西方在中国的使馆区，肯定会附带毁灭紧挨使馆区的翰林院等首都文化艺术珍迹。这对于国家简直是一种自杀性的行径。然而，洋人血污的、被铡得稀巴烂的头颅，就挂在旗竿上。并且，为了激励民气，干这件事，需要一个无比忠诚的、心狠手辣的、可靠的、真正的灭洋派，他不怕流血，能采取断然措施，有六亲不认的铁腕，能让大炮像缝纫机那样忙碌。在当时的大清朝，只有未来的太上皇载漪有此性格。仿佛渴得要死的人伸手去拿毒酒，宁愿任用虽不聪明然而可靠的大臣，不愿要不忠实然而能力无限的大臣――慈禧把外交部部长的头衔，给了载漪！
那天正是6月20日，载漪当上了部长！使馆仿佛已经听到了炮声，陡然一惊。朝廷放出了嗜血的狗，恐怖就在眼前。
直到今天，清政府炮轰使馆的意图，仍使史学家们琢磨不定。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向外国发泄愤怒。这是必然的。帝国主义太欺负我大清了！
――解除外国对北京的威胁。这就有点弯弯绕。围攻使馆，同解除外国对北京的威胁有什么关系呢？只有一种解释：攻下使馆，把各国大使捕获为人质，然后，八国联军投鼠忌器，还不乖乖地给我滚回老家去！
――毁灭掉朝廷支持义和团的证据。这就更加费解。朝廷支持义和团的证据在公开发布的宣战诏书上，你就是把大使馆连人带建筑都炸得灰飞烟灭，那证据也还在呀！哦，明白了，要想得远一点。一旦战争失败，朝廷会毁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一切证据（后来也果然这样做了），但如果留下驻京公使们的嘴，那可不好！因此，不如现在就灭了他们。他们死了，还能说话吗？
总之，使馆之战就这样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总共围攻了50多天。于是留下了一个至今也没争论清楚的最大的战争之谜：在50多天的时间里，所谓发生在北京的战争，就这围攻使馆和围攻西什库教堂两项――这很难说是战争，说是屠杀还差不多――然而无论是攻使馆还是打教堂，竟然全都没有攻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那么，是使馆和教堂的武装力量过于强大吗？
使馆区有：一支45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持枪卫队，475名平民（包括12名外交使节），2300名中国教民。
西什库教堂有：50名士兵，400多名逃难的中国教民，几名传教士。
对方的全部武装力量不过500名士兵，而且很少重武器。
至于中方在北京的武装力量，还用再说吗？国防正规军的武卫五军，有两个军在北京，还有力量更为强大的卫戍部队――神机营和虎神营，义和团也多被武装起来，有20多万人！
如此武装力量，一个小小的使馆区和一个好像瓮中之鳖的教堂，要拿下来，简直就是小意思！竟然在50多天里攻而不克，战而无胜――说什么也说不过去！
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使馆之战，究竟是怎样的战斗。
据说，义和团是围攻使馆的主力。从义和团的宣传上看，似乎确是如此。
有两份义和团在攻打使馆和教堂的“劝降书”留了下来。是义和团用弓箭射入包围圈中的。
一书的全文是：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洋人皆已平抄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汝等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百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百两。指天为誓，厥不失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另一书的全文是：
你们天主、耶稣教民听着：汝等外救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栋（西什库教堂主教）等洋人交出，凡洋人之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惧焚。今已铺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
看来，先“礼”后兵，进攻使馆和教堂，义和团确实是准备卖大力气的。许多史料也确然记载：进攻时，义和团火攻、炮轰、枪击，无所不用其极，好像也真的很卖力气，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史书上说的：义和团真的很是勇敢。
然而，说归说，结果在那儿明摆着：所有进攻，俱是无功！
还是看看别的似乎与进攻使馆并不相关的史料。一则义和团流入城市后史料分析说：近观各州县之义和团民，粗食布衣，尚有朴实耐劳之气象。京城内各坛之团民，立坛愈多，勒财之法愈奇。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要求安饱者；有富豪之人，恐怕遇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
这就是说，义和团进京之后，爱国主义的理想没树立得有多高，相反，勒财分肥成了他们的最高信仰。北京大火起处，义和团战攻卓著的地方，几乎全是北京的银行区、商业区，似乎便是明证。怀有如此理想的人，会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战斗力吗？老实说，无论如何考证，史学家在北京的数万义和团中，没发现一个英勇作战或献身的典型。
另一份义和团员自己的口述史料，说得更详细了：
光绪二十五年春后，王庆一开始在他家练义和拳，当时有十几个人。第二年春，又在俺村教了十几个徒弟，青包头，三角旗。官兵来围王庆一的家，王庆一跑到北京去了。没有逮住他，就把他叔王十抓去了，先解到景州，后解到故城把他砍了。
王庆一到了北京，因为他武术好，端王府把他封了官。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庆一从北京带着三百多人回来，这时他自己在本地区还有几百徒弟，多是景州人。回来后就领人去故城，要故城县官给他叔披麻戴孝。
后来，县官花了很多钱，把他叔的尸首用好棺材送回来，这才了事。
就在这一年，枣强县县官把王请进城里，住了二三个月，在城南门插着二杆大旗，上面写着：“直隶保定枣强县五祖神团”。县官管着他和义和团吃饭。
后来，王庆一又领义和团去北京和洋人打仗，分前后二队，前队到了琉璃厂，王庆一还没走到，北京光绪皇帝早跑了，义和团就回来了。王庆一回来后，不久就去德州和他的徒弟开起庆和栈房多年，后来病死。
一个义和团员，在北京被封了官，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老家报复仇人。至于北京的战斗，根本没参加。而不当义和团以后，立刻有能力和钱财到德州开起“栈房”，做开买卖。这说明了什么呢？
还有许多史料，证明着动乱期间的北京，许多农民做起了皇帝梦。他们把一堆女人弄到自己身边，封她们为皇后、妃子，自己竟当起皇上来。如此荒唐事件，发生多起，以至于不得不抓起他们，砍头示众。有史家证明，这决不是义和团干的：根据朝廷的说法，干这种事情的人，是要反清复明的白莲教徒。然而，据审讯实录，上面并没有一个所谓白莲教的字眼！
好啦。让我们姑且认定：义和团是有理想的，是有战斗力的，只是他们的理想和战斗力都用错了地方。他们烧杀抢掠的本事，比他们攻打使馆的本事高多了！
事实上，所谓使馆战斗，无论中外史料，都证明着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对使馆的炮轰，真正的顽强的进攻战很少，相反，倒是人数不多的使馆卫兵一旦反击，中方的义和团也好，董福祥的甘军也罢，无不倒戈而逃。
那么，就说说炮轰。要是真能轰得准，轰得烈，轰了50多天，别说一个小小使馆区，就是半个北京城，也能轰得无影无踪。
有一门炮，在炮轰使馆的史料中，被吹得神乎其神。该炮名“红衣大将军”，是清朝开国之时，进攻明朝的北京城所用之炮。由于此炮立下过汗马功劳，清朝开国之后，竟得“大将军”之封典，每年9月，清军演习，该炮披上红衣，进行阵前表演，据说神力无比，无坚不催。有诗记载：
霜天吹角马如飞，卅二排兵拥绣旗。
残阳如血月如缺，炮山今日试红衣。
如此神炮，能轰得月亮残缺，太阳流血，用来炮轰使馆，那结果还用说吗？不料，竟出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使该炮在这国家的决定命运的时刻，无所施其威力。
史家已经考证出，这事件，是后人伪造的。但究竟是谁伪造的，至今莫衷一是。
那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董福祥攻使馆不下，忽然想到了“红衣大将军”，认为如用此炮轰击使馆，则使馆“数钟之内，必成灰烬”。但要调拨如此重炮，只有掌握全国兵权的荣禄有此权力。因此，董福祥便去找荣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