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提议首先遭到监军王□的反对，他认为有数万精兵在手，不该畏惧辽军，主张从雁门关北上，从马邑出军，正面与辽军决一死战。护军刘文裕也赞成王□的主张。杨业听后当即反驳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王□很不高兴，不无讽刺地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意思是说你杨业一贯号称是“杨无敌”，如今大敌当前，你居然推三阻四，拖延着不去杀敌，你是不是有投降契丹的打算哪？话中的语气已经是讥讽杨业怯懦怕敌。
王□的话深深刺痛了杨业的心。他当即气愤地说：“我又不是怕死不想战斗，只是这样死了，事情也解决不了。既然你们责备我畏惧不前，我就只好冒死前去。”到了这个地步，倘若杨业坚持不肯出战，便有通敌的嫌疑。而主帅潘美的态度相当微妙，始终不发一言，显然，他一直不喜欢杨业，甚至还相当嫉妒杨业，所以才摆出一副事不关己、坐观成败的姿态。
被迫出军之时，杨业已经知道自己被置于必败之地，但还是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即请潘美遣步兵和弓箭手埋伏在陈家峪口（今山西朔县南，通往忻、代的要道），等他转战至此，就从两侧出兵援助，袭击辽军，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挽回全军覆没的局面。潘美当时答应了，也确实与王□带着人马赶到了陈家峪口。
辽军主帅耶律色珍得知杨业出兵后，立即派部将萧挞凛（一作萧挞览）设伏兵于中路，自己亲自率兵去与杨业交战，且战且退。杨业不知有诈，纵兵追击，结果进入了埋伏圈，萧挞凛伏兵四起，杨业四面受敌，孤军奋战，尽管宋军英勇杀敌，终因力量悬殊，惨遭失败，自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方向败退。
此时，陈家峪口的潘美一军一直按兵不动，观望等待。王□派人登上托逻台（今山西朔县西南山上）了望，见不到任何动静，认为辽军已经败走，为了追击辽军争功，立即率先领兵离开了陈家峪口。潘美见王□离开，也以“不能制止”为借口，率军沿着灰河（今山西朔县恢河）西南后撤。行到二十里时，潘美得知杨业失利的消息，不但不出兵援救，反而迅速逃跑。
杨业率众浴血奋战，且战且行，从白天一直战到黄昏，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了陈家峪口。按照杨业事先的计划，倘若宋军事先伏兵在此，以逸待劳，必然能挽回败局。不料陈家峪口静悄悄地没有任何动静，杨业“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这哭声，饱含了一个忠臣被国家抛弃的最后绝望。
此时，杨业麾下还有一百余人，他知道辽追兵目标在他，不忍这些人同死，便对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同死无益，不若逃出去奏告皇帝。”但他平时治军严明，善待士卒，总是与将士同甘共苦，深受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没有一人肯离去。这其中就有岳州刺史贺怀浦，即首谋北伐的雄州知州贺令图的父亲，宋太祖孝惠皇后的兄长。
于是杨业奋力再战，身被数十创，犹手刃数十敌，终于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终于被辽将萧挞凛俘虏。杨业之子杨延玉（戏曲小说中杨七郎杨延嗣的原型）、淄州刺史王贵（当时已经七十三岁）、岳州刺史贺怀浦全都力战而死。杨业见于史书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一句“奸臣所迫”，道尽了心中的愤恨与不甘。
曾经战无不胜的“杨无敌”最终成为阶下囚，心情之凄苦悲凉可想而知，最终在被押赴辽国途中，杨业绝食三天而死。耶律色珍砍下了他的脑袋，献给辽主报功。“天下闻其（杨业）死，皆为之愤叹”。最直接的效应便是：云、应、寰朔州将吏闻杨业战死后，无一例外地弃城南逃。因为在他们看来，“杨无敌”一旦死去，宋朝再无强将能抵挡契丹的铁骑，事实也确实如此。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
——宋·刘敞《杨无敌庙》
从杨业之死中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对北方降将始终有猜忌之心，而北宋初年的所谓开国名将大多名过其实，才干、胸襟都不过尔尔，曹彬如此，潘美也是如此。曾有不少人为潘美辩护，认为不救援杨业的责任在监军王□而不是他。事实上，就在杨业死后不久，关键时刻背约不肯伸出援助之手的事再一次发生在潘美身上。
当时辽军自胡谷入代州城下，声势浩大，宋将卢汉赞生性怯懦，主张固守，知州张齐贤则主张出战。当时潘美大军刚好驻扎在并州，张齐贤派使者向潘美求救，约定内外夹击辽军，潘美当场满口答应。但使者在回来的路上被辽军抓获，张齐贤一直没有得到消息。潘美随即又觉得风险太多，再派人去告诉张齐贤，说不打算如约。然而张齐贤聪明绝顶，意识到自己的使者已经被辽军捕获后，认为辽军只知道潘美要来，却不知道潘美不来，刚好可以以计退敌。于是，张齐贤连夜发兵二百，到代州西南三十里处，专门负责晃动旗帜，点燃火把，以装做是潘美方面的救兵。又发步卒二千人埋伏在土镫砦，好掩击辽军归路。布置已定，张齐贤亲率厢军二千人直捣辽营，辽军见西南火光冲天，旗帜摇动，怀疑是潘美大军赶到，担心腹背受敌，当即北撤。刚到土镫砦，宋军伏兵四起，辽军大败，辽国舅详稳挞烈哥也在乱军中被杀。此战宋军虽然得胜，但全靠张齐贤指挥若定，若不是他随机应变，杨业的悲剧说不定要再一次在代州上演。
当然，因为杨业名气极大，宋太宗赵光义还是特意下诏悼念：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於沙漠，劲果□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
诏书写得倒是慷慨悲壮。只是，如此“诚坚金石，气激风云”的优秀将领，皇帝真的完全信任过他吗？从杨业为宋守边疆的第一天，到兵败身死，一直为副，从来就没有担任过真正的主帅，这只是偶然的巧合么？显然不是。
赵光义还象征性地对间接造成杨业之死的罪魁祸首进行了追究：潘美被削三任，降为检校太保。但他是功勋重臣，又是皇亲国戚（潘美第八女嫁给了宋太宗第三子，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所以次年又复旧官；外戚刘文裕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赵光义）知业之陷由王□，召文裕还，俄起为右领军卫大将军”；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被推给了监军王□，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
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倒是辽人懂得尊重真正的英雄和对手，在密云古北口修建杨无敌庙，以祀奠杨业。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蹉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
北宋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杨业的事迹代表“先民之志节，立国之精神”，因而他本人成为宋、辽两国敬仰的英雄。
杨业死后，杨业之子杨延昭（本名杨延朗，因避讳宋真宗在上天书事件中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而改名）子承父业，常年在前线任职。他骁勇善战，爱兵如子，俸禄全部用来犒劳士兵，冲锋时必定身先士卒，论功时则把功劳让给部下，所以将士均愿意为他效死力。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人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这杨六郎的意思并非因为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而是辽人敬佩杨延昭的神勇，以南斗六星比拟杨延昭。南斗六星是星宿神，即二十八宿之斗宿，北方玄武之第一宿。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后来也成为抗辽名将，曾在范仲淹帐下带兵，并跟随狄青南征。为了收复失地，他曾向皇上献出阵图及进取幽、燕的策略，但壮志未酬，抱病而死。
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的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杨家将》很早即在民间流传，据欧阳修《杨琪墓志》所记录，早在杨家将第三代杨文广还在世的时候，他的祖父杨继业和父亲杨延昭“智勇号称无敌”的故事，便已经是“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些故事并非完全真实，但它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杨家将的怀念和颂扬。
《杨家将》中，杨令公的妻子佘太君也是个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其实，杨业妻子为折氏，折氏人称太君，大概因为“折”与“佘”发音近似，遂误传为“佘太君”。折氏为党项府州（今陕西府谷）人，著名的府州折氏成员。府州地处河东路前沿，府州折氏则统治着麟府地区（（大约包括今陕西神木、府谷两县），名义上是宋朝的地方官，受宋朝廷任免，实质上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为宋抗夏防辽，屡立战功，名载史册。杨业妻折氏性警敏，善骑射，平时经常教习侍女武艺，曾参与战斗，“用兵克敌，如蕲夫人（指宋朝名将韩世忠妻梁红玉，韩世忠以军功封蕲王）之亲援桴鼓然”。根据乾隆年间刊印的《保德州志》记载：折太君生有六子，州北河神庙乃四将军延昭，号六郎。传说中杨门女将也都代夫从征，上阵杀敌，实际上，史书中记载的只有杨业孙媳杨文广妻慕容氏，保德州慕塔村人，骁勇善战。
西路军失败后，中路军力孤难支，也一再惨败。至此，宋三路大军在先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全部失败，所取州县复失，收复燕蓟故地终成泡影。这一年是太宗雍熙三年，所以又称“雍熙北伐”。
在这场战事中，最为幼稚可笑的人物便是之前首谋北伐的雄州知州贺令图。耶律休格南下时，先派人诈降，贺令图轻而无谋，贪功心切，竟然信以为真，亲自率领数十骑到辽营。耶律休格骂道：“你好经度边事，今天来送死吧！”于是将其送往幽州问斩，时年三十九岁。
杨业之死也标志着一个主动进取时代的结束。在雍熙北伐中，失去的不仅仅是杨业等将士的生命，还有宋朝君臣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宋朝再也无力、也没有信心发动对辽国的进攻了，改取守势，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岐沟之蹶，终宋不振”。此后，宋朝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辽兵则占着燕云十六州的有利地形，不断南侵，“自飞狐以东，重关複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幽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鬲汉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
既然燕云十六州收复无望，中原又无险可守，赵光义不得不采纳了户部郎中张洎的“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的西北，东至泥沽（今天津东南塘沽附近）海口，利用这一带水网交织的地理特点，挖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大种榆柳，构建了一条东西九百里、纵深六十里的水障地带，其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派兵戍守，以此作为防线，来阻遏辽军铁骑的进攻。此举标志北宋对辽已经由攻势转为一种纯粹的被动防御。
只是，这种开塘泺以限马足的努力，比起万里长城的功效来，实在是弱得太多。自从长城防御体系被割让燕云十六州打破以来，与宋朝共享平原的辽国就已经成为悬在中原头上的一把利剑。
6.寇准与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100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随后，冀（今河北冀县）、益（今四川成都）、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诸州均发生了地震。
就在这一年，辽军大举攻宋，北方州县频频告急。此时，寇准刚刚当上宰相后不久，历史的风云赋予了他难得的机遇。然而，他个人的命运如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在这一年呈现出戏剧般的色彩，已经昭示出日后的悲剧迹象，悲剧的根源，既与当时的朝政局势有关，也与寇准其人的性情有关。这位民间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寇老醯儿，一生宦海沉浮，几起几伏，大起大落，有三件大事与其个人命运和国家都有紧密关系，一是澶渊之盟，二是轰动一时的“上天书”事件，三是误用丁谓，直接造成了他罢相、复相、再罢相的跌宕生涯。
寇准（962～1023），字平仲，华州下□（今陕西渭南）人，少年好学，通晓《左传》等经典古籍。七岁随父登华山时，便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名噪一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当时，因宋太宗赵光义多喜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在殿试的时候多报几岁年龄，以增大录取机率。寇准却严肃地说道：“我正思进取，怎么能欺君瞒上呢！”还是如实申报，结果，寇准凭借满腹经纶，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虚衔），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与寇准同榜中进士者还有李沆、王旦和张咏，这四人后来均成为北宋名臣。
年轻的寇准被赵光义赞为“临事明敏”，颇受赞赏，自步入仕途开始，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加上人长得英俊豪迈，很容易地赢得了一份爱情，娶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开宝皇后）幼妹为妻。尽管寇准春风得意，但他在朝臣中却一直以刚直足智著名，非常之难得。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极言利害，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多有抨击。赵光义听不进去，生气地站起来要回内宫。寇准却牛脾气发作，上前扯住赵光义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事后，赵光义想明白了，反而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准确实堪比魏徵，然而赵光义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都与李世民差得太远。
因此，赵光义对寇准始终不能像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那样亲密无间，备加信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寇准夫人宋氏是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幼妹。当年大雪之夜，赵匡胤神秘驾崩，宋皇后命宦官王继恩急召赵匡胤幼子赵德芳进宫即位，王继恩却擅作主张，去召了赵光义，于是赵光义即位。然而，宋皇后召赵德芳进宫的一幕，赵光义却始终不能忘记，这也是为什么宋皇后死后，赵光义甘冒天下汹汹之口的议论、下令不准以皇后礼下葬宋氏的原因。赵光义的胸襟气度，也由此可见一斑，这样一个心胸狭隘且急功近利的皇帝，几次北伐契丹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寇准真正进入中枢的契机，也与契丹有关。有一次寇准上朝，赵光义正与群臣商议与契丹议和一事。寇准当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契丹屡屡南侵，意在劫掠，只需要加派精兵防守，绝对不能议和，并将战和的利弊做了对比。这件事后，赵光义将寇准提拔为枢密院直学士，寇准一步登天，步入了中枢机构，此时的他还不到三十岁。在各种重大问题上，赵光义也相当重视寇准的意见，为了表示恩宠，还特意将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中的一条赐给了寇准。
二十九时，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他少年得志，难免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对看不顺眼的便要大加嘲讽，厌恶之色溢于言表，由此得罪了不少臣僚。知院张逊与寇准不合，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寇准。刚好有一天，寇准和另外一名大臣温仲舒外出办事，半路上遇到一个疯子，疯子拜在寇准的马前，高喊“万岁”。这明显是有人要对付寇准，但寇准当时却并未在意。之后，张逊抓住此事不放，唆使心腹王宾弹劾寇准有非分之想。寇准自然不服，在朝堂上与张逊激烈辩论，二人唇枪舌剑，各自雄辩不已。赵光义眼见两名重臣不顾体面，在皇帝面前互揭隐私，各不相让，气得发抖，一怒之下，将寇准贬知青州（今山东益州），张逊也被降职为右领军卫将军。
寇准离开京师后，赵光义耳根清静了许多，却反倒有些不习惯，不免想起寇准的好处来，还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
此时，赵光义的生命已经流逝到晚年，当年高梁河之战中所受的箭伤逐渐恶化成脓疮，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痛苦，他自知大限将至，不禁为没有立太子而发愁。之前，赵光义长子赵元佐本来是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同情被赵光义迫害致死的叔叔赵廷美（赵匡胤之弟），故意装作发疯发狂来发泄对父皇迫害骨肉的不满，因此被废为庶人。之后替代赵元佐位置的是异母弟陈王赵元僖，却又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皇储人选再一次空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天子也不例外，赵光义烦恼不堪下，便将寇准召回京师，任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动征询太子人选。寇准虽然性情鲠直，却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赵光义犹豫了很久，提出想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父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赵光义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赵光义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见到太子赵恒都欢呼道：“真是个少年天子。”赵光义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之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我摆在什么地位呢！”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亲，也起了猜忌隔阂。幸得寇准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赵光义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赵光义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在难以想象。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在位二十二年的赵光义因箭伤发作去世，最终未能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愿望。赵恒即位为宋真宗时，寇准已经外贬为官，贬斥的来由非常可笑。赵光义晚年，寇准担任参知政事，也是中枢重臣。他为人耿直，一些臣僚对其人品性情极为折服，但也有一些同僚对寇准恨之入骨，可以说，寇准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寇准走马上任后，克尽职守，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昌令等人都由他引荐升官。有人借此机会，向赵光义揭发寇准交结私党，扰乱法度。赵光义很是生气，第二天上朝时，吕端先到朝堂，赵光义就与寇准结党一事严厉责问吕端，吕端曾被赵光义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在此时开始“犯糊涂”，一言不发，根本不作辩解。不久后，寇准也来到朝堂，当赵光义责问寇准时，寇准却显出刚直的个性，毫不相让，力争不已，并拿出了许多文书做证据。赵光义反而更加恼怒，说：“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认为寇准“性刚自任”，在朝堂上强辩有失执政大臣体面，于是贬其为地方官，罢知邓州。
寇准虽然没有直接支持赵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但毕竟是因为他的话，才使太子一事定下来。加上后来赵光义猜忌太子，也是寇准从中斡旋，因此，寇准也是帮助宋真宗赵恒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赵恒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赵恒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称赞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比不上他。赵恒却还是有些担心，说：“听说寇准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徇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不为流俗所喜。此时北部边防有事，辽国人不断南下骚扰生事，正应当起用寇准这样的大臣。”于是，赵恒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对热衷名利的他来说，自然是无上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