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于战争和祭祀都有由统治阶级的头人主持，铜鼓就逐渐由一般乐器上升为礼器，成了铜鼓占有者身份和地位的化身，这很象中原地区的钟、鼎彝器。裴渊《广州记》谓“有鼓者，极为豪强"；《隋书·地理志》说：“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甚至如《明史·刘显传》所说，“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
铜鼓既成礼器，就不单是敲击和实用的东西了，而更多的场合是用来陈设，以其数量之多，形体之大，花纹之精，显示主人的权势和富有。
在晋宁石寨山铜器上，杀人祭祀铜柱的场面中，以“干栏"式楼房作为祭台，围绕着主持祭典的女奴隶主，在祭台的左、右、后3方陈列了16面铜鼓。
因为铜鼓作为权力重器用于陈设，除了追求其数量之多以外，也追求其形体之大，以至“鼓唯高大为贵"，面径超过一米以上的大铜鼓竞相鼓铸，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顶峰。
铜鼓还可以作为珍贵物品被少数民族的首领尝赐给有功者，借以表示自己对属下的笼络和器重。《唐书·南蛮传》说：东谢蛮“尝有功者以牛马铜鼓"。他们还把铜鼓作为贡品进献给中央王朝，以表示自己对中央王朝的臣服，争取中央王朝对自己统治权的承认。《宋史·蛮夷传》说：“乾德四年(966年)，南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淳化元年(990年)南丹州蛮酋帅莫洪皓袭称刺史，派他的儿子莫怀通向中央贡银碗、铜鼓，也是为了争取中央对他袭称刺史的承认。这种情况，直到明代仍是如此。
因此铜鼓历来就是价格昂贵之物。《晋书·食货志》记载了晋孝武帝在太元三年(375年)下的一道诏令。从这道诏令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许多“官私贾人"将称之为“国之重宝"的铜钱偷运到广州(包括今广东广西)卖给当地的“夷人"(即少数民族)，这些夷人将铜钱熔化，用来铸造铜鼓。由此可见，在这些夷人看来，就是按斤两计算，铜鼓也比当时流通的钱币还贵重得多。不然，怎么会舍得把铜钱熔化了去铸铜鼓呢·到明代，“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明史·刘显传》)。这是我们见到有关铜鼓在历史上最高价格。那时铜鼓已在某些民族中“神"化了，统治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必争重价求购，即百牛不惜也"。“重赀购求，多至百牛。"因此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铜鼓。而买铜鼓的动机只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若社会地位较高而经济上并不富有的人便不能购买铜鼓，相反，社会地位不高而经济上富有的人，即可因购人铜鼓而提高社会地位。铜鼓不仅是权力的象征，而且也成为财富的象征，或者说铜鼓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铜鼓与“夸富宴"有密切的关系。
西盟佤族几乎每个村寨都有铜鼓。除了因村寨失火或有人死亡等意外事故要用铜鼓之外，只有在铜鼓主人举办“砍牛尾巴"和“做老母猪鬼"时才敲击铜鼓。砍牛尾巴于每年春天举行，其目的在于祈求丰收。举办者一定是富有者，事先要积累大量财富，准备几头水牛以供剽杀。届时邀请全寨的人参加，在举行一系列仪式之后，把一头黄牛拴在房前木桩(即砍牛尾巴桩)上，全村成年男子手持短刀在旁等候，以巫师(魔巴)砍断牛尾巴作为信号，大家蜂拥而上，争割牛肉，多得肉者光荣。做老母猪鬼在砍牛尾巴之前举行，事先备老母猪一头，拴于房前石桩(即老母猪石)上，也邀请全寨参加，由巫师念咒后将老母猪杀死，然后举行一系列仪式。这两项活动除举行仪式之外，都要招待众人大吃大喝，剽杀若干头牛，消耗大量财富，名义上是祈求丰收和长寿，实际上是夸示主人富贵。而这两项活动都要敲击铜鼓。铜鼓响声既可宣告宴会开始，又可渲染热闹气氛，表示主人富有。在佤族中，一面铜鼓要用三头牛或一个奴隶才能买到，只有“珠米"(富人)及新兴头人才能拥有(汪宁生：《铜鼓与“夸富宴"》，《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
贵州三都水族的铜鼓由享有所有权各户轮流保管或固定由族长保管，拥有铜鼓和保管铜鼓者多半是有钱有势的人。过年过节的时候，全寨的人都去有铜鼓的人家敲击铜鼓为乐，而主人有招待大家的义务。这种招待，需要耗费大量钱财，没有一定经济实力，也难承担。能够拥有铜鼓，并招待全寨人聚宴，也是“夸富宴"的遗风。
老挝拉棉人(Linmet)的富裕者称为Lem，凡拥有两面铜鼓及五六头牛的人，便可称为Lem，他们头上可以包丝质头巾，可代表本村寨接待来客，可占据村寨较近的土地。由于铜鼓如此重要，每当有人购进铜鼓，便要杀牛祭祖，请全村的人大吃一顿，也以此宣布他的财富增加，使大家承认他的社会地位(汪宁生：《铜鼓与“夸富宴"》)。
铜鼓既作为财富的象征，也就可以拿来作装载财货的“聚宝盆"。云南石寨山出土不少铜鼓满盛当时作为货币流通的海贝，滇人甚至仿造铜鼓之形制作专门装载货贝的铜贮贝器。越南浪袜铜鼓曾用来装载铜桶、铜盅，吏尚铜鼓贮存过铁剑，陶盛铜鼓内存放过铜斧、铜戈、铜匕首，古螺铜鼓贮藏60多件铜犁和近100件其他器物。清代康熙年间，广西思恩县(今环江县)曾出土1面铜鼓，鼓足朝天，上面盖1个铜锣，鼓腔内装满宋代铜钱。
铜鼓既然这么贵重，在人间享受拥有铜鼓特权的贵族统治者，也想在死后把这种特权带到阴间去，因此，铜鼓也不免用来作死者的陪葬品。在云南晋宁、江川、楚雄，广西田东、贵县，贵州赫章、遵义等地的古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作为陪葬晶埋人地下的。
越南的巴邪鼓、定公鼓、寿域鼓、多笔鼓都是富有者墓中的陪葬品，在越南越溪、泰国翁巴洞的船棺葬，在越南密山的砖室墓、浪袜的盖石墓，东山定公、绍阳的土坑墓中都有铜鼓或铜鼓形明器随葬。广西西林普驮还用4面铜鼓互相套合作为葬具盛放人骨和陪葬品，更是特殊的葬仪。
当铜鼓的声响迅速召集来本部落的成员，在原始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人们不会科学地分析战胜的原因，在万物有灵的信仰支配之下，人们把胜利归功于铜鼓的灵威。正如谈迁《国榷》卷六九记都掌蛮之铜鼓所说：“始出劫，必击鼓高山，诸蛮闻声并四集，则椎牛享蛮，出劫数胜，皆鼓之灵也。鼓去则蛮运终。"铜鼓竟被视作部落的保护神。
祭祀时，人们在有节奏的铜鼓声中举行仪式性舞蹈，鼓声的频率刺激大脑中枢，能引起人们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异常反应，从而使舞蹈者处于兴奋的甚至是狂热的状态。当时人们对这一现象同样不能进行科学分析，而深信铜鼓内部一定蕴藏着一种超自然的神奇力量(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由于这些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铜鼓从其开始便被神化，被人们奉为神灵。古今许多民族使用铜鼓求雨，作葬具，祭祀祖先或神灵，祈求丰收，都是相信铜鼓具有神力的表现。关于铜鼓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和禁忌，使用和保存铜鼓有一系列仪式，甚至铜鼓本身也成为祭祀对象，如晋宁石寨山铜房屋模型供奉人头的小龛之下，供有铜鼓，这些铜鼓并不用来敲击，似即作为祭拜对象。当战争胜利之后，对曾以号令群众的铜鼓更要加以祭祀。清人毛奇龄(西河合集·蛮司合志》五记平都掌蛮之有云：“劫胜则椎牛祭鼓以贿神。"祭祀铜鼓应是铜鼓被神化的结果(汪宁生：《铜鼓与南方民族》)。
使用铜鼓的民族都是农业民族，丰收对他们至关重要。许多宗教活动(祭祀神灵或祖先)中使用铜鼓，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祈求丰收。他们甚至相信，铜鼓即使在不敲击的时候，其本身即可保佑丰收，使财富增值。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铜鼓内盛满贝币，以及现代水族、苗族、彝族及克伦族用铜鼓盛米，都出于这种信仰。由于相信铜鼓有神，有些民族以自己的身体和身上装饰的某种物件在特定的场合与铜鼓接触，就可以获得神的佑护。广西西林县的那劳、那兵等地的壮族，在新春佳节敲击铜鼓祈年的时候，妇女们常拔下发髻上的银簪扣击铜鼓，她们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已的头发永不衰白，自己永远年轻漂亮。广西东兰县长江乡一带在春节敲击铜鼓祈午时，未出嫁的壮族姑娘佩带着银簪连同自己的发辫一起往铜鼓上甩打，然后把银簪拔下来，送给在场的意中人。男女双方都认为这是最隆重的礼物。等到成婚之日，丈夫将此银簪奉还妻子，可望夫妻百年偕老，鬓发无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一带的瑶族和壮族男女在新春击铜鼓祈年时，也常以银簪扣击铜鼓，以鼓声传情，用鼓调达意，一旦物色到对象，即将银簪作为定情物，送给心上人。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地区的瑶族妇女，在春节和达努节击铜鼓为乐时，也有拔簪击鼓之俗。她们也是希望通过拔簪击鼓，获得铜鼓神灵的佑护，永葆美丽的青春(潘世雄：《“取钗击鼓"探源》，《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由于这种信仰，铜鼓之神又被人格化。人们认为，铜鼓所以能导致丰产，乃由于铜鼓象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有雌雄之分。
明清以降，由于封建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特别是推行改土归流以后，一些民族首领独坝一方的地位被流官所取代，原来那种号令一切的权威已大大削弱，乃至完全丧失。作为这种统治权威化身的铜鼓也就失去了原来那种耀人眼目的灵光，日渐暗淡下来。铜鼓由统治者手中的权力重器又回到民间，恢复了乐器的本来面目。最后，甚至很少有人还记得它曾经有过什么威严，只把它当作无用的长物，随随便便地搁置在一边，偶尔用作别的东西的代用品了。如在中国岭南和西南地区，老百姓从地下挖出或从水中捞出铜鼓都送往官府，不少铜鼓被悬挂在官府厅堂用作点缀，有的用来打更报时，变成更鼓。有的老百姓甚至拿来丢在屋角装载粮食或杂物。彝族《铜鼓歌》在叙说彝族祖先在长途迁涉的过程中历尽艰辛，曾经用铜鼓当锅熬煮野菜吃：“拿鼓当锅用，熬煮野菜吃"(王光荣：《彝族歌谣探微》)。明代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多年从事征剿战事的王阳明有诗说：“铜鼓金川自古多，也当军乐也当锅。"说明在明朝军队中有用铜鼓当锅头使用的情况。十九世纪末，广西提督苏元春驻守龙州，该部士兵在龙州附近获得1面铜鼓，敲去四耳，也拿来当炊具使用，又应了王阳明的诗句。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到铜钟的作用时，曾概括地说：“凡钟为金之首，其声一宜，大者闻十里，小者亦及里之余。故君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而乡饮酒礼，必用以和歌，梵宫仙殿，必用以明摄谒者之诚，幽起鬼神之敬。"试想，南方铜鼓在少数民族中的作用，和中原铜钟在汉族的作用何其相似！铜鼓流传已二三千年，分布数千平方公里，使用民族成份复杂，其用途当然也会随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不同有所变化。
这也如《尸子》所说的那样：“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意变，其声亦变。"把本来复杂的事简单化，想一言以蔽之，就会与事实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