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嵩之（？—1257），字子由，明州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通判襄阳府。绍定元年，权知枣阳军。二年，迁军器监丞兼权知枣阳军，寻兼制置司参议官。三年，除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四年，迁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六年，迁刑部侍郎。端平元年，乞祠，归养田里。起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召权刑部尚书。出知平江府，进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嘉熙元年，除京西荆湖安抚制置使。二年，拜参知政事。
嘉熙四年三月，史嵩之被皇上召回临安，拜右丞相，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实现了他多年振兴史氏的愿望。他《宴琼林苑》诗中说：“鸣跸高登秋暮天，西郊辇路直如弦。梨园花覆千官醉，愈觉君恩湛湛然。”
史嵩之大权在握，为了筹划前哨江防，他迫令征集渔舟。当时有一叫康植的大臣出来反对说：“令征渔舟，渔民无以为生，万万不可。”史嵩之劾奏将他贬为江陵酒官。嘉熙行政，最终形成了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驾马车的格局。当是人们的评价是：“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
淳祐元年，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史嵩之进《玉斧箴》，又挤掉了乔行简，独自柄国。大臣高斯得上奏，请求择才与史嵩之并相，史嵩之很恼怒，就指使他的党羽说高斯得叔父兄子不可以同在朝，于是高斯得就通判绍兴。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一书写成，史嵩之企图改掉高斯得所草的《宁宗卷》中对于济王的评论，高斯得竭力辩护，然而书已被更改了，李心传只好将高斯得所草的藏起来，并写上：前史官高某撰。史嵩之就将《四朝帝纪》进献，同时又进献了《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等，史嵩之升金紫光禄大夫，封永国公。
史嵩之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一旦发现有人对自己的事业构成阻力，就会果断行事，不惜一切去加以除去。淮西制置使杜杲虽然在解庐州之围时为史嵩之争了荣誉，但由于杜杲上奏表示和谈只是蒙古的诡计，曾令史嵩之十分难堪，因此杜杲成了史嵩之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他指使台谏弹劾杜杲，杜杲遂被夺去兵权，无意仕途，终老田园。史嵩之入相时，曾召师雍（史弥远弟子，但不与史弥远合作）审察，并秘密示意主动与他改善关系，然而师雍不领情。史嵩之迁，师雍到粮料院任职，并说：“料院与相府密迩，所以相处。”师雍还是不领情。嵩之独相后，博士刘应起首先上奏论史嵩之的过失，理宗被说动了，想驱逐史嵩之。因为师雍与刘应起友好，所以史嵩之怀疑是师雍在中间作梗，就指使御史梅杞攻击师雍，朝廷就差师雍知兴化军，不久又改知邵武军。富阳人道士孙守荣，号富春子。曾遇到异人，异人授他一支铁笛，他常常吹着笛在市中行走。后修道有成，能预测遥视。一次他去拜谒丞相史嵩之，门卫谎称史嵩之午休，不让他进去。孙守荣当即指出史嵩之正在园池钓鱼，怎么说是在午休呢。门卫非常吃惊，便入报史嵩之，史嵩之因而会见了孙守荣。史嵩之颇喜欢孙守荣的言谈举止和仙道风雅；孙守荣则坦陈己见，发生在史嵩之身上的许多事都被他一一说中了。史嵩之不舒服，终于将他贬死在远郡。
淳祐四年（1244年）九月，其父史弥忠病重，史嵩之请假回家，不久父亲去世。史嵩之本应辞官归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若政事需要，可提前复职，称为起复或夺情（若为孝子，大多不肯起复），宋朝一向遵循这种居丧制度。朝廷照例命史嵩之起复，史嵩之得到命令就赶紧上任。朝廷大臣一直不满他的专权，因此又开展了一起反史起复的斗争。这场反史浪潮酝酿已久，端平元年四月御史王遂就说：“史嵩之不学无术却自吹自擂。其实他只会搞阴谋，骗君王，害黎民。”朝野上下都希望理宗能对他罢官流放，永不任用。理宗却充耳不闻。这一次史嵩之孝期未满就迫切起复，有违伦理纲常，更使满朝愤慨，群情激昂。以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为代表的一百四十四名太学生上书说：“帝王父亲，同于天地，忠君孝顺并无古今之分。对父母孝顺，才能对帝王忠心。所以有史以来，忠君爱国的大臣必从孝敬父母的人家中挑选。不孝之子必为佞臣。孔子的学生宰我认为守孝三年的制度时间太长，应改为一年，孔子批评他仁义之心不够。父母死了哪有不回家奔丧的呢，只有缺乏人心天理的人才会如此。规定三年守孝，是表示对父母的亲爱之情。凡为人子，都不应像宰我一样，成为不孝的罪人。
“圣人经书中并无起复之事，是社会衰败时产生的。我朝大臣，如富弼是关系天下安危的国家重臣，不可一天没有他。下了五次起复命令他不肯应，推说国家很太平，国家暂且可以没有他。这就受世人称颂。至于郑居中、王黼之流，恬不知耻，因贪财而迫切起复，有违天理，终于酿成靖康灾祸。如今历史又将重演。史嵩之是何等样人？他为人不够正派，行踪诡秘。从前在督府掌权时，因签订不平等和议而消磨官兵士气；以重金贿赂，窃取宰相的位置；党小人，夺大权，掠财富，险恶之心，不可测知；在朝一日，将祸患无穷。百姓万口只有一句话：‘史嵩之尽快滚出朝廷。’朝廷上下全希望这次能借机逐他出朝堂，再也不加任用。陛下会说：这样做，君臣恩义全无。但这可是史嵩之罪有应得。他父亲死后，不马上回家守孝送葬，而是往来于朝中，安插心腹，收买宦官，刺探圣意。直到得知圣上会起复他，才肯离去，城府之深，斥之何惜？
“陛下起复史嵩之，是因为他有才能吗？没有。他只想篡权夺位。蒙古撤兵是由于骨肉相残的内乱，史嵩之却欺骗陛下，说他打败了蒙军，也只有他能打败蒙军，并以此挟制陛下，服从他的摆布。是因为他善于理财吗？他也没这个能力。他只会巧取豪夺，贪赃枉法。国家财源，以盐粮为重，而国家得到的却没多少，全给了个人。国家的土地天天减少，而史嵩之却拥有良田千顷；国家的财政日见困难，史嵩之却家财万贯。您留用史嵩之只会是一个祸害。史嵩之迫切要求起复，可以说是效仿史弥远。史弥远死的是庶母不是嫡亲；史嵩之死的却是亲生父亲。史弥远先奔丧而后起复。史嵩之却恰好相反。史弥远虽不愿离职，但也不是不近情义，于嘉定元年（1208年）十一月为庶母守丧，到二年五月才得起复。史嵩之的父亲死后，他却费尽心机为求起复。当丞相时，他的父母已八九十岁高龄的年纪。他知道父母年事已高，就开始为起复作舆论准备。负责京城后勤的并不缺少人选，却要起复孝期未满的马光祖。这个事情许多人可胜任，可是却要起复正在服丧的许堪。邻里编了十七字的断尾歌讽刺说：‘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史嵩之的用心人人皆知，您难道没听说吗？台谏官是他的心腹，所以不愿意说；给舍不愿说，因为给舍也是他的心腹；侍从官不愿说，因为侍从是他的爪牙；执政不愿说，是因为执政是史嵩之的羽翼。史嵩之知道，提拔奸臣作为喉舌，就不会使自己陷入阳城毁麻的境地；把私党安插在要害部门，就会避免吕惠卿反咬一口的错误。
“自古以来，大臣连续三代受宠，就会危害国家，汉朝的王莽、曹魏的司马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史浩算起掌握大权的史氏已有三世了：史浩、史弥远、史嵩之。1236年二月，史嵩之又被任命为淮西制置使。嘉熙二年（1238年）升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出任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督视两淮、四川、荆湖南军马。淳祐二年（1242年）进封永国公。理宗对他过分偏爱，所以大臣们十分不满。淳祐三年（1243年），黄涛，刘应起等上书理宗说：史嵩之独断而狡诈，不可任用。
史嵩之统治“专”，因而招来广泛的不满，而且在很多大臣眼里史嵩之独相期间也并无什么实绩，却自恃边功，骄狂日盛。于是许多老臣都来劝谏，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虞复上表《爱养根本之说》，极力反对史嵩之的独断专行，结果也被降职任都郎官。李昴英就写了一篇《论史丞相疏》上奏皇帝，揭露史嵩之。一开始，皇帝没有理会，李昴英表示“一身祸福所不暇计”，屡屡痛陈史嵩之，直至皇帝迫于舆论的压力要罢免史嵩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