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即秦灭六国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命车驾出关，巡行帝国的东南地区。
如果说公元前220年的巡行陇西、北地是在秦国故土上的一次“颂德”，那么，这次巡游东南，则是在新征服领地上的一次“扬威”。据史书所载，秦王政是坐镇咸阳来指挥兼并六国战争的。直到他这次出游之前，他本人并未曾东越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一步。这次，他要平生第一次巡视他所征服的东南大片国土，在帝国东南地区的臣民面前展现秦帝国和他始皇帝本人的神威，心情怎能不激动不已。为此，对于这次巡行东南，秦始皇作了精心的策划与周密的安排。
为充分体现帝国和皇帝的神威，秦始皇为这次巡行配置了一个庞大的车队和隆重的仪仗。据《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大驾属车81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皂盖赤里，木，戈矛弩菔，尚书、御史所载。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即是说，皇帝出巡时的车驾，按规模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分。大驾有属车81乘，由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法驾属车36乘，小驾属车9乘。据载，秦始皇的车驾仪仗，兼收东方各诸侯国车驾仪仗的特点，因而颇为舒适、威武、壮观。秦始皇巡游东南，是秦帝国建立后最为隆重的大事之一，当然要用有属车81乘车的“大驾”，一路上可谓是浩浩荡荡、威风凛凛。
秦始皇东巡时的车驾，从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出土，使我们得以目睹当年秦始皇车驾的实况。1980年出土的两驾铜车马，铜车、铜马、铜俑约相当于真车、真马和真人的二分之一，制作精美，车与系驾的结构完全模拟实物，与真车基本上没有差异。出土的铜车马已经修复完好，公开向世人展出。
出土的两套车驾，第一乘车定名为“高车”，第二乘车定名为“安车”。高车在前，安车在后，排成一组。
高车车体小巧玲珑，车舆为横长方形，长0.485米，宽0.74米，系驾完整，车马通长2.57米，宽0.955米。一柄独杆圆盖的车伞，使车伞顶至地面高达1.68米，22根伞骨支撑着圆形伞盖，伞盖直径为1.22米。车舆左右侧有阑板，在前阑板上沿紧连一双层轼板，高度可达御官俑的腹部。行车时，御官以腹部依住车轼，便可以在驾车行进中保持身体的平衡。舆内大小可容纳二至三人，左侧位置空虚，以待尊者乘坐；御官立于伞下右偏处，身佩长剑，腰系玉环，头顶鹖冠，足登方口翘尖履，目光前视，双手执辔，辔绳终端直达车马口中的衔橛。轼下挂有一块悬板，原物应是丝绸类挂帘，模型系用青铜铸造，掀开悬板，在前阑板内侧有一铜质箭服，内置50根锋利的铜箭，另有4根平头箭。左阑板内侧附装一副盾服，服内插着一件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出土年代最早、形状最完整的盾牌，色泽鲜艳，线条流畅。高车为双轮单辕，驾四马。从高车的造型和兵器配置来看，它是带有“兵车”性质的车。这种车如果编入秦始皇巡游时的车队中，当然就是皇帝的侍卫人员所乘。
安车的形制比高车大得多，驾后通长3.171米，高1.06米，宽度与高车相近，也是单辕四马。安车车舆较长，分前后二室。前室近于正方形，宽0.35米，进深0.36米。舆底铸有钭方格皮条编织纹，象征着实物为皮条编织物；舆正面的正方格纹凸起成浮雕状，象征着实物有似现代软椅表面绷起的软垫。安车前坐着的御官俑，其神态比高车的御官俑显得格外谦恭谨慎。安车的后室敞大，宽0.78米，进深0.88米。舆底的斜方格皮条编织物的铸纹纹样，类似于中国南方的棕床，显得轻软。阑板上沿搭盖着一幅鱼脊形支架，中间为脊梁、两侧分布鱼刺形弓盖，共计有36根。车盖上覆着龟甲状的椭圆形车盖。盖长1.78米，宽1.29米，在车厢四边伸出宽檐。位于前室的御官俑身置于前檐之下，可避风霜雨雪。车舆后室的前阑上方，有一门帘状掀窗，左右两侧又各开一个推拉式小窗。三副窗板均镂孔铸成菱花纹小孔，闭窗后仍可隐约看到窗外景物的大致状况，起到了今日纱窗的作用。车厢后边开门，门上装单扇门板，门板装有银质门扣，开闭自如。舆内软垫前方设有长几形车轼，轼下中空，可容乘员跽坐时将两膝伸入。左右两侧窗下各有一块小平台，位置于两轮之上，可容人置肘其上，供人在休息时转换身体重心的支撑点。从后室的装修形式来看，它可任人坐卧、凭依，趁心舒适。人居车室之中，可坐可卧，开窗时可一览途中景色，闭窗后可安息养神。总之，这种设计巧妙、装修舒适的车室之中，乘车主人可因此而减轻许多旅途上的疲劳。
《史记·吕后本纪》于“少府远奉天子法驾”《集解》引蔡邕曰：“天子有大驾、小驾、法驾。上乘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
按照蔡邕所言，天子出行时的车队有皇帝乘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驾四马；另有属车（或八十一、三十六、九不等）。秦始皇陵出土安车驾四马，可能是副车，而非皇帝乘车。副车既然像出土实物模型那样精美、舒适，那么秦始皇的乘车该是如何考究、舒适，便可想而知了。
秦始皇此次东巡重要的随行官员，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等11人。随行的其他官员如尚书、御史之类，亦不在少数。由于此次东巡，秦始皇拟定到泰山封禅，因而车驾规模之大、随行重要官员之多，亦非前后其他诸多次巡游可比。由于此次巡游有预定的封禅内容，因而随行的官员之中，博士、儒生也为数不少。
秦始皇在一切准备停当后，于公元前219年率车队出咸阳城东巡。浩浩荡荡的车队沿渭水南岸的“华阴平舒道”东行，行进在宽50步（合今69.3米），每隔3丈（合今6.93米）树一棵青松的驰道之上。一路经过现今的临潼、渭南、华阴、潼关而抵达函谷关（今河南灵室）。天子车驾东行，一路巡视所经郡县，郡县官员要随时向皇帝奉献食品，为巡行车队的官员、人马提供食宿；与此同时，文武百官和地方官员要随时向秦始皇“奏事”，同时下达有关旨令。也就是说，在巡游期间，秦始皇仍然过问与处理天下的政务，行使皇帝裁决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
由咸阳至函谷关，一路所经都是秦国的故地。而函谷关当年作为秦国东部边境的关隘要塞，山东六国的联军，时而抵达关下，向秦国示威。而如今函谷关以东，尽是大秦国土，怎能不使秦始皇激动不已，意得志满。
车驾出函谷关后，秦始皇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和皇帝的身份，扬威于关东郡县了。车队由函谷关沿驰道东行，路经洛阳，到达今山东邹县东南的峄山，并登上邹峄山，在山上立石刻石，歌颂秦统一天下的功德。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
峄山在邹县北（在今邹县县城东南），峄邑便是以峄山命名的。峄山东西长二十里，有高峰独出，耸入云端。山中积石累累，几无土壤。山石间多有孔穴，洞穴间相通联，穴内大者有如数间房屋宽阔，当地人称这些洞穴为“峄孔”。遇有兵荒马乱，少女们往往入洞穴中躲避，洞外寇贼虽多，也不能加害于她们。今山南有峄，北山有绝岩。当年秦始皇观礼于鲁地，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用大篆字体刻石于山岭，名曰“昼门”。
从《水经注》的记载来看，邹峄山是今曲阜市南面的形胜之地，风景秀丽，故秦始皇车驾来到原鲁国地界后，首先登峄山，在峄山之上刻石歌颂大秦功德。
据《金石萃编》卷四所载，峄山刻石之文如下：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在峄山刻石一文中说，是西周的分封诸侯，导致了后来的攻战连年，“流血于野”；而惟有始皇帝的统一天下，才带来了“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以此来为秦始皇歌功颂德。
峄山刻石，当是出自李斯的手笔。
据《太平御览》引《三代地理书》，说“秦始皇乘羊车，登峄山”。
据《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登邹峄山除刻石颂德外，其重要使命是在这里召集齐鲁的儒生（邹峄山距儒家的圣地曲阜较近），“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传说中古代的历代帝王，当天下太平时，都要登上泰山的山顶，筑坛祭天。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古者封泰山（在泰山山顶设坛祭天曰封）禅梁父（在泰山下叫梁父的小山瘗埋祭品祭地的仪式曰禅）者，七十二家”。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都曾到泰山封禅。只是春秋战国以来，战乱不已，到泰山封禅的帝王已几乎不见。因而，秦始皇虽然也闻听古代帝王到泰山封禅祭天，然而因年代久远断绝，有关封禅的仪式，就连随同秦始皇从咸阳前来的儒生、博士也说不清楚了。正因为如此，《封禅书》说秦始皇登邹峄山刻石颂功的同时，特意“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请他们议论封禅的仪式。在议论中有的儒生说：古时封禅用蒲草裹住车轮，以免有伤于山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苴稭；有的儒生则说并非如此。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秦始皇见齐鲁的儒生们也是说不清楚封禅的礼仪，各讲一套，又难以尊行，很是令他失望。面对这些摇头晃脑的儒生，秦始皇一气之下，索性将随从的儒生全部斥退，下令清路备车，率大臣与侍卫从泰山南坡直登山顶。
在泰山山顶，秦始皇行祭天之礼。礼毕，令人立石于山巅，命李斯手书刻石之文。刻石之文，《史记》未载，晋太康《郡国志》所记刻词，不知所据何书，现录之以供参考：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教，成人以仁。四守之内，莫不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民庶蕃息，天禄永得，刻石改号。秦始皇于泰山山顶命李斯手书的刻石，至今尚存十字。然而，这10个字很可能是后人“覆刻”，并非是当年的真迹。泰山祭天礼毕，秦始皇率文武百官从泰山北坡取道下山。下山后，于梁父（今山东新泰县西）行禅礼。由于儒生们被斥退于山下，因而秦始皇在山上山下所举行的封禅典礼，是采用秦国在雍都祭祀上帝时的礼仪来作为封禅典礼的礼仪的。有关秦始皇泰山封禅所采用的礼仪，据《史记》所载：“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秦始皇登临泰山封禅时，于半山坡曾遇暴风骤雨，不得不避雨于山腰的大松树之下。霎时雨过天晴，秦始皇愁眉一展，立刻在百官面前兴高采烈地称赞松树为他避雨有功，当即封松树为五松大夫，文武官员们凑趣地高呼皇帝万岁。今泰山腰的五松亭，相传是秦始皇当年封禅的避雨处。
那些曾一度兴高采烈的儒生们，没料到全都被留在山下，未能参与封禅的典礼，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心中忌恨不已。当秦始皇半山遇暴风雨的消息传来时，儒生们顿时个个眉开眼笑，暗自高兴，在私下挖苦讽刺，说是始皇帝封禅时礼仪有缺，所以上天才用暴风雨来警告他。儒生们尽管只能是私下议论，暗自高兴，但总算是多少出了口气，心态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
泰山封禅的前前后后，心中最为得意的还是秦始皇。尽管登山前儒生们的喋喋不休与半山坡的偶遇风雨，曾给他带来暂短的不快，但毕竟是完成了封禅大典，刻石颂功，了却了心中的夙愿。自登上皇帝之位以来，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甚感兴趣，意在宣扬自己是受命于天；而泰山封禅则是宣扬受命于天、皇权神授的最好形式，他怎能不为此而志得意满呢？
在禅于梁父举行祭地仪式之后，秦始皇又命人立石刻词，由李斯用大篆手书刻石之文。秦始皇在此后的诸多次巡游刻石，皆用大篆字体，以示庄重。《秦始皇本纪》曾记载梁父刻石的铭文：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饰。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尊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摹遗诏，永承重戒。
秦始皇巡行全国所留下的诸多刻石文辞中，为秦帝国与秦始皇歌功颂德，是所有刻石的主题与中心内容。梁父刻石的特点，一是它点明了秦始皇的功德，主要在于他为秦帝国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即所谓“作制明法”、“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二是它告诫“后嗣”把他为秦帝国所制定的法律制度，永远奉行下去，不许更改，即所谓“顺承勿革”、“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可见，这是秦始皇巡行刻石中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刻石文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