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九世之乱
商朝自太戊之子中丁即位后，便进入了其中期阶段，也就是著名的“九世之乱”的开始。而之所以称其为“九世之乱”，是因为从中丁开始数，数到盘庚迁殷，中间共经历了九个君王的统治。
中丁在位期间，所做的一件较有影响的事，就是将商的都城由亳迁到了隞。关于隞都的所在，多数学者指为近年来在郑州西北约20公里处发现的小双桥遗址。这处遗址恰好在传说中隞都的地域内，总面积约144万平方米，其中有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和青铜冶铸遗址。其考古学年代大致在郑州二里岗上层的自家庄期，适值郑州商城开始废弃的年代。
由此看来，学者的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小双桥这处遗址文化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它表明隞作为商朝都城的时间很短暂。究其原因，是商朝自中丁开始，就陷入了不稳定的政治局面。
文献记载，自中丁开始，商的都城便出现频繁迁徙的情况：
由于其父太戊的威望很高，所以跟随中丁迁于隞都的大臣很多，而且大都是忠贞之士。所以，天下诸侯不再朝觐亳都，而都来隞都朝拜中丁。亳都仍然处在血腥恐怖之中，由于都只顾争权夺利，那里的河流常年疏于失修，后来年年泛滥成灾，一座辉煌宏伟的都城，就这样渐渐地坍塌了、颓废了。
当然，中丁在隞的日子也不好过。蓝夷看到商朝开始削弱，于是企图乘机摆脱控制，向商朝发动进攻。中丁发兵征伐蓝夷，虽然阻止了蓝夷的进攻，但由于战争的消耗，商朝的国库更加空虚了。
从中丁开始，出现了“殷人屡迁”“不常厥土”的现象。具体的迁都路线，由于文献记载的不同，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而比较一致的看法则是：
中丁死，弟弟外壬即位。外壬死，弟弟河亶甲即位。河亶甲在位期间，王室内部的纷争依然继续。他在位三年时，彭国攻克邳国；四年时，征伐蓝夷；五年时，彭国和韦国攻打班国。由于内乱和外患，河亶甲又迁都于相（今河南内黄）。
河亶甲死，传位给儿子祖乙。祖乙即位后，迁到了一个新的都城，这个地方《竹书纪年》里叫“庇”，《史记》里叫“邢”，也有记作“耿”的。据各方面考古及古书考证，也就是今天河北邢台附近的地方。
实际上，祖乙在位期间，粉碎了九夷的叛乱，商朝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祖乙死后，相继由祖乙儿子祖辛和祖辛弟弟沃甲、沃甲侄子祖丁即位。此后，沃甲儿子南庚（与祖丁是堂兄弟）即位。南庚在位期间，把都城从庇迁移到奄，即今天的山东曲阜。南庚死，其侄子阳甲（祖丁的儿子）即位，阳甲三年，西边山戎叛变，商朝更加衰弱。阳甲死后，盘庚（祖丁的儿子）在一片混乱局面中即位。
《史记》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也就是说，从仲丁到外壬、到河亶甲、到祖乙、到祖辛、到沃甲、到祖丁、到南庚、到阳甲，一连九世，为了争夺王位，骨肉相残，非常混乱，使商朝走向衰败，诸侯不再来朝贡商王。由此可见，从中丁开始，商朝出现了“九世之乱”的局面，又走向了衰落。
为什么商朝的王位继承会连续出现这么大的混乱呢？原来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一般由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相结合。“兄终弟及”是父子相传的变例，开始于商汤次子外丙。当初商王汤在位时，本已立长子太丁为太子，但太丁没有来得及即位就死去了。汤死后，汤的孙子（太丁之子）太甲年幼，因此由太丁弟弟外丙继承王位，开创“兄终弟及”的先例。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法，兄死后应由弟继承，直到兄弟中最小的那个少弟死去，才能由长兄之子即位。这种继承制度虽然是父子相传制度的辅助形式，但是在中丁以前，则基本上形成为一种重要继承制度。仲丁以后，这种制度则遭到了破坏。
从中丁到阳甲，前后五代九个商王，都由于当即位的弟弟死去时，不肯再把王位交给长兄之子，因此造成了“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的混乱局面，并由此造成原来臣服于商的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或起兵反叛，或拒绝朝贡，削弱了商朝的统治。其间虽然有祖乙平服了东方夷族，使商的统治一度复兴，但是商朝内部王位的纷争却并没有解决。由于这些原因，阳甲在位时商王朝再度出现衰落，诸侯也不来朝贡。因此，如何结束王位纷争及其造成的混乱局势，巩固并继续扩大商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摆在盘庚面前的严峻问题。
屡次迁都为哪般
对于迁都的原因，以前史学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游农”说，二、“游牧”说，三、“水灾”说，四、“去奢行俭”说，五、“王位纷争”说。
先说“游农”说。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商代的农业还属于原始农业，主要是采取“焚田”的方法，来代替使用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也就是放火把林莽烧毁，在灰土里播种。他们既不会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自然肥力耗尽，就迁徙到别的地方换地耕种。商族没有夺取天下之前的迁徙也可能跟这有关，但商族夺取天下之后，就不一样了。商族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那就说明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比较快，比其他部落先进，这样才能取得其他部落的拥护和支持。《汜胜之书》还说：“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由此可见，早在商汤开国初期，已经懂得施肥、灌溉等耕作技术，这对农业的稳定发展非常有利。事实上，商代的农业已经很发达，从甲骨文可以看出，种植的作物有禾、麦、黍、稷、稻等；跟整田和土地划分有关的有田、畴、井、疆、亩、圃等；耕作工具有木制的耒、耜和牛拉犁等。尽管这些文字是从殷墟里发现的，但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虽然商朝时期有“焚田”的记载，但据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里考证，这个时期的“焚田”，是殷人的一种狩猎方式，已经和农业无关。由此可见，“游农”说的论据经不起推敲。
再看看“游牧”说。商族在夺取天下之前，已经迁徙过八次。如今又一连迁徙五次，迁徙如此频繁，所以就有人认为商族是个游牧民族。况且马车是商族祖先相土发明的，牛车是商族祖先王亥发明的，这些史料又进一步进强了这些人的看法。人们认为，这个民族原先肯定有游牧的成分，不然也不会是中国历史上成为马车、牛车的发明者。但商族祖先契是尧舜的司徒，也就是管理天下普通百姓的官，被尧舜封于商地。如果商族是个游牧民族，那么尧舜还会把他封到一个固定地方吗？所以商族一开始也是个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再说如果商族是个游牧民族，那么其迁徙应该是每隔两三年，或者三五年有规律的迁徙，而历史上商族的迁徙并没有规律性，有时候很频繁，而有时候又很稳定。从商朝前期的卜辞和考古资料也可以看出，农业是它的主要经营项目。《汜胜之书》记载：“汤有旱灾，伊尹作区（ōu）田。”作区田的目的是便于水浇灌溉，这说明早在商汤时期，商族的农耕技术就已经很先进了。所以，“游牧说”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那么，“水灾”说呢？古时候水灾的确很多，但修建一座国都并非容易，它耗费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特别是在古代，人力、财力都比较贫乏的情况下，一般只要不是国都被彻底摧毁，人们一定会通过生产自救来重建家园，绝不会随便迁徙的。再说迁一个地方，重建一座城市，又被摧毁一次，再迁再建，一连反复五六次，难道说商人专拣河水容易决口的地方来筑城吗？他们未免也太傻了吧。如果有都城被洪水淹没、冲毁的事情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是应该有史料留下来的。但恰恰相反，史学家们根本查不到盘庚之前商朝有都城被洪水淹没和摧毁的历史资料。倒是盘庚迁殷之后，有多次记载洪水泛滥成灾、危及殷都的卜辞留下来，殷商在此之后并没有因为水灾而迁都。从《尚书·盘庚》留下的史料还可以看出，盘庚是从奄都迁到殷都的。迁之前，人民都十分留恋亳都，这也证明迁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水灾”。还有仲丁迁隞，很可能就是从郑州迁到荥阳。荥阳现在仍然由郑州管辖，两地相距很近不说，而且考古勘探出来的荥阳商城接近水滨。如果是因为水灾而迁都，那为什么还要把新城修建在水滨呢？由此可见，“水灾”说不可靠。
“去奢行俭”说呢？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从中丁到阳甲，君王一代比一代贪图享乐，奢侈腐化，不知道稼穑的艰难，不留心民众疾苦，一意追求享乐淫逸。盘庚想抑制这种奢侈腐化的恶习，借以缓和阶级矛盾，于是强迫贵族和民众渡河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这种说法最早来自墨子。墨子对统治阶级“繁饰礼乐”和贪图享乐深恶痛绝，他主张“兼爱”“非乐”“节用”“节葬”，所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墨子认为盘庚迁都是为了抑制奢侈享乐。那么墨子有没有自己的根据呢？肯定是有的。他所依据的就是：一、中丁至阳甲，贪图享乐，动荡不安；二、盘庚迁都于殷，最初住的是茅屋，非常简陋。其实，根据这两条并不能说明盘庚迁都就是为了抑制奢侈享乐。中丁至阳甲，奢侈腐化是事实。但不迁都，在原来的宫殿基础上扩充改建，这比到一个贫瘠地方平地起家更有利于他们奢侈享乐，而他们中间已经搬迁了四次，所以绝不是为了享乐而迁都。那么，盘庚是吗？理由似乎也不充分。盘庚到殷住茅屋，一来可能是因为搬迁匆促，新城未建，只好先搭茅屋居住；另外一种原因，我们知道盘庚搬迁时，反对的人很多，以至于搬迁几乎进行不下去。盘庚如果到殷，先给自己建立宫殿，让别人在野外忍饥受冻，那么，反对的人一定会更多，盘庚很可能就要倒台。所以盘庚临时搭建茅屋居住，这只是应急措施，并不能说明这次迁都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奢侈腐化。当然，盘庚这次迁都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就是这次迁都才挽救了商朝灭国的危险，使殷商再次兴旺发达起来，所以盘庚迁都，历来学者对它评价很高。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王位纷争”说。五迁之中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不完全是。就史书记载，中丁之前的太戊时期商朝政局是清明和稳定的。再者，中丁是在即位之初（元年）即已迁都，故应该排除中丁即位以后发生政治****导致迁都的可能性。即使有王位纷争导致的严重混乱局面，也不至于如此频繁地迁都。
每次迁都的原因可能不完全相同，可能有水患的原因，也可能有别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则应该与“九世之乱”有关。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有的王子为了摆脱政敌的麻烦和骚扰而进行迁都，有的王子为了与政敌相抗衡，在旧都之外，另设立新都，在战胜了政敌之后，因新设都城已具规模，旧都因战乱已经被焚毁，故新都就被确定下来，成为新都城。因此，王位纷争应该是他们反复迁都的主要原因。
盘庚即位之后，殷商的政治、军事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方面更加恶化，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激化。从《尚书·盘庚》可以看出，当时贵族与平民、贵族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为了维护商王朝的统治和确保奴隶主王朝的秩序，盘庚毅然决定迁都，一方面可以削弱那些世袭大贵族的势力，从而加强王朝的权力，另一方面借助迁都之举来转移平民的反抗，缓和贵族和平民的关系。
另外，从军事角度考虑，自中丁以来，由于“九世之乱”，商王朝被迫到处迁徙，以至于南庚时偏居于奄。到了阳甲时，商朝也没有振兴起来。继阳甲为王的盘庚，为了振兴先王的大业，就应该把都城迁移到原来商朝的中心区域--殷，这不仅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军事基地，有利于战争的进行，而且也可以使商族统治阶层时时想起祖先的功业，反思自己的行为。
再者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迫使盘庚必须迁都。到盘庚时，商王朝遇到了许多灾害：水泉沉溺，河水泛滥，老百姓流离失所，没有安定的生活。这实质上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系。盘庚时期，殷人的社会矛盾已经日趋恶化，贵族夺取了大量的土地，聚敛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他们只知道奢侈腐化，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人民厌倦生产，四散奔逃，从而造成了土地荒芜，土质变坏，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民众的生产、生活、居住等条件更加恶劣，以致在当时频仍的水灾（包括久雨积水和河水泛滥）面前逐渐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能力。如果再不迁徙，那就无法生存下去。
那么新都殷墟（今天安阳）的生态环境如何呢？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殷墟是前带河、后被山，北有漳、滏二水，南有开阔平原，而洹水流经其间；气候较为温暖，土质松软，周围又有许多沼泽地和丛林，既利于农业，又利于狩猎和手工业；东边的大河虽然常常有泛滥的可能，但是殷墟居于由西向东的缓慢倾斜地带，这样就可以得到大河的益处。新都殷墟既有农牧业资源，也有矿业资源。鉴于上述多种因素，盘庚决定迁都于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