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虽然我们对悲伤的同情通常比我们对快乐的同情更强烈，但它强烈的程度一般总远不如当事人本能的感受尽管我们对悲伤的同情比我们对快乐的同情并不更加真实，然而却更加受人注意。同情这两个字，其最确切和最原始的意义，是表示我们对别人痛苦的同感，而不是对别人享乐的同感。新近去世的一位有独创性和敏锐的哲学家认为有必要通过辩论证明我们对快乐具有真实的同情，祝贺就是人性中的一种本性。我相信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证明怜悯也是这么一种本性。
首先，我们对悲伤的同情在某种意义上比对快乐的同情更普遍。即使悲伤是过分了，我们仍然可能对它会有某些同情。诚然，在这种场合我们所感受的并不会达到那种完全的同情，也不会达到构成赞同的那种情感上的完全和谐和相通。我们没有和受难者一道哭泣、呼喊和悲痛。相反，我们意识到他的弱点和他夸大了的激情，然而我们仍常常对他感到一种合理的关切。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和分享另一个人的快乐，我们就会对他没有任何的关切或同感。一个又跳又蹦、手舞足蹈、毫无节制和莫名其妙地快乐的人，而其快乐又为我们所不能共享的人是我们鄙视和义愤的对象。
此外，不论是精神或肉体的痛苦都是比快乐更具刺激性的一种情感，而我们对痛苦的同情虽然远不如受害人所自然感受的，然而比起我们对快乐的同情通常是一种更加活跃和明确的感受，虽然后者如同我马上就要说明的那样，通常更加接近于原始激情的天性的快活。
首要的是我们常常竭力控制我们对别人悲伤的同情。任何时候只要是不在受害人的监视之下，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总是竭力尽我们的可能把它压制下去，不过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采取的与它的对抗，以及勉强的对这种对抗的屈从必然使得我们更加特别地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理由去为我们对快乐的同情制造对抗。如果说这里面存在有什么妒忌，那么我们对它就从来不会感到丝毫的同情；如果这里面没有妒忌，我们就会毫无勉强地对它表示同情。相反，由于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妒忌感到羞愧，因而当我们由于那种不愉快的情感而不能那样做时，我们常时假装，有时甚至是真的愿意去同情别人的快乐。也许，当我们心中真正感到十分抱歉时，我们会说，我们很高兴我们邻居交了好运。当我们很想摆脱对悲伤的同情时，我们常时会对悲伤感到一种同情。而当我们很想对快乐有一种同情时，我们却感觉不到那种对快乐的同情。因此，自然而然我们就必然形成这样一个明确的看法，那就是我们对悲伤表示同情的倾向必然是十分强烈，而我们对快乐表示同情的意向必然是十分微弱。
不过，尽管存在这种偏见，我还是敢肯定在没有妒忌的情况下，我们对快乐表示同情的倾向要比我们对悲伤表示同情的倾向强烈得多。我们对令人快乐的情绪的同感要远比我们对痛苦的情绪所设想的同感更加接近当事人所本能感受的程度。
第二章 论野心的起源以及社会阶层的区分
因为人类乐于同情我们的快乐，而不大乐于同情我们的悲伤，所以我们炫耀我们的财富，而掩饰我们的贫困。没有什么东西比被迫在公众面前暴露我们的贫苦更加令人感到羞辱的了，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比把我们的处境公开在所有世人的面前令人感到更加难堪的了，然而却没有比无人能想象出我们所受的痛苦的一半更加令人感到难过的了。而且，主要是出于对人类这种情感的考虑，我们追求财富和回避穷困。这个世界上的劳碌和奔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什么是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势和至高无上的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满足天性的要求吗？那么一个最卑贱的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满足了。我们知道它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家庭的衣食住。如果我们严格地考察一下他的开支，我们定会发现其实他大部分的工资都是花费在了生活便利品上，而且那些东西都可以被视做是多余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他甚至会花费一些钱在爱虚荣和获取名望上。那么我们对他的境况感到厌恶的原因又何在呢？那么为什么在上层社会里受过教育的人要把他的处境——甚至无需劳动，同他吃一样简单的伙食，住在同一低矮的屋檐下，穿同样朴素的衣服——视做还不如死呢？是他们认为他们的胃比较高贵，或者在宫殿里他们要比在茅舍里睡得更香甜呢？而人们常常所见的正好相反，而且显而易见确实也是如此。虽然从来没有人说出过，但是却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事实。那么贯穿所有不同阶层人们间的那个竞争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通过我们称做的不断改善我们生活条件的人生伟大目标而想得到的好处又是什么呢？受到注视、受到关注、受到重视以及同情、自我满足和赞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指望从中获得的。然而吸引着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安逸或快乐。但是虚荣总是建立在深信自己是关注和赞同的对象的信念上的。富人为自己的财富而感到荣耀。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他感到人们都乐于附和他的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激情，而这些令人愉快的激情正是他的地位极其容易在他身上所激发的。想到这一点，他的心仿佛都膨胀大了并扩大到了他的全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他的财富比对他所能获得的其他好处更加热爱。相反，穷人为自己的贫困而感到耻辱。他感到穷困要么使人们根本就不理睬他，即或他们对他有什么关注，他们对他所遭受的悲惨和苦难也不会有什么共同感。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他感到受到了屈辱。因为被忽视和不被赞同尽管是两件全然不同的事情，然而如同朦胧遮住了荣誉和赞同的阳光，使它们照耀不到我们一样，感到我们自己的被忽视必然使人性中最令人愉快的希望发潮，使人性中最炽热的欲望感到失望。穷人走进走出无人注意，当他们处在人群中时也是处于同样的朦胧之中，宛如把自己关在自己的陋室里一样。给予处于他的境地中的人们的任何卑微的关切和讨厌的照料不能给放荡的人提供任何乐趣。他们不再看望他，或者如果他的极度的困苦使他们不得不看他一眼时，那也仅仅是为了把如此令人不快的一个事物从他们中剔除出去。那些幸运的和得意的人对这种不幸的人竟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礼，并且用自己令人厌恶的惨状来扰乱他们幸福的宁静而感到惊讶。相反，有地位和有身份的人为世人所尊重。每一个人都渴望去看看他，并且想像一下（至少是通过同情）他的处境必然会在他身上激发出的那种快乐与狂喜。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公众关注的对象。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个手势都全然不会被人忽视。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上他是所有的眼睛注视的焦点。他们把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们期待着，希望能从他给他们的印象中得到指点；而且，只要是他的行为不是全然荒谬的，他就时时刻刻都有机会吸引着人们，使他自身成为关注的对象以及他周围每个人同情的对象。虽然伴随着这一点会给他加上一种限制，使他丧失自由，然而这一点更使大人物成为了羡慕的对象，并补偿了在追求它的过程中他所必须经历的辛劳、焦虑和苦行；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得到这一点他必须永远丧失所有的悠闲、安逸和无忧无虑的安全感。
当我们用想像所乐于使用的那些虚妄的色彩来描绘伟人所处的条件时，他的生活条件几乎显得像一个完美和幸福状态的抽象概念。这正是我们在所有的白日梦和懒散的梦想中给自己描绘出来的最终目的所处的那种状态。因而，我们对能处于那个状态中的人的满足抱有一种独特的同情。我们赞同他们所有的爱好，支持他们所有的愿望。我们认为任何破坏和损坏一个如此令人愉快的环境的东西都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我们甚至希望他们能够永恒不死，而且对于死神将最终给如此完美的一种享受画上句号似乎感到难以接受。我们认为造物主把他们从显贵的位置驱赶到造物主为他所有孩子准备的那个卑贱然而好客的家里去实在是太残酷了。“伟大的国王万寿无疆！”是按照东方的奉承方式讲的一句恭维话。如果经验不曾告诉我们那是荒谬的话，我们将会很乐意说这种恭维话。降落在国王们身上的灾难，对他们身上的每一个伤害，在旁观者的心中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恨要比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时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恨大十倍。正是国王们的不幸才为悲剧提供了适当的题材。在这一方面它们类似恋人的不幸。这两种处境都是戏剧中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主要东西。因为尽管理性和经验能告诉我们相反的东西，但是想像力的偏见热衷于给予这两种状态一个其他任何事物所不可能有的幸福。因而去扰乱或终止这样一种完美的享受就显得是所有一切伤害中最残酷的了。阴谋杀害君王的叛徒被认为是比所有其他杀人犯更为可恶的魔鬼。在内战中所有无辜者所流的鲜血引起的义愤都不如查理一世的死所激起的义愤那么强烈。一个不了解人类本性的人，在看到人们对他们下属的悲惨所表现的冷漠和看到人们对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所遭受的不幸和伤害所表现的遗憾和义愤，将会以为上层人物的疼痛和临终时的抽搐要比地位低下的人们的疼痛更加剧烈，抽搐更加可怕。
人类正是在对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所有激情的认同的倾向上建立起了等级的差别和社会秩序。我们对地位高的人所表现的谄媚更多地是出于我们对他们地位的优越的羡慕，而不全然是出于指望从他们的善意中得到什么个人好处。能够受到他们的恩惠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而他们的财富却几乎引起了所有人们的关注。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实现一系列十分接近完美的幸福，我们愿意为了他们的满足而为他们服务，除了表示我们施恩于他们的一种虚荣心和荣誉外，并不要求其他任何补偿。我们对他们的意愿的遵从，并不主要是或者说完全是建立在对这种屈从的效用以及主要由其支撑的社会秩序的考虑上。甚至当社会秩序看来要求我们反对他们时，我们都很难接受这一点。国王是人民的公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应该服从他们、抵制他们、废除他们或者惩罚他们，这是理性和哲学的原理，但不是造物主的意旨。造物主教导我们为了他们的原因去屈从他们，在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面前战栗膜拜，把他们的微微一笑视做是一种足以补偿所有效力的奖赏；同时惟恐他们不满，尽管他们的不满并不会引起别的什么不幸，但却把他们的不满当做最大的耻辱。在各方面要把他们当做一般人来看待，在通常场合与他们论理和争论需要极大的勇气，恐怕没有人有这种气魄能够敢于这样做，除非他们具有某种家庭和亲属关系。最强烈的动机，最狂暴的激情，害怕、憎恨和愤恨都不足以抵消这种对他们的天然的尊敬的倾向。他们的行为不论是公正的或不公正的，必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已激起了极大的不满，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会起来用暴力对抗他们或者希望看到他们受到惩罚或废黜。甚至即使达到了这个程度，他们时刻都可能手软，旧病复发，习惯地遵从那个他们一贯视为天生高于自己的人。他们不能接受对君王的侮辱。同情马上就替代了愤恨，他们忘记了他过去所有的恶行，他们旧的忠君的天性又复活了，于是他们又用他们从前用以反对旧主的暴力去重建他们旧主的被破坏了的权威。查理一世的逝世带来了皇室的复辟。当查理二世在船上企图逃跑被逮捕时，对查理二世的同情几乎阻止了革命，使得革命进行下去比以前要更加困难。
大人物是否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博得群众的钦佩的代价是太便宜了呢？他们是否似乎也想像过对于他们也和对于其他人一样，必须用汗水或鲜血才能换取到钦佩呢？年轻的贵族是被教以用什么样的功绩来维护他的阶级的尊严，使他有资格高于他的同胞？他的祖先是以自己的德行来达到那个地位的。年轻的贵族是否被教以用学问、勤奋、耐心、自我克制还是什么别的德行来达到那个地位呢？由于他所说的话，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他学会了习惯性地关心自己日常行为的每一细节，而且学会了用最严格的礼节完成每一细小的职责。由于他意识到他是多么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是多么乐意于取悦于他的所有爱好，所以在那些最无关轻重的场合他的举止都是那么自在和庄严。而这种自在和庄严又是由他的上述思想所自然激发出来的。他的风度，他的举止和行为一起构成了他对自己地位的那种高雅和优美的优越感，而那种优越感是天生卑贱的人所不可能达到的。这些都是艺术，他正是企图通过它们使人们更容易地屈从于他的权威，更容易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支配他们的意志，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鲜有不成功的。这些艺术，在地位和权势的支持下，在通常的场合足以统治世界。路易十四在其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中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被视做是伟大君王的最完美的典型。但是他是凭借他对全部事业的一丝不苟和从不妥协的公正吗？是凭借他所经历的巨大危险和困难吗？还是凭借他在追求那些事业中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是凭借他渊博的知识，凭借他敏锐的判断力，还是他的英雄气概？他全然不是凭借的这些品质。首先他凭借的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国王的王位，因而在欧洲各国的君王之中拥有最高的地位。其次照历史学家的说法，他的形态比所有廷臣都优美，他的容貌的庄严美丽无与伦比，他洪亮而动人的声音能博得所有见他而生畏的人的欢心，他的每一步和每一个举止都是恰如其分，适合于他和他的身份，而他那独特的举止在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就会显得荒唐可笑。他在同他说话的人身上引起的局促不安使他暗自高兴，并因此而更加感到自身的优越感。一个年老的军官在请求他一件恩赐时惊慌失措结结巴巴，最后讲不下去只得说：陛下，我希望您相信我在您的敌人面前是不会这样哆嗦的。于是这位军官毫无困难地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东西。这些微不足道的伎俩凭借着他的地位，毫无疑问也凭借着某种程度的其他才能和德行，不过那些并不超过平庸之辈的才能和德行却为这位国王在他的年代建立起了他的至尊的地位，甚至赢得了后代对他极大的尊敬。在他的年代，在他的面前，所有其他德行与他的这些相比似乎就都显得无任何优越可言了。知识、勤奋、勇猛和仁慈在他的上述伎俩面前都要战栗，感到羞愧并失去其所有尊严。
但是地位低下的人决不能指望凭借那类伎俩来出人头地。讲礼貌是大人物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美德，但是它并不能给其他的人带来荣誉。纨子弟模仿大人物的姿势，通过他们日常行为的高度的适度假装显赫，所得到的只是人们对他们的愚蠢和自以为是的双倍的蔑视。一个别人认为不值一顾的人为什么需要如此去关切他抬头的姿势，或者他穿过房间时双手所放的位置呢？肯定他的留心是太过多余的了，同时他也是刻意要表现出他的自身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认同的。最完美的谦逊和朴实，对同伴应有的尊敬以及相称的不经意，应该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行为的主要特点，如果他想出人头地，他必须有更重要的美德。他必须弄到足以与大人物的侍从相抗衡的侍从，然而一个平民百姓除了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脑力活动以外，他没有别的资金可以支付他们。因而，他必须刻苦磨练：他必须获得自己专业中高级的知识，而且在运用中表现出最大的勤奋。他必须刻苦耐劳，在危险中果断，在困难中坚强。他必须通过他所从事的事业的艰难苦楚和负责以及对工作的正确判断，必须通过他在追求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严格和毫不松懈的努力使公众看到他的这些才能。务实和谨慎，慷慨和率直应该成为他的日常行为的特点；与此同时他必须热心于从事所有要求能适度运用其最大才能和美德的工作。在这当中能够光荣地完成它们的人就会获得最大的赞扬。被自己的处境所压抑的具有雄心壮志的人是怀着什么样的一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在四处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啊！不能给他提供这一点的环境在他看来都是不理想的。他甚至满怀热情盼望着对外战争，或者内部分裂；穿过伴随战争和分裂而来的混乱和流血，他甚至暗自喜悦地看到了他能引人注意和得到人们赏识的那些所企盼的机会。相反，那些有地位和有身份的人，他们的荣耀全存在于他们日常行为的得体，他们满足于这些所能给他们提供的不大的名声，他们也没有才能去获得其他的什么东西，所以也不愿把自己卷入任何困难或灾难。在舞会上露露头角就是他们极大的胜利，在风流琐事中获得成功就是他们最大的成功。他们对所有的社会混乱产生反感，这倒不是出于对人类的爱，而是因为大人物从来就不把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人视做他们的同胞；也不是由于缺乏勇气，因为他们从不缺乏勇气；而是出于他们意识得到他们没有那样一些环境所要求的那些美德，他们意识得到在那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肯定会被别人从他们身上吸走。他们也许会愿意去冒一点小小的危险，实行某种运动，当那种运动正是一种时尚的时候。但是当他们一想到某种境遇要求持续而长期的忍耐、勤奋、刚毅和操心时他们就吓得发抖了。因为这些美德是在出身高贵的人的身上不可能见到的。因而在所有的政府中，甚至是在君主国中最高的职位，通常都是被中层和下层生活中受过教育的人所占据，整个的行政事务都是由他们在管理。他们是由自己的勤奋和才能而被提升上来的，尽管他们遭到了出身高贵的人的妒忌以及他们的愤恨和反对。但是他们对待他们开始是鄙视，随后是妒忌，最后只得满足于以相同的可怜的卑贱而屈从于他们，而这一点正是他们原先企望其余的人对他们所应有的态度。
正是由于丧失了对人们感情的这种轻松控制使得从高贵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变得使他们如此的无法忍受。当马其顿国王的一家被保卢斯·埃米利乌斯在胜利中带走时，据说他们的不幸使得他们一家和征服者成为了罗马人民关注的对象。旁观者看到年幼无知还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的皇室子女深受感动，他们在欢庆成功中表露出了极其体贴的悲伤和同情。国王走在行列的第二位，他仿佛像一个惊慌失措的人，由于这场巨大的灾难而丧失了所有的情感。他的朋友和大臣们跟在他的后面。在他们行进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把眼光投向他们的被赶下台的国王，而且一看见他，他们就禁不住眼泪盈眶。他们的全部行为表现出他们所思考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不幸，而一心所想的是国王的不幸。相反，宽宏大量的罗马人用鄙视和义愤的眼光看着他，认为他遭遇如此巨大的灾难而居然能如此卑贱地苟且偷生根本不值得同情。况且那是一些什么样的灾难啊？根据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说法，他必须在一个强大而又具有人性的人民的保护下消磨他的余年，其所处的状况似乎应该受到妒忌：富足舒适，休闲和安全，即使他做出什么蠢事，他也不可能会再跌到哪里去。但是他不再会为笨伯的颂扬，以及从前习惯于时刻侍候着他的一些阿谀奉承之辈和扈从们所包围。他不会再受到群众的注视，他也不再有权势使自己成为他们尊敬、感激、热爱和钦佩的对象。民族的激情不再是根据他的意向而铸造。这就是那个被剥夺所有情感的国王所遭受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灾难。它使他的朋友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不幸，而罗马人的宽宏大量却无法想像一个人怎么能为了生存而如此卑贱。
罗斯弗哥公爵说过，“爱情通常都为野心所替代，而野心则几乎从来未被爱情所替代过”。野心这种激情一旦控制了一个人的心胸，它就既不会容许有竞争者，也不会容许有后继者。对那些已习惯被这种激情所控制的人，甚至希望获得公众钦佩的人来说，其他的所有快乐都令人厌恶和索然寡味。在所有被抛弃了的政治家中，他们为了宽慰自己虽然一直在学着战胜野心，鄙视他们不再可能达到的荣誉，然而又有几个能够在这一点上成功了的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无精打采和枯燥无味的懒惰中打发日子，想起他们自己的卑微就愁眉难展，无法使自己对私人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发生兴趣，除了谈论他们先前的得意，他们没有欢乐。除了从事光复旧日门庭的某种徒劳无益的方案设计外，他们自己无任何满足。你真的决心不再用你的自由去换取宫廷的奴隶，去过一种自由、无忧无虑和独立的生活吗？要坚持这个有德行的决定看来可能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也许也仅有一条，那就是永远不要走进那个从那里很少有几个能够回来的地方，永远不要进入野心圈，也决不要把自己拿去和那些在你之前已经受到半个人类所关注的尘世的主人们相比较。
在人们的想像中处于普遍的同情和关注的地位似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且这样一来，地位也就是那个把高级官员的妻子区分为与众不同的、伟大事物也就成为了人们生活部分劳动的目的；就是所有喧哗和忙碌，抢劫和非正义的原因。它们也把贪婪和野心带进了这个世界。据说，有理智的人确实蔑视地位；也就是说，他们蔑视餐桌上首席这个坐位。他们也漠不关心谁由于某一细小的情况——而最小的一点功劳也要比这种琐事重要——而被同伴们所注意。然而，等级、盛名、杰出却没有人会鄙视。除非是他已升居高位远高于沦为社会底层远低于人性的这一普通标准。除非他对智慧和真正的哲学是如此的坚信，满足于只要他的行为得体他就会成为赞同的恰当对象，至于他是否有人听从或赞同无关重要。或者他已经如此地习惯于认为自己卑贱，深陷于懒惰的和醉鬼似的冷漠之中，以致完全忘记了愿望和几乎忘记了对优越地位的愿望。
成为人们庆贺和同情关切的对象是璀璨夺目的成功的一个条件；同样再也没有什么比使人感到我们的不幸不是同情的对象，而是我们弟兄们蔑视和厌恶的对象更加使人郁闷的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最可怕的灾难经常并不是那些最难忍受的痛苦。在大庭广众之中显得自己遭受到了小的不幸，要比显露自己遭受了大的不幸更加使人丢脸。因为前者激不起同情，后者虽然激不起与受害人所感受的痛苦相应的同情，然而还是可以激发一种非常生动的同感。在后一场合，旁观者的情感远没有受害人的情感那么广阔，但是他们的不完美的同感却给处于痛苦中的他某种支撑。在一伙欢快的人群面前，一个绅士如果身上沾满了泥土和打满了补丁，他会觉得比身上沾满了血污和受了伤更加丢脸。后者会引起人们的怜悯，而前者则会激起人们的大笑。如果法官宣判给一个罪犯戴上颈手枷示众，这对他的侮辱要甚过判处绞刑。几年前一个国王在队伍的最前头笞杖了一个普通军官，使他蒙受了无可挽回的耻辱。如果那个国王用剑刺穿他的身体，他所受的惩罚也将要显得轻得多。依据荣誉法，为了某一显而易见的理由被处以笞杖要比被处以剑刺更加令人羞辱。当一个把受到羞辱看做是最大的不幸的绅士受到这些轻微的惩处时，富有人性和宽宏大量的人民就会认为他受到了最可怕的惩罚。因而对于那一阶层的人，当法律在许多场合是应该给他们处死时也总把那些惩处搁置一旁，首先是尊重他们的荣誉。不论犯了什么罪，鞭笞一个有地位的人或者把一个有地位的人套上颈手枷都是一种野蛮的行为，除了俄罗斯，其他欧洲的政府是决做不出这种事情的。
一个勇敢的人不会因为被送上绞架而被人鄙视，但被套上颈手枷他则会被人鄙视。他在前一种情况下的行为能赢得普遍的尊敬和赞赏，在后一种情况则没有什么行为能够使他获得人们的喜爱。在前一种情况旁观者的同情支持了他，使他免于羞辱，因为他的不幸只是他个人的感受，这种意识则是所有情感中最不能忍受的了；在后一种情况则不存在同情，如果有任何一点同情的话，那也不是对疼痛的同情，因为那是小事，而是对他的意识——没有人对他的疼痛表示同情——的同情。这种同情是对他所蒙受的羞辱的同情，而不是对他的悲伤的同情。那些怜悯他的人为他而脸红而垂头丧气。而且感到自己由于受到某种惩罚（尽管不是为了什么罪行）而永世抬不起头。相反，一个怀着决心去死的人，由于人们对待他会自然地怀着尊敬和赞许，因而他自己也会带着同样无畏的神色去面对死亡。而且，如果他的罪行没有剥夺掉别人对他的尊敬，那么惩罚也将不会剥夺别人对他的尊敬。他不必怀疑他的处境是任何人鄙视或嘲笑的对象。因而他能十分得体地摆出一种不但十分平静，而且是胜利和得意的神态。
卡迪纳尔·德·雷斯说：“巨大的危险有其自身的魅力，因为即使我们失败了，从中也可得到某种荣誉。但是不大不小的危险，则除了恐惧以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因为伴随着失败总是丧失名誉。”他的格言与我们刚才所谈论的惩罚问题有着相同的根据。
人类的美德高于疼痛、贫困、危险和死亡。它无需做出最大的努力就可蔑视它们。但是让人的不幸遭受侮辱和嘲笑，在凯旋得胜的队伍中当俘虏，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在这种境地中人类美德却很难始终如一。与人们的轻蔑相比起来，其他一切外来的灾祸却都是容易忍受的。
第三章 论由于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而蔑视或忽视穷苦卑贱的小人物而引起的道德情感的堕落钦佩和几乎崇拜富人和有权势的人，鄙视或至少是忽视穷苦和卑贱条件中的小人物的倾向，尽管是建立和维护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感堕落的最普遍的原因。财富和显贵经常受到本只应属于智慧和美德的尊敬和钦佩。不道德行为和愚蠢本应是蔑视的最恰当的对象，但蔑视却常常是极不公平地加在了贫穷和软弱的头上，所以历来也就一直受到道德学家的抱怨。
我们都想成为受人尊敬的人，并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害怕做被人看不起的人，并受到蔑视。但是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马上就发现智慧和美德决不是惟一受到尊敬的对象，恶行和愚蠢也决不是惟一受到蔑视的对象。我们时常发现世人的尊敬的目光强烈地关注的是富人和大人物，对他们的关注远超过对智者和有德行的人的关注。我们时常看到有权势的人的恶行和愚蠢所受到的蔑视远少于无辜者的贫困和软弱所受到的蔑视。值得尊敬、获得尊敬和享有人们的尊敬和钦佩是野心和竞争的伟大目的。我们面前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同样地可以带领我们去达到这个我们如此渴望达到的目的。一条是通过学习智慧和履行道德；一条是通过获取财富和名位。对于我们的竞争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品格：一种是高傲的野心和毫无掩饰的贪婪；一种是谦虚和公正。这样就向我们提出了两种不同模式，两幅不同的景象。根据它们我们可以塑造我们自己的品德和行为：一种是比较华丽而俗气的光彩夺目；一种是比较正确而且比较优美的轮廓。一种是吸引每个游移的目光；一种是仅仅吸引最好学和最细心的观察者的注意。他们主要是聪明和有道德的人，也许我可以说是一小部分的精英。他们是真正的和坚定的智慧和美德的赞美者。人类中的大部分都是财富和显贵的赞美者和崇拜者，而且看来更加异乎寻常的他们往往是财富和显贵的无偏见的赞美者和崇拜者。
我们对智慧和美德所怀有的尊敬，毫无疑问不同于我们对财富和显贵所抱有的尊敬。而且也无需特别好的辨别力就可以对它们加以区分。但是尽管有这个区别，那些情感相互之间却有着相当大的相似之处。无疑地在某些特有的特征上它们是不同的，但在外部表现的总的神态上它们几乎一致，以至于粗心的观察者常易错把这一个当成了那一个。
在功劳同等的情况下所有的人总是对富人和大人物比对穷人和卑贱者更加尊敬。大多数人对前者的傲慢和虚荣的钦佩远远要超过对后者的朴实和有真凭实据的功劳的钦佩。
只有由于功劳和美德而获得的财富和显贵的地位才值得我们尊敬，这样说也许又太难听了，而且是对高尚的道德的不恭。然而，我们必然承认，不论什么样的财富和显贵的地位几乎总是可以获得尊敬的。因而，在某些方面它们可以被视为尊敬的自然对象。毫无疑问罪恶和愚蠢可能玷污那些高贵的地位。不过其罪恶和愚蠢必须是非常巨大，它们才能把那些地位完全玷污。人们对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的放荡行为所给予的蔑视和厌恶要比对一个出身卑贱的人的放荡行为所给予的蔑视和厌恶小得多。后者对节制和体面的准则哪怕有一点点违反通常引起的愤恨都要比前者经常性的和公开的蔑视那些准则所引起的愤恨还要大得多。在中等和低等阶层中通往美德和财富的道路（至少是获得与其地位相称的财富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其相似的。在所有中等和低等的职业中具有真实和坚实的职业能力的人再加上谨慎、正直、坚强和有节制的行为鲜有不获成功的。有能力有时甚至在行为不当时都可以获得成功。不过，习惯性的不谨慎，抑或不讲道义，抑或软弱或浪费则总是会遮盖住而且有时会全然地把出色的职业能力压抑下去。此外，处于低等和中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爬得再高，也决不可能高于法律之上，法律通常会恐吓他们至少要尊重有关公正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条例。这些人的成功也总是有赖于他们的邻人和与他们地位相等的人的帮助和好评。而没有相当规规矩矩的行为是得不到这些帮忙和好评的。因此古代谚语，“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在这类情况下就几乎总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在这类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指望有相当大的程度的美德，而凑巧对于社会的良好道德来说，这些就正好是绝大部分人们所处的境况。
不幸的是在上层社会里情况就不总是这样的了。在宫廷里，在大人物的客厅里，成功和提升就不是依靠聪明和知识广博的同辈人的敬重；而是依靠无知而又自以为是和傲慢的上级的怪诞和愚蠢的青睐；阿谀奉承和说假话也常常比美德和能力更能获得青睐。在这类社会里取悦于人的能力比为国效力的才能更加受到重视。在安全和平的日子里，当风暴还在远方的时候，国王或大人物想的只是娱乐，很容易产生幻想，他不会有机会要任何人来为他效劳，或者说只要那些能使他娱乐和消遣的人就足够为他效劳了。上流社会的人的那种傲慢和愚蠢所具有的华丽的外表和浅薄的成就通常比一个战士、一个政治家、哲学家或立法家的坚强的和男子气概的美德能够获得更多的赞美。所有伟大的美德，所有适用于国会、议院或打仗的美德，都被在这类堕落社会里通常占了上风的傲慢和可鄙的阿谀奉承者们所鄙视和嘲笑。当苏利公爵被路易十三召见入宫请他就某一紧急事件发表意见时，他看到国王的宠幸和朝臣们相互窃窃私语笑他那一身不合时尚的打扮，这个老战士和老政治家说：“当陛下的父亲找我商量国事时，他总是吩咐这些宫廷小丑们退入前厅。”
正是由于我们倾向于赞美，以及倾向于模仿富人和大人物，以至于使得他们能够树立或带领所谓时尚。他们穿着的是时髦的服装，他们谈话的语言是时髦的文体，他们的神态和举止是时髦的行为，甚至他们的恶行和愚蠢也是时髦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以模仿和具有这些品质而自豪，其实它们玷污了他们，也贬低了他们。虚荣心很重的人常装出一种时髦的铺张浪费的神气，但他们的内心并不赞成它，而且也许他们事实上并不铺张浪费。他们只不过想为他们自己都不认为值得称赞的东西受到称赞，同时他们又为他们自己有时在暗中履行的一些不合时尚的道德而感到羞愧。而对那些美德，他们暗自里又怀有某种程度的真诚的敬意。他们是财富和地位的伪君子，也是宗教和美德方面的伪君子。一个崇尚虚荣的人他一方面喜好装做他原本不是的那个样子，而在另一方面却非常狡诈。他假装过着他的上级的那种拥有豪华车马和扈从的生活，而根本就没有考虑他们上级的任何值得赞美的东西是来自于与他们的地位和财富相适应的美德和财产，而且只有与那相适应的地位和财富才能获得和很容易支撑其开支。许多穷人把自己的荣誉置于自己的幻想之中，把自己想像成为一个富人，根本不考虑名望所附加在他身上的那些责任（如果我们可以用如此受人尊敬的这个名称来称呼那类愚蠢行为的话），而要履行那些责任马上就会使他沦为乞丐，而且使他的地位比以前更加不像他所钦佩和模仿的那些人的地位。为了达到那种令人羡慕的境地，追求财富的人常时放弃道德的途径。因为极为不幸的是通向财富的途径和通向道德的途径有时完全处于极端相反的方向。但是具有野心的人自己欺骗自己，说在他现在所走去那个美妙的境地里他将有许多方法可以获得人们的尊敬和赞颂。而且他会能够表现得十分地体面和风雅，他将来行为的光泽将完全遮盖或抹去他在达到这个高位时所采取的步骤的肮脏。在政府里许多追求高位的人都是把自己凌驾于这个法则之上。因而，只要他们能够达到他们野心的目的，他们是不怕人们要求他们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负责的。所以他们不仅竭力欺骗和作假，这些从事阴谋和结党的常见庸俗的手法；而且有时还通过穷凶极恶的罪行，通过暗杀和行刺，通过反叛和内战以排挤和消灭反对或阻挡他们向上爬的人。不过他们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通常都是除了受到应有的可耻的惩罚外一无所得。不过，即使他们幸运地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高位，他们也总是对他们原先指望享受的幸福感到极端痛苦和失望。因为一个具有野心的人真正追求的往往不是安逸或快乐，而是这种或那种荣誉，尽管常常是被十分误解了的荣誉。然而他们的高位所带给他的荣誉不论在他自己的眼中，还是在他人的眼中看来都是受到了他向上爬时所采取的手段的肮脏所污染和亵渎。虽然通过挥霍各种资财，通过极度地沉溺于各种放荡的娱乐——这些堕落分子惯常采用的方法，通过繁忙的公务，或通过更加足以自豪和令人目眩的战争，他可以竭力从他自己或别人的记忆中把他过去所做的丑事抹去。然而那些回忆却从来也不会放过他。他乞怜于忘却和健忘的黑暗的力量，然而无效。他记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时那个回忆也告诉他别人必然也同样地记得它们。在最为豪华的伟大盛典中，在从大人物和有学问的人那里用钱收买来的可耻奉承中，在平民百姓比较天真，尽管比较愚蠢的欢呼中，在征服和战争胜利的全部骄傲之中，他仍然被羞愧和悔恨的报复性的狂怒偷偷地缠住不放。而且当荣誉似乎是从四面八方把他包围住了的时候，他却在自己的想像中看见阴暗而丑恶的不名誉在紧紧地跟踪着他，而且时刻准备着从他的后面赶到他的前面去。即使是伟大的恺撒，他虽然宽宏大度地遣散了他的卫队，也仍然无法消除他的怀疑。对法赛利亚的记忆依然时刻萦绕在心头。虽然在元老院的请求下他宽宏大量地宽恕了马尔塞鲁斯，他告诉元老院他不是不知道所进行的企图谋杀他的阴谋，然而由于他已享足天年和荣誉，他死也满足，因而他藐视一切阴谋。也许，他活的是足够久的了。但是一个人当他从曾希望获得好感和仍然希望能成为好朋友的人们那里所得来的是他感到自己成为了如此愤恨的对象时，那么他肯定是为了真正的荣誉活得太久了，或者说他肯定是为了能够享受从与他同等地位的人的爱戴和尊敬之中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活得太久了。
§§第二部分 论功劳和过失；奖赏和惩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